2015年，山西吕梁孝义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副主任王震私用公车，醉驾撞死2名矿工之子后逃逸，事后投案，称不知自己撞了人。之后，吕梁市检察院指控其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吕梁市中级法院审理后，认定该罪名不成立，仅以交通肇事罪判处王震有期徒刑5年。2017年4月10日，吕梁市检察院向山西省高院提起抗诉。同日，2名孩子的父母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的上诉状，要求改判。
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驾车严重威胁到他人和自身的生命安全，甚至将危及公共安全。目前，现行法律以驾驶者血液酒精含量的标准制定了双重惩罚标准，酒精含量达到20mg/100ml但不足80mg/100ml的，属于饮酒驾驶，涉及行政处罚；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80mg/100ml的，属于醉酒驾驶，涉及刑罚。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里的“构成其他犯罪”，主要就是指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这三种罪名在量刑上存在较大差异，危险驾驶罪顶多判处1年拘役。交通肇事罪只有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才能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的即便产生了再大损害也只能定3到7年有期徒刑。而若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即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也将定3到7年有期徒刑，若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则将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遗憾的是，对于三种罪名的区别，立法与相关司法解释中均并未明确。最高法曾在2009年制定过《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表述也较为模糊：“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明确司法标准的缺失不仅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便，也直接导致了每每遇到相关案件，司法者无论如何做出裁判，都或将招致某一方乃至社会公众及舆论的质疑，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正如此案中，一审法院与检察院在法律适用上有较大分歧。
客观上讲，每个人对于酒精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显然不能去检测酒驾者的“酒量”，来判断酒驾者因饮酒而失控的控制能力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而需要从酒驾者的其他行为中去倒推。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标准则是酒驾者是否存在其他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通常情况下，一个能够控制自身行为的正常人显然并不会去从事严重交通违法，若是酒驾者在整体驾驶过程中，存在多次闯红灯、严重超速、逆行、逃逸后再肇事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则无论其酒精含量是否构成醉驾，均应当在法律上推定其已经无法控制自身的行为，并让公共安全处于了危险状态。如此才符合法律严惩酒驾的初衷。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公正，最重要的就是赋予司法者更为直接、明确的裁判依据与标准。有权机关有必要对于酒驾的定罪标准进一步厘清，并以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确定下来，不仅为司法者提供裁判尺度，让他们更有能力以最接近法律原意的方式去裁判，同时，更能减少人们对相关司法案件的质疑，维护司法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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