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一功臣，一年后却成了“罪人” - 微言网

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和平解放无疑意义重大，三千年古都、无数价值连城的文物得以保全，功莫大焉。

在我们的传统叙事中，北平和平解放的最大功臣应该是傅作义；但在毛主席的眼里，却是另外一个人——“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位张东荪先生绝对是一位牛人。他是第一代官派日本留学的学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还被皇帝召见，赐予格致科进士。民国成立后，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还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又出任中央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要职，是上个世纪前50年非常杰出的民主人士。

但在张东荪自己看来，这些所有的荣誉、经历，都比不过一件事，就是为北平的和平解放而奔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也称赞他说：“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杯酒之间，化雾瘴为光明。”

那是1948年底，解放军百万大军兵临城下，解放北平只是早晚的事，但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却出于保护古都的良苦用心，提出跟傅作义谈判，希望能化干戈为玉帛，保全古都。

但北平是傅作义的身家所在，岂能心甘情愿地拱手相让？几轮谈判后，双方陷入了僵局。怎么办？中央找到了张东荪，想通过他的社会地位，来做中间人，劝说傅作义早日投诚。

正是在张东荪不计得失的奔走下，傅作义才最终同意了中共提出的要求，将北平古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没有损害一草一木。

新中国成立后，因张东荪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巨大功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要职。

这件事，被有些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们断章取义，用来抹黑那一代领导人。但实际上，张东荪的命运怪不得别人，只是一个天真的知识分子常犯的幼稚病。

早在建国前，张东荪就曾跟毛主席、周恩来等人见过面，张东荪主张亲美，认为新中国要想和平发展，就不能跟美国作对，更不能充当美国与苏联斗争的牺牲品。应该说，张东荪的想法不能算错，用意也是为了国家着想，但毛主席、周恩来这些顶级政治家看问题的角度，肯定跟这些自由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

在建国前，这样的意见冲突还只是思想层面的，也没有引起双方太大的争论，但到了建国后，这个矛盾就开始凸显出来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张东荪得知美国可能要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担心中国被卷进去，出于爱国心理，就秘密联系上了一个美国的特工王志奇，希望能通过他来告诉美国，不要打中国。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张东荪还给了王志奇一份政协的名单，甚至还有当时解放军第九兵团的行动计划。要知道，第九兵团是毛主席钦点解放台湾的主力兵团，后来又被派往朝鲜战场，绝对是主力中的主力。

很显然，张东荪犯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经常会犯的“幼稚病”，天真地以为美国会因为他一个人而改变战略（当然，在心灵鸡汤里这样的故事到处都是），但实际上，他的举动，有意无意地帮美国人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情报。看看第九兵团在朝鲜战场上的惨烈经历吧，不得不让人痛惜！

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抓获，承认了自己是美国的特务，也供出了跟张东荪的关系。于是，张东荪也被判为“卖国罪”。连周恩来也痛心地说：“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

就这样，张东荪从民族功臣，一下子沦落成了国家罪人。但毛主席指示说：“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只是将张东荪撤职，免去了他的牢狱之灾。

1973年6月2日，张东荪病逝。在此前的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成功访华，中国与美国时隔22年后重归于好。据说，张东荪在临终前对家人说了四个字：“还是我对。”

至于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政治层面的东西，实在不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