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一口气撤掉《肿瘤生物学》杂志2012-2016年发表的107篇论文，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包括复旦、浙大、中南、上海交大等，这些论文作者涉及524名中国医生，其名单与机构、科室也被相继曝光。
这件事儿算不算丑闻？也许是，也许即便是，丑闻的性质也不高，对此，各种文章已经做了多重解读、分析和摘清了。例如，论文被撤销是因为学术不端，这种学术不端并非是指论文的内容、数据造假，而是作者提供的评审人子虚乌有。
不过，人们的好奇还是集中于，为何医生要在论文发表时犯这种初级错误。有媒体甚至玩黑色幽默，要拿着524名医生的名单去求医，因为他们专心于治病救人，没时间写论文，才伪造审稿人和让第三方机构代写和润色论文，显然他们的实际治病动手能力比只会写论文的研究人员强了不止100倍。
这种观点也并非全是在逗笑，而是一种实际情况。例如，论文被撤的作者之一、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微创外科主任牛洪欣教授就在肿瘤微创治疗领域颇有建树，开创国内首例腔内导管射频消融治疗食管肿瘤性梗阻，积累60余例，效果显著。有这方面病症的患者显然愿意找他就诊。
不过，这一事件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科学研究人员，尤其是医生的生存状况和方式。论文发表有学术不端，医生固然要做自我批评，但是也有委屈可能要倾诉。这方面，中国科协已经代为表达了一部分，虽然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也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这个说法有各打50大板之嫌，但是，还是要从医生的生存状态来多谈一些。医生的生存一是体现在基本的衣食住行上，为稻梁谋；同时也体现在更高层级的需求上，要取得学术成就和声誉，为名声谋，发表论文就是现在的不二选择。
现在，对所有医生的考核都要看论文，而且如果是列入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就可以在加分晋级、评职称和升工资方面一路绿灯，也是对一位医者行医生涯和学术水平的肯定与赞誉。
然而，对医生的考核最大的标准应当是，治疗了多少病人，治疗效果如何，而非发表了多少论文，这种考核机制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种“原罪”——靶不中的，让考核方式、过程和结果背道而驰。
大量在临床一线的医生每天都被诊治病人的时间占满了，根本就不可能像做基础研究的研究人员一样专职于研究和写论文，要求所有医生都要写论文、发表论文和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论文是在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
对医生的考核首先是效果，最直接的体现是病人的口碑，因此应调研和制定符合医生工作特点和实际情况的考核，大方向是，以诊治病的数量和质量为主，以发表论文为辅，甚至不看论文。
质量的基础是数量，因此，对于医生，首先应当统计的是诊治了多少病人，其次是对这些病人的诊治有无效果以及有多大效果。对于是否有效果，当然需要多方面的评价，一是病人的自我感觉和效果，二是循证医学的证明。
病人的效果可以通过就诊时的随机问卷调查取得，就像对所有服务业的行为一样，应当有一个客观的网上和线下的病人对医疗服务的评价，其中最大的评价就是病人自己感觉到的和体现出来的疗效。这些结果同样可以成为循证医学的大数据。
至于通过循证医学的证明来评价诊治效果，可以通过适合医生写作的方式来体现，例如，简单的病例数据总结、汇总、统计和分析，经过医生之手诊治的病例比较容易总结，而且医生也有体会，是自己的经验之谈。当然，医生的主业诊治疾病，写病例总结或论文是额外的工作，因此这部分分值不应占过大，而只是参考。本质是，让医生不写论文，而是通过诊治疾病的数量和质量来晋级升职和获得职业声誉，这样或许能阻遏论文造假。没有需求，就没有造假。
如果各家医院和卫生主管部门改变对医生的考评方式和标准，就像美国的NBA统计球员的各项数据，如得分、助攻、篮板等，就可以判断和知道一个球员是否有价值、有水平一样，靠对医生工作的各项数据统计，如诊治了多少病人、效果如何、病人投诉量等，就可以得知一位医生是否有水平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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