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安徽淮北市烈山村党委原书记刘大伟，在18年里将村集体资产通过各种渠道转移、侵吞，变为私有，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出逃美国的刘大伟归国被抓后，好多村民放炮庆祝。
中国青年报发表胡印斌的观点：为什么一个小小村官可以在18年里蚕食鲸吞1.5亿元却无人过问？各类监管制度、约束机制、举报渠道为什么统统失灵？刘大伟一开始担任村集体企业友谊二矿矿长，他大肆侵占公共利益就此开始。报道说，刘大伟后来担任了村书记，据说是因为落实上级拆迁任务时手段强硬，那么，除了“拆迁给力”之外，有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一个小小的村官，即便再强势、再蛮霸，若想做到“一手遮天”，往往也难乎其难。除了老百姓的举报，任何一个上级部门的介入，都将形成强大的压力。反之，如果这些对刘大伟都构不成威胁，甚至其主导的友谊二矿与上级相处甚欢，恐怕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头上有顶保护伞。这些问题，随着刘大伟的落网，以及司法程序的展开，应得到解答。既要调查审理清楚刘大伟本人的贪腐问题，也要调查清楚刘大伟依附的利益链条；既要严厉惩治侵吞集体资产的村书记，也要铲除造就刘大伟的土壤。
一个村主任能从集体资产里“吞”上亿元，表明乡村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般“没前途与钱途”。如果村集体能够利用好有关资产发展新产业，留住乃至吸引青壮年返乡，将会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当然，这之中必须厘清产权与监管问题，既不能让“能人”纯奉献，又不能令其一手遮天。村集体的事业应当体现多劳多得，良性机制下的运转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这其实对基层人才的能力与制度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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