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贪腐数千万元，办公室内却挂着“公生明，廉生威”的警句；
主席台上与新任职干部大讲廉洁，可实际上，台下却赫然坐着通过给他送钱买到官的人；
下属眼中“邓书记严肃正经，事务繁忙，想见一面都不容易”，实际上他却沉迷于声色犬马，忙着花天酒地；
人前与妻子相敬如宾，实则早已离婚，却未向组织报告；
……
寡廉鲜耻、贪欲无度、骄奢淫逸，“六项纪律”一个不落全部违反。辖区群众戏谑道：“他的名字就是个笑话——‘为民’吗？分明是害民！”
邓为民，1966年生，1987年参加工作，从小学教师一步步做到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委常委、宣传部长。2006年他调任该市凌河区委常委、副区长，两年后任常务副区长，2011年任区长，2013年走马上任区委书记。组织一再委以重任，他却一点点丢掉初心，最终为群众所不齿。他违纪违法手段之多、涉案数额之巨、行为之恶劣，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锦州市查处的头号违纪者。
应付差事走过场，第一责任人撂荒“责任田”
“咦，人呢？”2015年12月24日，凌河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式上，参会人员都已到齐，却独独不见区委书记。而这样的情景，已是邓为民的常态。
“应付差事、走过场”就是邓为民抓管党治党的真实写照。他在担任区委书记两年半的时间里，只听取过1次关于党建工作的汇报，就连区委常委会也没按时按次召开。上级要求专题学习的重要精神、党内法规等，也被他“见缝插针”安排到其他会议中，敷衍一下就了事。
“从未听过邓书记的党课。”问及落实“三会一课”情况时，该区党员干部一脸懵。而更让大家发懵的是，邓书记经常“消失”，有时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人，再着急的事也只能等。第一责任人完全撂荒了“责任田”，凌河区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考核中连续两年排在末位，也就不足为奇。
长期走过场，导致他缺乏党性修养和党的理论熏陶，总觉得抓党建工作力不从心、抓不到点子上，久而久之积恶成疾、恶性循环，思想上就开始由不爱抓到不想抓，最后演变成了不抓。不抓党建他抓什么去了？
想方设法贪腐。自诩为“经济型”干部的邓为民认为，经济指标搞上去了，面上的政绩就有了，而项目审批、土地流转等工作又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权力寻租空间。在他眼里这才是“名利双收”的“好事”，于是“帮助投资企业排忧解难”成了他的口头禅。而他在帮企业“排忧解难”中共获得“回报”1823万余元。
“这事就这么定了”“这事必须整”，抓起“经济工作”的邓为民很霸气。我行我素惯了，班子集体就成了他眼中的摆设，凡事由他一个人说了算。2011年至2013年间，区政府想征用某处农用地，找到锦州某拆迁安置公司。该公司为拆迁工作共投入1.2亿元，而邓为民在没有经过集体研究和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以2.1亿余元的价格与该公司签下了协议，只此一项，造成国家经济损失9000余万元。
2015年，国家审计署沈阳特派办审计该土地出让项目时发现了问题，由此炸开了邓为民违纪“冰山”的一角。
“吃”完熟人“吃”老板，不谈情分只谈钱
“书房所有的抽屉里，衣服的兜里，他所有的包里，全是钱！”调查人员谈起在邓为民家看到的场景，仍一脸震惊，“从他这一处住宅里查出的各种现金、存折等，共计近4000万元。”这些赃款里面，老板是一个主要来源。
大部分因贪腐“落马”的官员都有被“围猎”的经历，而在邓为民这里，商人老板则成了他“猎食”的对象。
2011年，锦州某公司与韩国某公司签约的一个项目落户在凌河区，邓为民给予该项目各种“关照”，事成之后，1000万元“好处费”就揣进他的腰包。
2015年，某房地产老板因开发手续问题找到邓为民。“这事也能办，但有难度，我得担风险。”邓为民毫不客气地暗示该老板，最后双方以16.2万美元“成交”。邓为民拿到了钱，该老板却迟迟没拿到手续。其后不久，邓为民又以买房为借口向该老板借款100万元。该老板手续没办妥，不敢得罪他，只好照办。事后，邓为民却“忘了”还钱。
除了“吃”老板，邓为民的“猎物”名单里还有各种熟人。同学、校友、邻居乃至世交，有事找他帮忙，摆上钱再谈。“他心里有一个‘价目表’，关系的亲疏以及请托事项的难易程度都是‘定价’的要素。”调查人员说。找他办事的熟人请托最多的就是人事安排。2010年至2016年间，经邓为民安排调动的有30余人，他从中收受财物达471.2万元。
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也不一定办事。邓为民一个校友在区里任副局长，想调整到正职岗位，先后2次共送给邓为民50万元，但直到邓为民被免职，事也没办、钱也没还。当调查人员问及原因时，邓为民答道：“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校友，我得避嫌，另外这个人品质有问题。”多么可笑的答案！
在邓为民这里，钱只进不出，在他被组织调查之后，还有人不断给他打电话、发信息要求还钱。
钱，几乎是邓为民唯一的追求。在他眼里，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衡量。为了钱，一切皆可交易，包括亲情、友情、爱情，而权力则充当了一切交易的媒介。用权如此任性的邓为民，给那些愿干事、能干事、想干事而又不愿同流合污的干部造成了极大伤害，严重危害了凌河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态。
自我放纵无底线，道德操守化灰烟
人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yin*h视频、吸毒工具……这些“辣眼睛”的物品的主人竟是一名曾经的人民教师、受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
“情趣低俗，道德败坏，行为之龌龊令人瞠目结舌。”调查人员这样评价邓为民，吃喝吸毒猎艳，他搞了个“大满贯”。或利用上下级从属关系或以金钱为诱饵，他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在一个商人朋友的引诱下，他迷上了吸食冰毒，甚至怂恿他人一起吸……
在邓为民看来，人生得意须尽欢，身份和优越感的体现就在于“美酒菜肴不断，佳人美女相伴”。奢靡享乐成了邓为民的追求，用了好的想用更好的，尝试了新奇的想尝试更新奇的，久而久之，生活越来越放荡。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生活上的放荡，导致我工作低迷，不思进取，为了满足生活上的需要，想办法给自己捞钱。”
长期悖逆不轨，邓为民心中早已无戒，出入会所、高档酒店是家常便饭，逢年过节收受礼品礼金更是不在话下，他手里持有的VIP贵宾卡几乎涵盖了锦州所有的高档娱乐消费场所，其家里也堆满了各种高档烟酒。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环境下，他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酒是烧身硝焰，色为割肉钢刀。邓为民做人的底线都已在他的荒唐行为下化为灰烬，更遑论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操守和修养。
末路疯狂抗审查，利诱被拒生歹念
“出内鬼了！”2016年6月，市纪委对邓为民立案调查，其后不久，调查人员发现邓为民手中竟有纪委的初核报告。
随着调查的深入，市纪委的年轻干部冯鹏进入调查人员视线。
“他年轻，涉世不深，容易被诱骗。”邓为民利用与冯鹏谈话的机会，开始有意拉拢腐蚀。通过聊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博得冯鹏的同情，通过有意无意地表明和某些领导的关系来暗示自己不会有问题，通过一些虚无缥缈的许诺让冯鹏对他产生依附感。“在我的努力下，我们建立了‘哥们’关系，他帮助我将多笔银行查询信息进行篡改和删除，告诉我案件调查进展状况。”
由于冯鹏接触不到案件的核心内容，邓为民深知光靠这个年轻人不行，便与其商量，打算“突破”关键领导。“常委喜欢抽烟，主任手机坏了。”冯鹏建议邓为民投其所好。之后，邓为民多次给纪委领导打电话、发信息，拿着礼物在其楼下等，但均被拒绝。
“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尽！”眼见无计可施，邓为民狗急跳墙，竟萌生了疯狂的念头，在一个本子上写下了这句话。
他通过判断纪委对自己问题的掌握情况来决定交代内容，每交代一个问题，他就在纸上记下涉案金额，当总金额接近某一量刑档次的上限时，便再不开口。
邓为民早在2014年就已离婚，却一直未向组织报告。为掩人耳目，不让人发现他居住与匿赃的“老巢”，在接受调查前邓为民让司机每天开着空车去他与前妻的居所，佯装接送他上下班；煞费苦心藏匿物品，将装有巨额现金、银行卡的保险柜隐藏在一处闲置多年的房屋内；将大量外币、金条等贵重财物放入矿泉水纸箱中，并与20余箱矿泉水一起堆在放满杂物的地下室……
心为物役，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取代了信仰，成为支配邓为民的力量，他认为自己比组织更权威，名利比党性更重要，享乐比纪律更“霸道”。思想之基松动，三观扭曲，麻木不仁，邓为民心里已没有任何敬畏，行为已没有任何底线。
这样的领导干部被查处，实属必然。2017年3月，邓为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违法问题移交司法机关。
“下棋走错步了可以悔棋，人生走错步了不能悔棋啊！”当邓为民意识到这点时，已经无法回头。（本报记者 康潇宇 刘一霖 通讯员 刘晓光）
忏悔录
当老师的时候，我写过无数篇教案，当秘书的时候我写过多篇总结、讲话，当书记的时候我写过数十篇的经验、报告。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当我眼含泪水、双手发抖写下这篇忏悔书的时候，心都在滴血，真是百感交集，悲痛欲绝。我知道，这都是我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的结果。
我2006年初交流到凌河区工作，从副区长到区委书记，经历了4个工作岗位，干了整整10年的时间。我担任常务副区长之后，发现身边的“朋友”“哥们”显著增多，有请我吃吃喝喝的，有邀请我洗澡、打麻将的，有约我唱歌娱乐的。这些所谓的“哥们”“朋友”为什么愿意和我交往？为什么肯为我花钱？这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就是奔着我的职务来的，就是奔着我的权力来的。只是我当时“沉醉”其中，没有认真思考，没有防微杜渐，当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时，为时已晚。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反对“四风”，我仍然不收手、不收敛，没有畏惧党纪、没有畏惧组织、没有畏惧国法。在全区的干部大会上，我反复要求大家要遵守规定，但当我讲这些话时，内心是矛盾的，底气是不足的。因为自己私下里依然偷偷摸摸地接受着“哥们”“朋友”、老板的宴请，只是组织上不知情而已。这实际就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每逢年节或家中婚丧喜庆事宜，下属、同事、朋友、企事业单位领导、个体老板均以慰问、看望、拜年为名，送给我礼金、礼品、消费卡。面对这么多的东西，自己都搞不清楚是谁给的。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害怕过，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脸红，感到提心吊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积月累，慢慢地习惯了、麻木了，把违纪违法行为视为一种“潜规则”，作为一种办事收钱自然而然的习惯，到最后想收手都收不住了。权力曾经让我风光一时，权力也让我踏进了万丈深渊。我父亲是一名军队的老干部，他当年给我取名“为民”，是让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是我却用公权力谋私，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现在回想，真是悔恨交加！
组织对我立案审查后，我不但没有积极配合组织调查，反而为对抗组织审查，千方百计找关系拉拢市纪委领导和办案人员。在我的努力下，与市纪委一名年轻办案人员建立了“哥们”关系，他帮助我将多笔银行查询信息进行篡改和删除，告诉我案件调查进展状况。当我感觉到组织上肯定要深查了，光靠一个年轻人不行，就与其商量找一找领导，打听了解他们领导的喜好，多次打电话、发信息，在他们住宅楼下等待。当被这些领导严正地拒绝后，我感到绝望，甚至产生了和他们同归于尽的错误想法。现在我明白了，要不是组织上及时地调查，及时地对我采取措施，避免我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这辆刹车失灵的汽车早就不知道滑到哪里去了。
自己由于工作生活上的不检点、不规矩、不自重、不严守底线，错误不断，一犯再犯，不仅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而且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庭给毁了。想想自己即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想想自己即将面临的铁窗生涯，想想自己将孑然一身、疾病缠身、无依无靠，不禁潸然泪下。这是忏悔自责的泪水，是悔恨内疚的泪水，也是请求组织宽恕的泪水。（摘自邓为民忏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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