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山东考生薛德胜的哥哥替他做主，填报了高考志愿：“听说兰州大学很不错，你就报那儿吧。”薛德胜回忆说，“那时候，在大家眼里，除了北大、清华被看作最顶尖的大学之外，国内其他重点大学都差不多，并没有三六九等之分，所以填志愿只是挑大学，而不是挑地区。”从东部大省山东来到遥远的甘肃兰州，薛德胜不觉得有什么吃亏。
如今，身为兰州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兼科研处处长，薛德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想方设法留住人才。他坦承，在兰大度过的36年漫长岁月中，自己也曾有过离开的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兰大教授离职是一个非常普遍和持续存在的现象。
兰州大学这所百年名校，多年来一直在经历一场以人才流失为主要标志的衰落。
光辉岁月
薛德胜读书时赶上了好时候，那是兰大重整旗鼓、焕发活力的黄金年代。
有数据为证：1980年，李政道到中国为美国哥伦比亚、哈佛等名牌大学物理系招收研究生，在为此所设的全国联考中，兰大物理系学生取得第一名；1981~1989年，兰大化学系学生在全国重点大学化学专业学生赴美研究生计划考试中，连续5届名列第一。
还有人做过统计，在各高校1977年后的本科生里，兰大毕业生当选院士的数量居全国第7名，如果排除因合并了众多院校而稍稍领先的吉林大学与浙江大学，兰大实际上能排到第5。由于现在最年轻的一批院士都是在1980年代上大学的，因此这一数据说明了兰大那一时期本科教育的实力。
兰州大学成立于1945年。民国时期的兰大，无论在规模还是名望上，都无法和中东部地区的大学比肩。它真正开始在中国高教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在1949年以后。
1954年，兰州大学成为14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之一；1960年，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在西北地区是唯一的一所。
兰大是当时国家战略的直接受益者。毕业于该校中文系的专栏作家十年砍柴曾做过10年的教育记者，他在回忆母校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兰大得益于强大到远迈历朝的行政力量，短时间内，集权的政府效率高于民主的政府，不需要谈判和博弈，用政府那只大手，就能让人、财、物流向贫瘠的西北。新政权全面学习苏联，处于版图腹心的兰州成为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高等教育的资源也因此向兰州大学倾斜。”
那时候，兰州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有7个在兰州。兰州石油化工厂、兰州炼油厂这两个后来被称为“共和国石化长子”的大项目的上马，急需石化领域的人才，兰大化学系因此得以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学科。
已故中科院院士刘有成在其访谈录《一生执着自由基》里回忆，1954年，他排除阻挠，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到新中国，等待政府分配工作。当时的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好几所高校都向他发出了邀请，但高等教育部的一位司长找他谈话，说兰大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几所大学之一，希望他到兰州去。
当年，像刘有成这样学成回国的海归人才，被中央政府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的还有很多。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兰大各学科的顶梁柱与国内学界的大腕。
为支援兰大建设，当时的高教部还把复旦大学有机化学专业并入了兰大，并且从东部地区的复旦、南大等高校调来一批教师和研究生，又从北大分配来一批研究生，使得兰大化学系的师资力量瞬间变强。如今，化学系仍旧是兰州大学科研实力最强的专业，在全球学科排名中进入前1‰。
兰大发展历史上的夺目光辉，与其两任校长不无关系。兰大历史学院教授、《兰州大学校史》主编张克非介绍说，在兰大历史上，有3位对学校发展起到过关键作用的校长。除了民国时期的学校创始人辛树帜，还有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的江隆基，以及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任校长刘冰。
江隆基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1959年，他在“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位置上被“贬”到兰大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当时，除了像刘有成一样分配到西部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和江隆基一样是被“放逐”到兰大的。江隆基在兰大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坚守教育的底线：“尊师重教”。
当时，兰大文科已经被砍掉，历史系归于西北师范学院。兰大历史系第一人赵俪生被发配到乡下开荒。1961年，赵俪生的二女儿从兰州附近的山上不慎滑落丧生。行政级别比甘肃省委书记高半级的江隆基得知后，通过省委发电报，通知赵俪生返城。随后，江隆基又设法恢复兰大文科，指名赵俪生为本科生开基础课，讲授《中国通史》。就这样，差点在乡下饿死的赵俪生捡回了一条性命，后来成为兰大人文学科的一面旗帜，为兰大培养出许多优秀学生，著名学者秦晖、金雁伉俪就是赵俪生培养出来的研究生。
刘冰曾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结束后，刘冰以与甘肃省委书记平级的身份出任兰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张克非说，刘冰在兰大的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请“文革”时受到打击迫害的教授重新出山，让学校迅速回到正轨。张克非还记得，刘冰到兰大后，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带人来学校参加大扫除。这种学校与地方的亲密关系，对于今天的兰大来说，已经难以复制。
张克非说，无论是人才队伍、学术传统还是校风，江隆基都为兰大奠定了成为一所名校的基础。“文革”结束后，兰大新上任的校长刘冰，令江隆基时代打下的底子得以发挥出能量，使兰大在当时一跃成为国内高校中的佼佼者，1980年代也成为学校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2017年，在《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自然指数”中国版中，兰大高居第10名，这似乎表明兰大的名校实力不减当年，很多兰大校友也都欣喜不已。但兰大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张浩力冷静地指出，“自然指数”仅统计化学、物理、数学等少数几个学科，这正好都是兰大的优势学科，而且它的计算方式也对兰大有利。
实际上，兰大重视发高影响因子的SCI论文，是有传统可循的。南京大学是公认的国内最早用SCI作为职称评定标准的高校，其实兰大也在几乎同一时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在1980年代后期，还没有“SCI”这个叫法，而是俗称“国际3300种杂志”。张浩力记得，在他读书时，学校就开始强调，研究生毕业、教授晋升，都要在“3300”上发表论文才行。
对此，薛德胜回忆说，当时出身化学系的校长胡之德与出身物理系的科研处处长李发伸（后来接替胡担任校长）深感兰大在基础研究上仍有一定优势，同时注意到国际学界的主流做法是发表论文，因此决定将此作为提升学校科研实力与声望的突破口。
直到薛德胜博士毕业的1995年，当时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即今科技部）的官方媒体《科技日报》于7月18日发文报道了“兰大现象”。文章称，在地域偏远、信息不灵、国家财政收入和师资力量投入比东部发达地区同类高校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条件下，兰大的教学、科研却长期名列前茅，发表的基础研究论文连续两年位居全国高校第3名，在全国50多个国家级理科基础科学研究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中，兰大占了4个，在全国也排第3名。
同年11月，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了中国最好的13所大学，兰大排名第6。然而，实际上这已是兰大鼎盛时期的余音。
孔雀东南飞
1986年是薛德胜在兰大读研的第一年。这一年，一项政策的悄悄改变，成为导致后来兰大衰落的转折点。
兰州大学校长王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过去，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而非科研，国家经费也主要是按教师人头来划拨，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较为均衡，高校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唯一体现差别的就是教师工资——不是东部比西部高，而是正好相反。
他解释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政策向西部倾斜。同样是大学老师，在西部地区领到的工资大概比在东部地区高三分之一，多十几块钱。这在当时对于兰大招徕人才、稳定军心起了巨大作用。但在1986年，这项政策取消了。原本西部地区的各项条件就比不上东部，当工资的地区差取消后，西部高校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消失殆尽。
从那时起，兰大就开始了一场持续的、大规模的人才流失。到了1990年，张浩力就读兰大化学系本科时，他已经常常能听到系里老师出走的消息——不是今天系里的一位老师去了东部高校或直接出国，就是明天一位系副主任下海经商。
最重磅的消息是，在兰大工作了39年的化学系重量级人物、74岁的老院士刘有成，跳槽去了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刘有成曾公开表示，自己是安徽人，年纪大了，思乡心切，希望回家乡生活。但刘有成在离开时，还带走了一名老师与他的研究生。
早期从兰大出走的人才，有不少是像刘有成这样声望在外的大师级人物。这些人当年响应国家支援西部的号召，在兰大奉献了青春，老了之后叶落归根，回到东部家乡的高校任职，同时也带走了他的资源。而还有更多的人，是为了外校更好的待遇、事业发展空间及子女教育和就业而去的。
十年砍柴说，他记得还有一个趋势是，从1990年初到1999年之前，地方办大学兴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兴高校挖走了兰大的很多老师，如1995年，合并了几所地方老院校的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文系几乎是完全依靠兰大的师资而建的。到了1999年高教改革，“985工程”大学实施省部共建的政策，即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建设“985”大学。东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对大学支持力度的巨大差距，更是造成了兰大教师向沿海发达地区的院校流动。
在兰大人才流失最严重的时候，一些东部高校派专人长期驻守在学校周边的宾馆，专门挖人。
《兰州大学校史》称，1984~1985年间，兰大老师减少了255人，教师数量跌入谷底，这主要是由于人才向沿海、东部高校及其他单位流失引起的。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很多教师再度成批流向东部地区，教师数量从1991年的1321人降至1994年的1102人。一些原本在国内有明显优势的学科，由于学术带头人流失，后继乏人，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到了新世纪，由于兰大骨干教师已出走殆尽，人才流失由“塌方式”变成细水长流。据媒体报道，从2000年到2004年，该校共流失副高职称以上人员近40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科带头人。薛德胜还记得，2006年，当他接手院长一职时，“整个物理学院都空了”，连给学生上课都成问题，剩下的几名老师排满了课程，连轴转才勉强能完成教学任务。
“兰州大学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大学！”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兰大的人才流失让人大代表、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王利民都看不下去了，他在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面前抛出了这句话。
王乘认为，在2000年以后，学校的人才流失一度得到缓解，他将此归结于东部高校的人才饱和与兰大校方在人才队伍建设上的努力。但物理学院教授王龙（化名）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此事。他说，“走的人少了，可能是因为兰大相对其他高校的优势没了。别人的条件与实力都增强了，兰大的老师就难走了。”
如今，由于教育部第一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名单定于2017年上半年完成遴选，全国高校都在加紧争创“双一流”。依托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与区位优势，东部高校展开了对高层次人才的新一轮竞争，在这种形势下，兰大的压力骤然再度增大。
王龙说，去年，物理学院又走了两名教授，一个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另一个去了杭州的中国计量大学，后者并非“985”或“211”大学，无论是名气还是实力都不如兰大。今年，系里还有一名刚刚当选长江学者的教授谋求离开未遂，他本来希望去西安的一所二本院校担任院长。
人才的流失，带来的直接效应是学校科研竞争力的下滑。冯兆东1970年代末毕业于兰大地理系，之后在兰大工作多年，2000年、2001年，先后入选素有“院士预备役”之称的“长江学者”与“国家杰出青年”，是兰大一手培养起来的人才。但在2010年，他跳槽去了新疆大学，获该校“天山学者”计划资助，后又辗转至中科院新疆所，最近则被河南大学挖去，成为该校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冯兆东拒绝就跳槽原因接受采访，但他曾撰文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兰州大学的排名一直在下滑：主要不是由于兰州大学的“学术指标”在下滑，而是“非学术指标”不可避免地在下滑（如诞生高级官员的数量、校友捐款的金额等）。可是，近年来，兰州大学的“学术指标”也开始下滑（虽然SCI发表量似乎仍然在撑着）。例如，好多年了，兰州大学的国家科技部支持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杰出青年”、“重要项目”等指标都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同类大学。不要说在“985”院校中远远落后，就是在“211”大学中也只能领先于不多的几所边陲地区的“211”大学（如新疆大学、西藏大学等）。
冯兆东还以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为例，在2014、2015和2016三年间，兰大获得资助的一等项目分别为：0个、2个和0个。相比之下，同为“985”院校的吉林大学分别有11个、19个和9个，多于兰大；就连重庆的“211”高校西南大学在这一指标上的表现也优于兰大，分别是4、10、5。
“兰大迄今一共只有4名‘青年千人’，都在我们学院，可今年最终真正到岗的只有3位。”谈及此事，张浩力有些心焦。
一切都与钱相关。根据今年3月31日兰大人事处的招聘广告，“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来兰大，将获得50万元一次性补助及不低于40万元的年薪；不小于130平方米的人才周转公寓，享受50万元住房补贴、安家费；在国家提供的科研启动经费基础上，还有200万~300万元配套经费。
40万年薪看起来不低，但与财大气粗的东部高校一比就相形见绌了。据媒体报道，佛山科技学院是一所广东省教育厅主管的二本院校，但它对“青千”的待遇之高令人吃惊：除了能享受中央财政资助个人补贴100万元、广东省资助科研补贴100万元和50万元个人补贴外，学校还将按照“人才特区”二级特聘教授的待遇，提供最高150万元年薪及20万元安家费，此外还有最高250万元的购房补贴和120平方米的周转房，5年合计超过1150万元薪金。
张浩力还表示，“青年千人”的资助是按照国家标准定的，目前已经是学校能提供给青年教师的最好待遇。对于那些拥有较好发展潜力但尚未评上“杰青”“长江”的骨干人才，学校目前缺少针对性的资助。而这部分人是学校发展的希望所在，也是最容易流失的。
为遏制西部高校人才外流，今年1月25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要求各高校坚持正确的人才流动导向，并明确强调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
然而，行政命令难以控制市场经济下的人才自由流动。吃饭的时候，薛德胜压低声音说，“听说最近又有一个东部高校的人事处处长，在我们学校门口的宾馆住下了。”听到这句话，旁边一个人立马提醒他，“你们学院的那个××，很有潜力，你可要保护好啊！”
“孔雀东南飞”，飞的不仅是老师，还有学生。首先是本科生的生源问题。由于兰大知名度的下降，兰大的高考各省录取平均分在高校中位列第76名，这与兰大的科研、学术等其他排名都有相当差距——生源水平远远落后于学校地位。
近几年，令兰大教授更加忧心忡忡的是兰大优秀研究生的流失。过去，校外保送研究生的人数是固定的，但在2014年，教育部实施保研新政，即凡是保研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读研院校。此规定一出，造成兰大保送研究生几乎全都外流到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名校。
2016年，兰大物理学院青年教授周金元就在科学网的博客里表示，保研新政实施以后，今年他们的研究生没招满，调剂来的10个学生，除了有两名学生来自北京化工大学与宁夏大学两个“211”大学之外，其余都毕业于非“985”“211”大学。对此，他郁闷地表示，“兰州这么个西部地方，留不住学生，大部分都跑掉了，又吸引不来外地学生。这种现象，估计很多学校都有，但是没有像兰州大学这么严重。”
为留住本校的优秀研究生，兰大也想出了对策：在大三时就开始给学生做工作，让学生提前了解导师们的工作，并设立奖学金奖励留下来的人。薛德胜说，其实这样做有违国家政策，但他们实在是出于无奈。
张浩力则表示，这一政策确实收到了成效，今年他们的研究生外流得少了，但问题是，留下来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保送生里排名靠后的，真正的尖子生还是走了。薛德胜对此也深感忧虑，他深知金钱奖励并非长久之计，研究生是大学科研的主力军，优秀研究生的外流，直接影响大学科研的质量与水平。
“夏官营大学”
从兰大本部出发，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穿越荒山和农田的车程之后，才到达兰大榆中校区。站在校门口，举目所及，天苍苍，野茫茫，远处连绵的黄土山脚下，一片新盖的钢筋水泥建筑拔地而起。这个时候，就不难理解校长王乘所说的一个数字了——兰大平均每年有36名本科新生退学。
榆中校区是兰大本科生集中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位于距离兰州市区45公里的国家级贫困县榆中县的夏官营镇。这里原是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废弃的机场，四周荒无人烟。它唯一的邻居，是西北民族大学新校区。自两校于新世纪之初在这里建了校区之后，如今校门口也渐渐发展出一条商业街来，但仍十分衰败，周围几乎看不到人影，与中东部地区的大学城完全无法同日而语。
由于榆中校区的存在，兰大被戏称为“夏官营大学”。有人恶作剧地在网上发了一张沙漠里骑骆驼的照片，说兰大学生要持骆驼证骑骆驼才能上课。
兰大学生们则调侃地说，要想谈恋爱，就只能去爬学校后面的萃英山。“萃英”名字虽好，可实际上并无英萃林茂的景象，那只是黄土高原上一座典型的荒山。近几年，由于兰大师生连年上山植树，这才使萃英山有了些许绿色。
为了降低学生们心理上的落差，兰大后来将大四学生搬回本校区。但由于校舍不足，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只能挤在8人一间的宿舍里。“兰大学生的住宿条件可以说是‘985’高校里最差的。”王乘如是说。
榆中校区不通公交车，全靠兰大自己的30辆大巴车往返接送师生。兰大老师上完课就坐校车赶回市区，造成学生与老师之间缺乏交流，同时，低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之间也缺乏互动。
学生考上兰大以后，立即被送到这样一个闭塞、与社会缺少交流的孤岛式校园里。乙肝病毒受体的发现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文辉，就是甘肃榆中县人，毕业于兰大医学院。他表示，自己在招研究生时，发现兰大学生的优点是踏实、勤奋，但在眼界和见识方面，不如国内其他名校的学生，“起点较低，一开始容易吃亏。”此外，他中学时曾骑车去当时的兰空司令部游玩，毕业后听说兰大把本科生搬到了那里，就感到不妙。“大学本应是一名学生完成城市化、社会化过程的地方，但在榆中校区显然不能完成这一目标。”
据统计，兰大学生有60％是农村生源，50％的学生来自西部省份，此外有30％是贫困生。王乘说，很多西部来的农村学生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去过城市，好不容易考上了兰大，以为可以好好见识一下“大城市”，结果到了学校才发现，到的是一个比家乡“更农村”的地方。
说起榆中校区的历史，王乘一脸无奈。2001年，为满足“985工程”对校舍面积的要求，兰大不得不扩建新校区。然而，兰州四面环山，城市用地非常紧张。几经协调，兰大最终选定市区东南方向的榆中县。
兰大之所以这样决定，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兰州规划在榆中建立一个科教园区，将来把市区里的高校全都搬过去。然而，17年过去了，唯一搬过去的学校只有兰大和同为中央直属在甘单位的西北民大。而兰州市也早已放弃了向榆中发展的规划，转而重点建设市区北面机场附近的兰州新区。更令兰大人郁闷的是，最近，榆中县又在规划自己的科技园区，但并未把兰大榆中校区考虑在内。
在来兰大之前，王乘曾长期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后又在南京的河海大学担任校长。
王乘反复强调一点：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兰州大学的命运，与兰州市休戚与共。作为新中国初期重点建设的重工业基地，兰州曾有过风光的时候，但随着新时期国家战略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兰州与兰大一样，也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在这样的土壤之上办大学，兰大的困境可想而知。据王乘介绍，2001年，兰大成为国家“985工程”重点支持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高校。根据省部共建的政策，教育部与地方通常按1:1的比例划拨配套建设经费，但在甘肃，这一比例被调整为1:0.5。而且，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实际上有累计5.4亿元的配套资金一直没有落实。
近年来，兰大经费总量一直在20亿元左右，在全国所有“985工程”高校中排在末位。从收入构成来看，由于没有地方经费支持，主要依靠中央财政拨款，这部分占总收入比例一直在60％以上，而教育部直属高校平均为48％。
对此，兰大财务处处长安延宏进一步解释说，目前兰大的收入来源主要有国家拨款、科研经费、学费、校友捐赠及产业收入。其中，国家拨款又分为基本经费与项目经费两大部分，前者按学生规模划拨，标准与其他“985”高校一样，但由于兰大招生规模较小，这一项的总额也不算多。
真正拉大差距的是项目经费，这一部分算法复杂，要根据学校的科研成果、实验室面积、设备、去年获奖情况等等来计算，而在这些指标上兰大都不占优势。同时，在科研经费中，除了国家直接下拨的经费之外，兰大在竞争性项目上的经费也少得可怜，更不用提从企业获得的研究经费。至于产业，兰大主要靠一些房租收入，与那些拥有众多知名校办企业的东部高校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今年4月6日，教育部公布了部属75所高校2017年预算数据，其中兰大预算总额为31亿元人民币，排第44名。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王振亭毕业于兰大，并曾在母校工作。正在野外考察的他通过邮件回复《中国新闻周刊》说，制约兰大的首要因素，是“文化氛围较差，校园内盛行官本位文化，行政势力凌驾于学术之上。例如，曾发生机关楼的年轻干事在电话中训斥无行政职位的教授之事”。其次，是地方化现象日趋严重，甘肃与陕西等本地籍贯的教职工越来越多，外来员工不容易融入各种“圈子”。
兰大的前身甘肃法政学堂创建于1909年，是一所非常弱小的地方学校。但在民国时，国民党出于政治考量，一举将其升格为国立兰州大学，并派著名教育家辛树帜坐镇筹建。十年砍柴说，“任何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大国，都会做这种考虑。”
关于兰大的重要性，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曾有一句话：兰大办得好不好是个政治问题，兰大一定要办好，如果兰大办不好，大半个中国就没有重点大学了。
薛德胜在高考报名的那年，也是那么想的。他和他的哥哥正是冲着“全国十大名校”的地位而选择兰大的。可是，就是在他上大学的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计划经济体制土崩瓦解了。当时，恐怕他们并未意识到这对兰大产生的深远影响。
如今上网随便一搜，“中国最失落的十所大学”“中国最受委屈的十所大学”“正在逐渐衰退的大学”等榜单，仍拥有“985”与“211”光环的兰州大学总是榜上有名。
兰大曾受益于计划经济，却在市场经济时代进入持续滑落的轨道。兰大校长王乘表示，“我们并不存在什么竞争对手，假如真的有，我们现在唯一的对手就是国家政策。成，靠的是政策；败，也是因为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