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去行政化”，一直是国内高等教育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的人认为，中国大学的“官”太多了，一个大学里面，光副校长就有七八位，还要明确行政级别，这是大学行政化的表现。也有在大学里面工作的人认为，这么多副校长还不一定“够用”呢。校长、副校长往往都是有成就的学者，他们每天忙得团团转，确实很辛苦，那么多工作，似乎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一流大学到底该有多少位副校长？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入手，做一点初步的比较和探讨。
北大、清华现任副校长都是7位。与此同时，中国高校坚持党的领导，还有党委系统，党委书记、副书记不仅要管党务，往往还承担着学校行政管理的很多事务，所以，我们把学校党委副书记也算进去，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就有11-12位“副校长”(有的领导可能在党委、行政两边都有职务，我们不妨重复计算)。
哈佛、耶鲁这些美国的一流大学呢？似乎“副校长”并不多。但如果了解这些大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会知道，大学里面最重要角色不仅有“校长”(president)，还有“教务长”(provost)。
校长是学校的行政领袖和对外代表，而教务长则是协助校长统管学术及相关事务的领导。我们认为，教务长的地位和实际权力，应该要高于国内高校主管教学科研事务的常务副校长。
围绕着校长和教务长这两个要角，美国大学里面延伸出了两套管理体系，一是校长办公室系统，校长之下还有常务副校长、副校长，管着学校的很多行政事务；一是教务长办公室系统，有一大帮副教务长，相应的机构也比较庞大。
所以，在计算美国大学“副校长”人数时，我们认为应该包括教务长、常务副校长、副教务长、副校长四个职位。照这个算法，普林斯顿有13位副职校领导，耶鲁大学有11位。如此比较，北大、清华的副校长多乎哉？不多也。
当然，单纯这样算，还是不够“公平”。学校的规模大小不一样，行政管理事务的复杂程度也不一样，要因事设岗，不能因人设岗。而从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北大、清华的“副校长”与师生人数之比，一点都不算高。更进一步地，我们再比较一下各个高校的行政职员数量，也会发现，北大、清华一点都没有超出“国际惯例”(数据来源于各大学的网站或相关统计报告，北大清华的数据中包括了党政干部、教学辅助人员、后勤职员等等。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或有误差，但大致能说明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决不是要为某些中国大学事实上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和造成的弊端辩护，只是试图说明，中国内地高校的行政力量，可能并非太强，而是太弱——这或许与许多人的观念不同。
这种“弱”体现在两个方面：
效率不够高。对一个组织而言，虽然行政力量强不一定意味着效率高，但高效运转一定离不开强有力的行政支持。对美国大学在20世纪的兴起，有一种解释，认为是美国人在欧洲大学模式之上，又引入了公司管理的理念与方法。从董事会制度到职业经理人式的校长执行管理，都特别强调大学的运行效率。反观我国的大学，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所以行政系统的分工不够精细，管理上也往往偏于软、散，经常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
结构不够科学。结构决定组织功能。国内外高校行政人员的结构有很大不同，国外高校的行政人员规模很大，但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源管理、教师服务、学生管理、筹款募捐、法律事务这几个领域，这些领域最能直接服务师生、最能产出效益、最能集聚资源，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比如，国外高校为了筹款，都雇了非常庞大的专业队伍，为了招生和招揽人才，更是不惜血本。国内高校在这些方面，差距还很大。
行政权力的存在，不是大学或者学术发展的障碍。行政不是大学的问题，而是大学的一部分。因此，大学要反对过度的“行政化”，但决不是(事实上也不可能)取消行政管理。恰恰相反，中国大学目前的一个短板，就在于行政系统不够强大、不够专业，行政负责人所拥有的资源———包括时间、权威，严重不足。我们的建议是，应根据新的情况，优化大学行政系统的结构，提高行政人员的职业水平，给予他们必要的尊重，让权力与责任对等，这才是大学改革的重要内容。现有的大学行政系统确实亟待改革，但徐图改易是比较理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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