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用于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地区的全国“高考”语文卷的作文是有关“高考”的：“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来，高考为国选材，推动了教育改革与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40年来，高考激扬梦想，凝聚着几代青年的集体记忆与个人情感，饱含着无数家庭的泪珠汗水与笑语欢声。想当年，1977的高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拐点。看今天，你正与全国千万考生一起奋战在2017的高考考场上”。要求考生以“我看高考”或“我的高考”为副标题，自拟题目，写一篇作文。
表面上看来，这样的作文题似乎并不难，正在考场上的莘莘学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寒窗苦读的备考记忆，可能会想起老师在课堂上不厌其烦的讲解，想起书桌上码得像小山一样的复习资料，而高考前将教辅资料雪片似地抛下教学楼时的集体狂欢更会令人终生难忘。不过，要想切中“时代拐点”这一主题，写好这篇“命题作文”，恐怕还要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和人文关怀。
这样的题目如果换做是刚恢复高考那几年的亲历者来写，或许篇篇都是感情丰沛而内容充实的“范文”，这一点，我们从一些过来人的回忆性文章中即可读出。我国从1966年取消普通高校招生后，广大初高中毕业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上升的通道即被堵绝，嗣后，城市里所谓“知识青年”的唯一出路，只剩下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家子弟本来还指望通过考学跳出农门，这时候也只能返乡务农，重操父辈祖业。在当时，无论是下乡知青还是回乡知青，只有每年的招工、招干或参军能给他们带来一丝希望，可是由于名额少得可怜，僧多粥少，能够藉此觅得人生转机的实在是微乎其微。曾经以为以初高中那点儿知识的皮毛，就可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知青们，最后收获的却只剩下了疲惫的身心与蹉跎的岁月。
如果没有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想必当年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出路。被法学界誉为“黄埔一期”的北大法律系的77级学生中，出了姜明安、陈兴良、武树臣、何勤华、郭明瑞等这样一些法学“大咖”，而他们在高考前从事的工作却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在人民公社担任团委书记，比如何勤华，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在工地上挖河泥；郭明瑞在生产队里干活儿，姜明安则是中学里的语文、政治课老师。如果不是恢复高考，许多人可能真的会在他们插队的地方终老于彼时他们所从事的“职业”。
武树臣在他的自传体《长歌行》一书中，曾谈到他的年龄问题，他本来是1948年生人，可在山西夏县插队转户口时，由于知青办干部的疏忽，把8错写成了9，所以他现在身份证上的出生年龄还是1949年。当时的知青干部笑着说，改是改不了了，将来就晚退休一年吧。“当时我想我是个知青，也许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一辈子的再教育，还谈什么‘退休’呢？”在当时那个年代，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一个两个，不是他们不想走出贫瘠的农村，而是实在无路可走。
著名画家陈丹青是在恢复高考后，1978年秋天上的中央美术学院。在《幸亏年轻》一文中，陈丹青谈到他于1970年3月注销了户口，4月初乘坐一列塞满知青的火车，“喧哗哭闹”着离开了上海。1971年在南昌郊外的深山里，他学会了砍柴做饭，那时候的他“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
对于许多人来说，1977年高考的恢复，确乎是他们人生的拐点，曾经看不到一丝光亮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人们终于可以通过努力来把握一次自己的命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高考时会因印制试卷而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了。当然，这样的机会并不是谁都可以抓住的，毕竟，在那个所有层次的教育都失常的年代里，真正保持学习和读书自觉的人并不多，因为看不到希望而自暴自弃的人绝不在少数，加之当年的录取率又低，当“积攒”了十多年的年轻人，都挤上高考这座独木桥时，能实现大学梦的也只能是那些“天之骄子”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更多的是当年蟾宫折桂者的回忆文章，而那些落榜者们却既没有言说的能力，也没有言说的平台。政策与体制使他们在本该求学的年龄却步入了社会的丛林，在本该有所进益和提升的人生阶段人为地设置了障碍，他们不仅在物质上过着同样贫困的生活，即便在精神和智力上也因高考的取消而拉低到了同一个不堪的水平。当我们今天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不应仅仅是向自己的青春岁月致意，而是要向曾经的愚昧和武断告别。
如果没有对取消高考的反思，对恢复高考的一切纪念都会显得矫情。今天，当我们准确地计算着某年的高考倒计时，仍需对那段没有高考的日子保持足够的警醒，只有这样，才不会再有蹉跎了岁月的学子，也不会再有对文明与文化的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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