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
今年的4月12日，是蔡锷国葬100周年纪念日，因此，100年前的这一天也是中国近代国葬制度的开始。
1916年11月8日，护国元勋蔡锷因积劳病重，于11月8日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医院逝世。弥留之际，蔡锷留下四点遗嘱，可谓对民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切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1916年9月，蔡锷赴日就医前在上海与妻子合影
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大总统黎元洪得噩耗即致电东京中国使馆公使和蒋方震：“惊悉蔡松坡八日逝世，昊天不吊，丧我元勋；克强既殂，松坡又逝；人亡国瘁，薄海同悲；东望扶桑，悼痛何极。所有饰终典礼及灵榇回国办法，已饬院迅速议行，其殡殓事宜，仰就近派员会同蒋君妥慎办理，并派章公使前往致祭。”
11月8日下午，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分别开会，决定休会一日，下半旗以致哀悼，并分别发出唁电。参议院唁电云：“得蔡公松坡噩电，痛哭失声，罔知所措。公为共和再造之元勋、民国伟人、天南一柱，大星崩陨，全国震惊。望瀛海以昭魂，念丰功而增恸。谨于本日大会议决休会一日，并下半旗以致哀悼。”
众议院唁电云：“顷得噩耗，本院同人佥以先生玄黄，再造志决，身歼夺国命之所依，胡天心之太忍。除本日休会志悼并另期开会追悼外，特先电唁。”
10日，孙中山闻噩耗后即给蔡锷家属发来唁电：“闻松坡先生忽逝，哀悼不胜，除派周应时君敬诣丧次賻唁外，特此电吊。”
同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勋一位、上将衔陆军中将蔡锷，才略冠时，志气宏毅，年来奔走军旅，维护共和，厥功尤伟。前在四川督军任内，以积劳致疾，请假赴日本就医，方期调理可痊，长资倚畀，遽闻溘逝，震悼殊深！所有身后一切事宜，即著驻日公使章宗祥遴派专员，妥为照料，给银二万元治丧，俟灵榇回国之日，另行派员致祭，并交国务院从优议恤，以示笃念殊勋之至意。”同时，黎元洪还以私人名义賻赠4000元，以表对蔡锷的尊崇。
11月28日，黎元洪再次发布大总统令：“该督军维护共和，不避艰险，苦心毅力，卒底于成。溯念丰功，宜膺特锡，蔡锷著追赠陆军上将，以示优异。”
元勋仙逝，举国同悲。各地报纸纷纷报道蔡锷逝世的消息并发表评论，高度评价蔡锷的不世功勋和崇高精神。11月10日，《申报》刊发时评《哀蔡锷》：“蔡锷之死非他，共和死之也；共和得蔡锷而复生，蔡锷乃因共和而遂死，爱共和者其能不哀蔡锷耶。蔡锷之有功于共和也，不但在转战在滇、蜀之间，试问去年帝制流毒时，发难而反抗者谁？蔡锷其第一人也。蔡锷既发其难，又身当战地之冲，竭精劳力，以示革命者以模范宜乎，精力尽而病成矣。功成之日即病成之日。蔡锷与共和不能不视为一体。”
对于蔡锷的评价，当时的舆论多用“模范”“国魂”等词语，称其为“中国人物之中最完备之人”，“有学问有道德，能文能武，又能实行，而年又少壮”，“道德功业举世无双，不止手定中原，实足表率，可推为天下古今之第一伟人”。就连袁世凯的三个儿子也先后致电吊唁蔡锷，并为其父所为而愧疚、道歉。袁克文题写的挽蔡锷联最具代表性：“国民模范军人表率；自由魂魄共和精神”，钦慕、崇拜蔡锷之情溢于言表。时人叹曰：“袁世凯仇视共和，仇视蔡锷，身败名裂；而其子能爱戴共和，爱戴蔡锷，可见其子深明大义，更可见蔡锷之伟大深入人心。”
1916年12月，中国驻日大使馆公祭蔡锷
与此同时，各国各地纷纷举行隆重的蔡锷追悼大会，开展一系列悼念蔡锷的活动。在全国各地悼念蔡锷的活动中，人们进一步认为，蔡锷为民国再造立下殊功，国家非给予特别的优恤不足以表彰其不世之功，于是有了国葬蔡锷呼声。其首创者应为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
11月10日，谭延闿通电各省：“惊闻蔡公溘逝，悲悼同深。溯自辛亥以来，此公义旗首起，艰险备尝，缔造共和，厥功最伟。且频年为国宣劳，家无积资，尤堪恸惜。国家追念元勋，自应赐予国葬，并于立功省份特建专祠，暨择地竖立铜像，遗族从优议恤，庶足以示尊崇而昭激劝。”
谭延闿此议一出，人心大同，立即得到各方的赞同和响应。
12日，梁启超致电参、众两院议长：“谭督提议请政府为蔡公举行国葬，各督长多同兹希望，乞极力主持。”并致电副总统冯国璋和各省督军、省长，呼吁为蔡锷“赐予国葬，并于京师及立功省份建专祠铸像，益彰国家崇德报功，矜式来兹之至意”。
14日，康有为也致电黎元洪、段祺瑞云：“四川督军蔡锷，德性清粹，文武兼资。昔督云南，威惠流布，吏民怀德，西南晏然。及见忌被幽，养晦燕京，抗袁逆谋，艰关出走，匹夫唱义，举国响臻，泊战艰难，功成不伐。微松坡乎，今为洪宪之世矣!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抑可谓鞠躬尽瘁，以死勤事。国葬大典，正为斯人。我国报功，礼亦宜之。公轸念元勋，伏希交国会议行。不胜大愿。”
15日，张謇又致电黎元洪、段祺瑞等人呼吁为蔡锷举行国葬：“蔡公松坡，以义立人，以勇殉志，舍生负气，异口同悲。顷闻有人提议国葬，窃谓当今无愧此礼者，惟蔡公一人。愿俯恤众情，俾成此举，使海外知中国自有巨人，后世知今日克持公道。”
16日，唐继尧、陈炳焜、刘显世、任可澄、吕公望、罗佩金等与蔡锷“始终共事，知之最深”者联名致黎元洪、段祺瑞，强烈要求为蔡锷“赐予国葬，并将事绩宣付史馆立传，准予京师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铸造铜像，以彰国家崇报之典，而为后来矜式之资”。
1916年12月5日，上海人民含泪迎接蔡锷灵柩自日本回国
在全国各界的强烈要求下，19日，黎元洪复电云：“蔡松坡民国良将，共和殊勋，积劳病故，理宜隆以国葬，以示崇报。史馆立传，自属当然。并建祠铸像各节，一并交院议办矣。”
12月5日，黎元洪向国会提出《国葬法》案和黄兴（黄兴先于蔡锷于1916年10月31日逝世）、蔡锷举行国葬典礼案。两案均先后得到国会的一致通过。18日，黎元洪下令公布中国第一部《国葬法》。《国葬法》共八条，主要是，一、中华民国人民有殊勋于国家者，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准予举行国葬典礼。已经私葬者亦得依前项之规定补行国葬典礼。二、国葬经费五千元由国库支出。三、国葬墓地由国家于首都择定相当地址建筑公墓，或于各地方择定相当地址修筑专墓，或由死者遗族自行择定茔地安葬，均由国家建立碑铭以表彰之。四、关于葬仪及修墓一切事宜由内务部派员办理。五、予国葬典礼者由大总统亲往或派员致祭。六、举行国葬之日，所在地之官吏均往与祭，同时，全国官署及公共团体均下半旗设位遥祭。七、殡葬时所在地及经过地方之官署及公共团体均下半旗，并由国家派遣军队、军乐护送。
22日，黎元洪又发布大总统令：“国会议决故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蔡锷，应予举行国葬典礼，著内务部查照《国葬法》办理。”
1917年1月1日，蔡锷灵柩抵达长沙，次日由湖南陆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督军署政务厅长范治焕主持，隆重迎入城内，暂停设于陆军测量局蔡锷营葬事务所内。经湖南官绅议决并征得蔡锷遗族同意，蔡锷的国葬期择定在4月12日，墓地选定在岳麓山万寿寺后山。
4月11日晚7时，长沙隆重举行蔡锷追悼大会，大总统黎元洪特派代表谭延闿、副总统冯国璋特派代表陈调元、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特派代表温寿泉，参众两院、中央各部、各省督军、省长特派代表，蔡锷生前友好李鸿祥、郭人漳、蒋百里、章士钊、胡瑛、季雨霖、石陶钧、谭人凤、孙道仁、程子楷、刘揆一、覃振、周道腴、欧阳振声等及梁启超、熊希龄、王芝祥、孙洪伊等人所派代表，湖南军政负责人并各机关、各道、各界代表参加大会。在哀乐声中，全体与会人员先向蔡锷遗像一鞠躬，接着谭延闿代表大总统黎元洪恭致花圈于灵前，行三鞠躬，并致祭文。
随后，副总统冯国璋代表陈调元、国务总理段祺瑞代表温寿泉、贵州督军刘显世代表雷世魁逐一恭致花圈于灵前，行三鞠躬，并宣读祭文。追悼大会至深夜方结束。
4月12日为蔡锷国葬典礼既出殡之日。是日，苍天垂泪，松涛啜泣，长沙“全城各乐户戏院一律停止开弦，民间停止婚嫁，无论何人均不许宴会，全城下半旗三日以示哀悼”。湖南《大公报》刊登总编李抱一撰写的时评《悼蔡公松坡》一篇：
维民国六年四月十二日，元勋蔡公松坡国葬于岳麓山之阳，四方会葬者数千人。元首以次，国事鞅掌，不能行，亦各驰一介使来。薤歌相闻，素车属道；市民空巷观礼，亦相与欷嘘。呜呼，盛矣！
虽然，国人报公者，即谓此已至乎。公只手挽定共和，还诸国人，谓国人当兢兢业业，永保康宁也，垂死，犹以立国至计相敦勖，则公所责报于国人者可知已。今朝野陧杌，国事日不堪问，国人负公，且滋深，曾谓是戋戋小节，即足报公耶。呜呼，国人曷自省也！
上午八时起，长沙城内大雨如注，狂风怒号，人们纷传今日风雨太大，出殡将会改期。然而，九时，炮声隆然，接连五响，蔡锷出殡如期举行。大总统黎元洪特派代表、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率文武官员与中央特派员、各省各处代表及来宾俱躬亲执绋，经大西门向湘江码头步行送葬。此外，各国驻湘领事及军、警、绅、商、学各界参与送葬者在五六千人以上。当天虽然大雨如注、泥淖没踝，但送葬队伍全然不顾，毫无倦容，秩序井然，沿途观者如堵。
中午时分，送葬队伍行至渡江码头，河岸上早已白布扎成一坊，前书“英雄逝水” 四个大字，后书 “天柱双倾” 四个大字；联云：“旧事重提，伯仲勋名怀击楫；万方多难，苍茫风雨泣同舟。”
岸边停泊多艘军舰及各种小船，均为载运会葬官绅所预备，另有一艘经精心安排、运载蔡锷灵柩的大船，也已由白布围绕，上悬一额曰：“若济巨川”，联云：“四方来者，于此观礼；九原可作，知者是谁。”
由于风雨交加，江水汹涌，为安全起见，蔡锷营葬事务所只得临时通知，原定运载送葬人员过江的小船一律停开，中央特派员、各省各处代表及长沙各机关主管长官乘军舰渡江，恭送蔡锷灵柩上山。其余参加送葬的各界人士只得临江而返。蔡锷国葬此后的盛况，当时有记者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
……移时，谭兼督至，即用南成船拖载柩船，放炮多响，解缆齐发，绕道上水陆洲，再由小河转下二里许，于岳麓书院对河冒雨上岸，先由一二师拨派军队数连沿途弹压，上岸布置，仍如原状。谭兼督披雨衣、着皮靴，率同外宾、各界代表徒步先遗族、灵柩而行，左右前后皆分布军队随护。二时许，灵榇抵墓地，由曾总办指挥妥厝墓内，设祭案、陈祭品如仪，旋由大总统特派官谭延闿率同各会祭官员计二十余人致祭，派范治焕为赞礼官，袁家普为读祭文官，曾总办率各军官立于案左，美领事詹森率同驻湘美国官绅四五人立于案右，鸣葬炮十七发，奏军乐，如仪行礼，礼毕，退位仍各乘原船而归。时已钟鸣五下矣。
在长沙为蔡锷隆重举行国葬典礼的同时，北京政府及各省省城均设位致祭，以相呼应。当时报纸有《北京公祭蔡公盛况》一篇，对北京政府致祭的情况作了报道，特转录如下：
12日为前四川督军蔡松坡君之国葬祭期，内务部特设祭坛于社稷坛大岁殿，门前扎松牌坊一个，上书“丰功伟业”四字，门内扎彩牌坊一个，上书“以劳定国”四字，殿中设松坡先生肖像，前列供品多件。两柱上仅挂挽联一副，上书：“师兴滇南，誓斩毒龙，不使神州留污点；兵泸捷水，力擒猛虎，那堪民国丧元勋。”此联为北京豫学会所赠。是日上午，代理内务总长范源濂为主席，先祭一坛，后由各机关特派员，如将军府徐保真、中国银行徐恩元、湖南同乡会代表黎尚雯、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议员人数甚多，不及备载）。闻陆干卿（即陆荣廷——引者）亦到场祭奠。下午，随来随祭各界人士之与祭者，不胜枚举，殿中设警察乐队及乐舞生古乐，均奏极悲之调，闻之动人凄凉，颇足引起吾人崇拜英雄之念。
就这样，为创立和捍卫共和而英勇献身的伟大爱国者，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民主革命家蔡锷的遗体在举国同祭之中，以国葬典礼安葬在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长沙岳麓山上，永远为后人所瞻仰和凭吊。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之“国葬岳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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