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5张照片，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他对总理说：五十七年前的东西全丢了，只有这5张照片舍不得丢，现在送给你作纪念。
原来那是5张剧照，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总理看了看，说：这是《一元钱》。总理又依次看了另4张剧照，边看边说：《恩怨缘》、《华娥传》、《亿大娘》、《一念差》。
我感到困惑，探询这5张剧照的来由。黄春谷说：1915年10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1周年庆祝会，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你们现在叫话剧，翔宇多才多艺，大家请他编剧、导演，还请他扮演女主角。这出戏就叫《一元钱》，很受欢迎，以后又编演了几出。
总理说：当时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学不演戏，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那年我17岁，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想用新剧感化社会，这当然办不到。
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5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叙谈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青长同志问总理：是不是边吃边谈？
总理对黄春谷夫人说：对不起，我只顾同春谷兄“弹老弦”，几乎忘了请黄大嫂吃便饭。好，现在就去餐厅。
餐桌上在每人面前摆了一把汤勺和两副刀叉。总理说：今晚请春谷兄、黄大嫂吃西餐，没有预先准备，临时点菜，从菜谱上选自己爱吃的点。就照他们的安排，每人一汤两菜。现在外国朋友来的多了，许多人愿吃中国菜，也有人不习惯。我要试试他们的西餐做得怎么样。
总理对餐厅的服务员说：平常怎么做就怎么做。菜量不要太多，够吃就行。不够，可以添，不要吃不完剩下，造成浪费。
在进餐过程中，总理向黄春谷夫妇提出一些他们熟悉的、也是总理希望了解的问题。气氛轻松愉快。
餐毕，总理对黄春谷夫妇说：你们明天一早去长城，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就不多留你们了。现在我们一起照个相，洗出来送给你们做纪念。
总理同黄春谷夫妇握别后，又对青长同志讲了几位因病住院的党外人士的名字，要青长同志一一探望，希望他们安心治疗。(几年后，黄春谷夫妇故去)。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总理进餐，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总理的谈话和指示。
二
当时“没有想到”，是因为从这次接触中，我感到总理精神很好，看不出病容。港台一些报刊把总理减少外事活动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进行渲染。但不久报载，总理于5月24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总理听说李政道建议选拔一些小学生，从小进行基础科学培养，认为很重要，特意同他商谈)；5月26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总理参加；5月29日总理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这都使我认为，总理已经康复。可是，从那以后，总理的名字忽然又从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
6月中旬，叶剑英副主席找我谈话时，我问他：最近总理在做什么？叶帅叹了口气，表情沉重地说：两年前已发现总理有病，但总理坚持工作，现在撑不住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他住院治疗。6月1日，总理搬到305医院，医生尽心尽责，总理身体的底子也好，但他毕竟是76岁的人了。叶帅没有讲总理患的什么病，我也不好询问，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很重。
我患颈椎病多年，久治无效，可能瘫痪。上海中医伤科专家魏指薪、李国衡善治此病，我于7月6日赴沪就医。华东医院内科主任肖文炳诊断我患急性肝炎，短时期难以痊愈，劝我耐心治疗。我每天看报，每天都希望看到总理复出的消息，但每天都使我失望。
9月29日下午4时许，我接到罗青长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青长同志告诉我，邓大姐转达总理的指示，今年是建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规模比往年大，总理要我同医生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北京，过了国庆节再回上海继续治疗。如果医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强；但总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不参加，名字不见报，可能引起猜疑或误解。究竟行不行，由医生决定。
我心情万分激动，接完电话已热泪盈眶。我知道总理不只是关心我，他还在关心其他许多老干部，关心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所有名单。他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关心的，因为那时人们常从报上出现的名单观察中国的政治动态。
我向肖主任讲了青长同志电话的内容，肖主任听后，眼眶有些湿润。他说：你的肝炎还没有治好，不能离开医院，为了不使总理失望，破例给你5天假。他向我交代了必须注意的事项。经询问接洽，当晚我乘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送一位国宾的专机回到北京，立即打电话告知青长同志。
第二天(9月30日)上午，我收到请柬，外页国徽下印着红字“1949———1974”，里页红字铅印：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订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请参加周恩来另附一张通知，其中第一段是：“您的席位在第1区第38桌，请于下午七时十分前由人民大会堂北门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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