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到底是平凡的一年，还是历史的转折？黄仁宇在这一年见微知著，到底发现了什么玄机？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为什么说，从万历十五年到2017年，走向了历史的轮回？
前阵子《人民的名义》热播，让黄仁宇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又大火了一把。这本书其实在历史爱好者圈子里早已传颂多年，甚至达到了“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地步。
黄仁宇在序言中开宗明义，称这本书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造成这些人物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总而言之，明朝的衰亡是由于“体制问题酿恶果”，明朝的帝王将相们再怎么贤明睿智也都是无济于事，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帝国大厦一步步走向倾覆。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指出了导致明朝衰败的两大根源：
明朝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为立国基础，在这个经济体制下，整个明朝帝国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在勉强温饱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农业经济虽培育出一个庞大的农村集团，但这个集团内部缺乏组织性，因交通、通讯等的落后难以实现互通有无，加上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财政税收制度和民间经济发展脱节，国家难以实现有效的经济管理。
明朝以“四书”中的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道德代替法制和行政来治理国家。其弊端是：一是因循守旧，在整个社会上形成教条主义和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一切施政纲领以“成宪”为准绳，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不允许去做，如万历皇帝在立储问题“废长立幼”的想法和张居正改革。二是道德代替法制和行政，容易造成法制不全滋生腐败，行政低能政府机构运作不畅。铸就文官集团“阳为道德、阴为私利”的“双重性格”。
这两条分析得有道理吗？
乍一看应该说很有道理，明朝在这两方面确实积弊深重。但是，如果仔细探究的话，笔者认为上述分析或者是犹如隔靴搔痒，或者偏离要害，并没有切中实质。如果病根都没找对，再以此为依据开出药方，那能达到什么效果就很值得商榷了。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两条重新梳理一番。
对于第一条来说，明朝从建国时就是这套经济制度，如何解释明朝前期运行得还算良好，还出现过郑和下西洋这种壮举，到了万历朝就一下子不行了呢？而且，在明朝出现财政危机的同时，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也同步出现了经济难题。显然，根本的问题不是体制，而应当出在体制之外。
同样的逻辑，今天世界各国经济都出现了困难，中国和美国体制完全不同，要是把问题归在中国的体制或者美国的体制上，似乎都没有找准病根吧？
黄仁宇的这个观点还有一个严重的逻辑漏洞，所谓的“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评价古人，此乃历史研究之大忌。明朝确实存在缺乏有效的定量行政管理手段的弊病，但问题是，在公元十六世纪，在地球上你就找不到一个国家采用了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
明朝的管理手段在当时就算不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先进的之一，明朝至少还有记录十分完备的全国税收记录，同一时代欧洲那些所谓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连这些都欠奉，甚至都没有能像中国那样正常运转的行政系统。
和崇祯皇帝同一时期的英国查理一世政府如果具有足够的组织性，能把税正常收上来，怎么会打起英国内战？两个世纪之后的法国，你也可以说因为缺乏“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手段”，所以才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如果用现代的标准要求古代，那基本不用看了，所有政府都是毛病百出。打个比方，你不能说秦始皇被赵高架空导致秦帝国的崩溃，根源在于秦始皇不能像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天天发推特吧？罗马帝国的崩溃，在于罗马境内没有通火车。今天的历史系学生如果这么写论文，肯定别指望毕业了。
匪夷所思的是，黄仁宇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博士，居然就是这么评价明帝国的。他说，“明代官吏进行管理时，欠缺所需的重要统计数字。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料和人口数据，不过是粗略的估计。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中国其后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十六世纪的人，不能预见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是很正常吗？难道明朝官员都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才能符合黄仁宇的胃口？这样的话还讨论啥历史，直接去起点写穿越小说好了。
如果刨除“政府缺乏数目字管理”这个强加的现代视角，更加客观的表述应当是：明帝国亡于财政崩溃。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偌大一个帝国，财政怎么说崩溃就崩溃了呢？
明帝国
如果了解世界历史就会知道，当时不仅明帝国财政崩溃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财政，就算还没崩溃，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理解当时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背景。
明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独特的，有两个唯一：一是唯一一个由贫苦农民登上皇帝宝座建立的大统一王朝；二是唯一一个起源于南方的大统一王朝。其中后一点尤为重要，这表明一个重要的历史趋势：中国的人口以及经济中心南移。
自唐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南迁成为历史趋势，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经济中心，这里面有两个重要驱动因素：
一是北方游牧民族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变得空前强大，甚至出现了一度横扫欧亚的蒙古帝国，黄河流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逼得人口和经济南移；二是随着“一带一路”贸易的发展，海路由于物流成本优势成为主流，依靠陆路的丝绸之路不仅成本上没有优势，而且因为战乱原因受阻，因此当时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完全的海洋贸易。
明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经济发达的城市都分布在便于对接海上贸易带的沿海以及沿江区域，长三角以及福建广东沿海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外向型经济成为其主要特征。
北京作为首都，只是出于“天子守国门”的考量，但是本地财富是入不敷出的，大量物资需要通过京杭大运河从南方调运。明代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与当代中国颇为神似。
明帝国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一次货币和税收改革——废除其他货币，将白银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税收用货币取代实物，这就是张居正于1581年在全国实施的“一条鞭法”。
这里面有个背景很多人不清楚，中国境内没有什么银矿，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使用铜作为主要货币，到了明朝居然白银多到可以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为什么？
原因在于，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人殖民美洲发现了巨型银矿，白银供给量猛增。西班牙相当于掌握了货币发行权，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西班牙人通过一带一路贸易大量购买东方的商品，把巨量白银输入到中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发现了大型银矿，也成为重要的白银输出地。据学者估计，当时世界上流通的白银一半以上都在中国。
白银贸易路径
西班牙人依靠印第安奴隶开采并提炼白银，为了提高提炼白银的效率，发明了汞齐化精炼法。这种方式虽然极大提升了白银产出率，但是需要大量使用到对人体毒性极大的水银。
奴隶的命又不值钱，被当成消耗品大量使用，印第安人的累累白骨换来白花花的银子。
西班牙人是能挖出多少就输出多少白银，相当于在毫无节制地滥发钞票。潮水般疯狂涌入的白银，严重摧毁了明帝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形成相当规模的外向型经济，并导致明朝遇到了以前历朝历代都不曾出现过的问题：长期持续的输入型通胀。
鼎盛时期的西班牙帝国
这种输入型通胀不仅在明朝存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相同的原因，英国在整个十六世纪，物价上涨了约八倍左右。
今天我们觉得通胀不是太稀奇，但是要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物价可能在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之内都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一个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实物地租，那么他的收入将缩水到原先的1/8。如此规模的通胀，引发社会剧烈动荡就不足为奇了。
西班牙的白银输出能力也是随着时间增长。在前期，适度的通胀以及西班牙土豪的采购订单刺激英国、荷兰（当时还未独立）以及中国的工商业主极力投资扩大再生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跃进，工商资产阶级崛起，所以英国与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
但是到了后期，白银的无节制输入造成的通胀，使得与西班牙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各国都苦不堪言。
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爆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两百年才最终停歇。在为了信仰相互残杀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本质：一方面，在国际贸易中成长起来的工商资产阶级要争取话语权，必然与原先的贵族产生矛盾；另一方面，通胀造成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到了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矛盾的地步。
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除了明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整个欧洲都是一片战火，生灵涂炭。其中发生在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消灭了德意志60%以上的人口。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的话，有一组数字可供对比：二战中中国伤亡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86%，苏联则是13.4%。
当时的英国与明朝遇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通货膨胀使得实物地租和农民收入在不断贬值，再加上天灾人祸（小冰河期灾害频繁），自耕农纷纷破产，农民放弃土地逃荒的情景在欧亚大陆两端同时上演，主要依靠农业税的政府收入锐减。自耕农就是农耕时代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大量消亡，意味着社会稳定性大幅削弱。
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与明朝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的士大夫阶层一样，通过工商业发家致富，却不肯交税给国家，极力抗拒税制改革。
明朝崇祯皇帝要忙着赈灾和抗击外敌，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也要对付与英国敌对的西班牙和法国，都急需用钱，但是这些社会精英都是一句话：你敢加税，我就敢造反！
跟崇祯皇帝处境类似的查理一世
与明朝相比，英国有两个重要的方式来疏解国内压力：
一是大量的皇家海盗打劫西班牙商船贴补收入，从1585年到1604年，英国每年有一百多条的海盗船出海，专门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劫掠西班牙运输船队，每年上缴国家的“打劫许可费”平均可达20万英镑，比政府的正常岁入还要高。二是美洲殖民地发现后，可以把大量失业人口（失地农民）连哄带骗送到美洲令其自生自灭，避免其在国内闹事。同样的人口在明朝则被称作“流民”，是李自成起义军的人力基础。
即使如此，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仍然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明朝没有这些排解压力的方式，又是人口众多的大陆农业国，受天灾的影响更大，还有如同无底洞一般的辽饷，需要承受的内部压力，也比小小的岛国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综上所述，西班牙帝国引导的“全球化”，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灾难，各国都是矛盾重重，斗争不断。更要命的是，这个全球化贸易体系还突然崩溃了，其中明帝国受害最深，引发经济断崖式下跌，最终导致局势糜烂到不可收拾。
万历十五年是公历1587年，是西班牙筹备无敌舰队准备攻打英国的那一年，也是西班牙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之年。
西班牙由于掌握了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从国际贸易中攫取了大量财富，狂妄不可一世，致力于建立普世的“世界天主教大帝国”，用枪炮到处推销它的“普世价值”，不仅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连年征战，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扑灭国内外的新教势力，频繁的军事活动严重透支了它的国力。
在镇压荷兰革命的过程中，荷兰人修建的棱堡使得攻城所需开支变成了天价，西班牙政府甚至为此破产了一次。
好不容易缓过劲来之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打算通过一场决战彻底消灭在背后支持荷兰的英国，不惜透支信用借贷大笔高息贷款，来建造空前规模的无敌舰队，然而发生在次年的英西大海战以无敌舰队惨重损失收场，为打造这支舰队投入的重金全部打了水漂。
英西大海战（右边大船是无敌舰队）
身为当时的欧洲头号强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其实只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由于钱来得太容易，没人去下功夫搞实业，西班牙国内制造业几乎为零，完全是靠金融霸权获得财富，当财政崩溃后就会一切归零。
这场决定性的海战之后，西班牙虽然仍然维持大国地位一段时间，但其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出现了严重崩塌，并由此引发了连锁反应：
原本是西班牙藩属的荷兰，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逐渐占得上风。在这场海战之后，荷兰开始采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夺取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两牙合并了）的亚洲航线，掠夺骚扰其美洲航线，建立荷兰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从而进一步打击西班牙的经济，“海上马车夫”就此诞生。西班牙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再也无力维持与明朝贸易，黯然退出亚洲。西班牙人手持大把白银，因此他们与明朝做生意的时候基本还是按照正常贸易规矩办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荷兰人与明朝做生意则是带着一股海盗作风，就是要空手套白狼来的。他们抓捕当地居民作为奴隶，能抢就抢，能骗就骗。明帝国不是印加帝国，不可能忍受如此挑衅，因此明朝海军与荷兰武装商船（海盗）进行了一连串海战，最后荷兰人占领了台湾作为根据地，只能与大陆维持小规模的走私贸易。
这样一来，明朝政府要支出一大笔海军军费，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更可怕得是，明朝与西方的贸易出现断崖式下跌。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中，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了面向欧洲市场的“外向型经济”，这些手工工场齐刷刷地丧失了海外订单，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设想一下如果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外贸订单一下子归零会出现什么可怕后果，就可以大致理解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了。
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江南工商集团遭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帮人本着“堤内损失堤外补”的精神，不仅与皇帝撕逼更加起劲，而且将损失转嫁到本来就负担挺重的农民身上，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矛盾。
同时期的英国遭受着和明朝类似的问题，英国虽然赢得了英西大海战，但是此后陷入了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中，反倒是让荷兰趁机摘了桃子。英国也陷入严重财政问题，与明朝一样陷入激烈的党争之中，最终分为保王党和议会党爆发了内战。
最初，议会党军队节节败退，议会党领袖约翰·皮姆暗中与苏格兰（当时与英国是相互敌对的）签订秘密协议，引苏格兰人入境来对付国王军，而且还为此支付巨额报酬。交税的时候没钱，交钱给外国军队来打自己人，钱倒是给得很痛快。苏格兰军队跨过国境的时间，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时间仅仅相隔一个月。
英国的幸运之处在于，苏格兰人只是存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思，而清兵是真的“趁你病要你命”来的。
与崇祯同时期的英国内战
一个滥发钞票、施展金融霸权、到处推销普世价值的帝国主导了全球化进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繁荣，但是也引发了经济结构不合理、国内贫富分化加剧，税源不断流失，全球化既得利益集团与本国的国家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在世界各国都引发激烈的矛盾与冲突。
这才是万历十五年之后，明帝国财政问题的真正根源！
你不觉得，这与今天的世界十分类似吗？如果今天的中国政府像明朝政府那样财源枯竭、国库空虚，国内政治陷入激烈的党争之中，既无法在外贸出现断崖下跌之后进行调结构、扩内需、增投资等一系列措施来保证经济增长，也无法在外敌窥伺的情况下提升军事实力，那么今天的中国，将要再次重演万历十五年的故事。
历史虽然不断轮回，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
同样是作为世界头号生产大国，中国幸运地摆脱了明帝国的宿命。而主导这一轮全球化的美国，却同时兼有当年明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影子：为了推销普世价值穷兵黩武虚掷国力，滥用金融霸权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又有国库空虚、陷入党争、贫富分化加剧、国际化既得利益集团与本国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风生水起，显示出新型全球化的强大生命力，显露出取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体系的趋势，与当年的荷兰对西班牙所使用的对策异曲同工。
不同的是，已经尘封了上千年的陆地丝绸之路将要重启，中国的经济重心历史性地从沿江沿海向内陆回摆，互利共赢的盛唐大陆贸易秩序将重现人间，美国不一定会像当年西班牙帝国那样衰落，如果加入进来也有可能实现共赢。
至于《万历十五年》书中说的道德代替法治和行政以及道德僵化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老化后的必然规律，正如每个人都要衰老一样。要看清这一点，同样需要跳出中国，在各国的比较之中才能看清楚。
道德治国最大的弊病，是不再关注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是空泛地要求政治人物的道德，如果发现一点瑕疵，就大加攻击，全盘否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个……好像是并不是中国特色吧？要说以道德为纲，道德僵化，西方做得似乎更加过分呢！
罗马帝国时期，就曾陷入严重的泛道德化倾向中。屋大维之后的罗马皇帝，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和尼禄，一个比一个评价差，评价他们的标准不是文治武功，内政外交，而是私人道德和性取向上的瑕疵，并极尽夸张为能事。
在塔西佗的编年史中，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这样总结道：“尼禄继承了他的母亲，然后吃掉了她；他强奸了他的妹妹；烧掉了罗马的12个街区；处死了赛内卡；在拉特兰呕吐出青蛙；把圣彼得钉死在十字架上；砍了圣保罗的头；统治了13年零7个月；最后被狼吃掉。
传说中的尼禄荒淫宴会的场面
根据现代英国、法国和罗马尼亚的历史学家（尼禄研究中心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研究结果，基于一些间接证据，他们构建出来的历史上的（historical）尼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尼禄执政期间，没有发动对外战争，也没有内战，给外邦居民与罗马公民同等待遇，罗马景象十分繁荣，边境情势基本缓和；
在内政的措施上，基本上多是向平民大众所倾斜的：他限制诉讼案例辩护报酬的上限，用来防止权贵藉着法律对平民施以的不平等剥削；尼禄压低粮食价格，让贫穷的罗马公民也能够得以温饱；他实施减税政策，降低了许多间接税的税赋，并公开政府的税收记录，以防止官员贪污舞弊；取消包税人的苛捐与奴隶拍卖税；
尼禄热爱艺术，他本人就是一个诗人、剧作者、演唱者与竖琴演奏者；尼禄下令禁止残酷的角斗士表演，代之以文艺表演以及体育比赛；他常举办盛大的竞技赛会，并亲自下场参与比赛，极力塑造亲民形象；
在罗马大火期间，尼禄并不在罗马城内，在他听说发生大火后，尼禄迅速赶到现场，并组织人员进行灭火，他还开放自己的宫殿安置灾民，并从奥斯提亚与邻近的城镇运粮赈济；
他赞助文艺、建筑、与各项的工程发明，发展国家实业，尼禄本人就是个发明家，他发明了对付伪造遗嘱的办法，避免了类似中国秦朝的赵高传矫诏的事情；这对于帝国来说，可以说是一项意义极大的发明。
尼禄粉碎了一场旨在颠覆自己统治的元老贵族阴谋，这项阴谋在实施前败露，尼禄实施反击，处死了一批参与阴谋的元老贵族。尼禄认为基督教的传播不利于帝国统治，因此抓捕并处死的一批基督徒，但人数并不多。
从尼禄的评价上就可以看出，罗马帝国时期的道德绑架，比明帝国要荒谬得多。
如果说罗马时代太久远，我们再说说中世纪的欧洲。那时候，评价国王好坏更是跟文治武功无关，凡是对基督教好的，就是道德高尚的，被大肆赞颂甚至封为圣徒，反之就不受待见。
“忏悔者”爱德华吃穿简朴，把钱都省下来盖教堂，死后被封为圣徒，然而他找来大批诺曼人朝中为官，引发国内贵族激烈反弹，甚至导致内战，并埋下了英格兰被诺曼人入侵并奴役的祸根，就没人提了。
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开国国王亨利二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却因为尝试削弱教权，被整得身败名裂，笃信基督教的儿子们反叛他，最后他被儿子逼死，死后连入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资格都没有。
英国的亨利三世和法国的路易九世争着向基督教表虔诚，不惜花费重金搜罗各种圣物，亨利三世不惜把英国变成教皇的提款机，弄得国内怨声载道，甚至引发多次内战；路易九世亲自组织十字军东征，不仅让国家背上沉重债务，自己也死在国外，差点引发国家动荡。这就是当时的道德导向引发的各种奇葩案例，要不怎么说黑暗的中世纪呢！
要说中世纪的人太愚昧，我们就再说现代。美国和欧洲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国内政治议题就不再关注国计民生，而是各种“政治正确”的话题，越来越陷入泛道德化的泥潭不可自拔。
以下为引用的文字，分析“白左”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心理动机：
“左派们如此痴醉于自己的道德高地和对“受害者”身份的塑造，试图塑造正常的市场竞争和社会运行下所谓的“弱势群体”受制度性歧视的叙事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必须要从人类最基本的偏好入手，只有听众都认为自己是潜在的犯人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利用他人负罪感来获得利益。”
当政治精英们将富裕的生活当做习以为常，忘记国家初创之时艰苦奋斗的历史，就会越来越远离民生疾苦，在道德层面相互竞争，并依靠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贬低和打击对手，这既不是中国的特产，也不是在中国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美国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重新关注国计民生的特朗普，政治精英纷纷从道德上抹黑他，还记得竞选之时爆出的特朗普私下谈话中“侮辱女性”的视频吗？公众舆论已经严重偏离治国方略，越来越关注政治家的私人品德了，和明朝后期何其相似！
特朗普上台后，出台任何改革措施都会被政治精英们顶回来。这里不对特朗普的政策是否合理进行评价，但是一个总统想办点实事阻止国家继续下滑，却遭到疯狂反对甚至围攻，今天的美国基本已经陷入否决政治的怪圈，与东林党人热衷于廷议，却什么正事也不干异曲同工。连当年写出《历史的终结》，欢呼民主制度走向最终胜利的福山教授，都在哀叹美国政治陷入衰败。
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你以为他是懒政吗？他也曾经想做一个有为的好皇帝，但是无论干什么事，都会被群臣以各种名义阻止，换成是你，你又当如何？特朗普总统不也一样无法突破重重包围吗？
万历皇帝当年的遭遇跟今天的特朗普何其相似
造成这些人物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总统，下至平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黄仁宇的评价，放到今天似乎也颇为合适呢！
如果美国不进行深刻变革的话，2017年，恐怕正是美国的“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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