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弟弟邓垦逝世:不安排遗体送别在深圳海葬 - 微言网

　　湖北日报客户端讯 30日获悉，邓小平弟弟、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邓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0月15日17时01分在深圳逝世，享年106岁。遵照邓垦同志遗嘱和亲属意愿，邓垦同志逝世后，家中不设灵堂，不接受花圈，不安排遗体送别，在深圳火化、海葬。

　　据讣告，邓垦同志1911年11月出生于四川广安，193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3月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干事。1941年9月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编辑。1945年6月起，历任东北吉林地委宣传部长，吉林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吉林地委宣传部部长。1947年春任东北勃利县县长。1948年春任东北佳木斯市市长、市委书记。1949年12月任四川泸州专署专员。1951年6月任重庆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1952年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1956年12月任重庆市副市长。1966年6月任武汉市副市长，1966年8月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1月任武汉市革委会文教办公室主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委员、常委。1979年3月起，先后任武汉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武汉市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1981年12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邓垦同志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赵乐际、朱镕基、温家宝、李岚清、贺国强、刘云山、张高丽、杨晶、王勇等对邓垦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邓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蒋超良、王晓东等省领导多次对邓垦同志的医疗保障作出指示，要求全力进行救治，并指派专人前往医院看望；委托黄楚平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赴深圳，对邓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1982年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后，邓垦依旧发挥余热。1982年11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顾问。1983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顾问。1984年9月任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顾问、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1986年3月任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1986年5月任湖北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1986年12月离休。离休后，邓老的身体还算硬朗，这得益于他每天坚持练一个小时书法，散步一小时，而且雷打不动。

　　邓垦曾说他喜欢看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拍的影集《警卫秘书眼中的邓小平》，这本画册里的邓小平最平实、最有生活情趣、最像他的哥哥。想哥哥的时候，他就翻翻这本画册，或是到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邓小平铜像前看看“哥哥”。

　　在邓家，邓垦排行老三。邓小平是父亲邓绍昌的长子，邓绍昌按字辈的排序为他取名邓先圣。1911年邓垦出生的时候，曾取名邓先修。那时，姐姐邓先烈9岁，哥哥邓先圣7岁。后来，哥哥改名“希贤”，再改名“小平”。

　　“在我的心中，父亲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旧社会人。”邓垦曾回忆父亲邓绍昌时这么说。邓绍昌晚清之际毕业于成都政法学校，在广安县协兴乡教了几年书之后，当上了乡团总和县团练的局长。当时，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正在四川兴起，邓绍昌加入了以反洋教、保路为宗旨的民间帮会“哥老会”，成为协兴码头的“当家三爷”，后升任“掌旗大爷”。辛亥革命期间，广安建立革命军，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

　　据邓垦当时回忆：“母亲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小平和我都有母亲的这个遗传。”邓家有40亩土地，在当地称得上小地主。但父亲“避祸”后，家中渐无积蓄，生活日益困难。淡氏的娘家是广安一带的名门望族，家道殷富。有一次，淡氏带着儿子邓垦去外婆家，这是邓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外婆家。离开时，淡氏向父母提出，带点肉回去给孩子们吃，谁料遭到父母拒绝。从那以后，无论家里有多困难，淡氏都坚持养猪。

　　当时，邓家和一个姓刘的地主家，曾有些来往。邓绍昌不在家，遇到一些事淡氏便请刘家帮忙。“那时逢年过节不是要写春联吗？刘家地主有文化，能写会画，我们就买了红纸，请他写春联。可这个家伙很坏，写了挖苦我们家的话。我母亲、姐姐都不识字，不知道啊。小平发现后很生气，立即把春联撕掉，自己去买红纸重新写。那时他还很小啊，10岁上下的人！”

　　1918年，小平考入广安县立中学。由于邓绍昌“避祸”日久，家里举债度日，小平的学费很难筹集。正巧，第二年8月，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成立，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捐款2万多元，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水平的青年入学，学制一年，毕业后赴法留学。在重庆的邓绍昌得知此事，立即捎信回家，让小平到重庆。

　　邓绍昌的这个决定，影响了小平同志的一生。在当地，邓绍昌也算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乡间的落后状况很不满意。他察觉到，中国人要想出头，必须学洋人之长，他要把长子“送到大地方的学堂去”。而留法预备学校的开办，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必花大笔的钱，就可以实现这个心愿。但此举遭到淡氏的极力反对，她埋怨邓绍昌：“才十几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的外国去，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哪个忍心啰！”

　　“我母亲非常疼爱小平。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以后，能主家理事，不愿意小平远离。”邓垦曾回忆，当小平得知母亲反对时，他便躲在房间里绝食，不吃不喝。“最终母亲很勉强地同意了。小平离家去重庆时的情景，至今我都记得，尽管我当时只有8岁。那时候四川农村人出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

　　邓小平考上留法预备学校，是自费生。赴法留学的旅费大约300块大洋，学校对自费生只补助一小部分，大部分要自己出。邓绍昌回到广安，变卖田产，仍然凑不够钱。于是，他找到了岳父、岳母和妻舅，再三说明邓小平出国后的光明前景，终于打动了淡家，拿出钱来资助小平。

　　1920年夏，邓小平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轮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邓小平和一批中国留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931年，邓垦到上海求学。此时他与大哥失去联系已有9年，家里再没有小平的消息。唯一的线索是：和邓小平一同赴法的“远亲”胡伦，给邓家捎了个信，说小平可能在上海。于是，邓绍昌要邓垦到上海后，设法找到哥哥。邓垦初来上海，既不会说上海话，又无熟人，人海茫茫，何处寻找。邓垦看报纸，发现报纸每天都有很多“寻人启事”，他灵机一动：要不自己也刊登一篇？

　　邓垦通过“寻人启事”找到哥哥没几个月，小平同志就离开了上海。“寻人启事”事件在几十年后还给邓垦带来了麻烦。“文革”期间，邓垦被关了8年，抓他的原因，就是问他在上海怎么找到邓小平的。“我把事实讲了一遍又一遍，但他们就是不相信。”没办法，邓垦让他们找来当时的报纸，查到了那则启事，才算了事。

　　上海一别后，兄弟两再见面，已经是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开会，当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我们相隔14年才见第二面，但这次见面也非常仓促，开完会，他又回太行山去了。”

　　解放后，邓垦和邓小平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他担任泸州专署专员，只有到北京开会时，才能和大哥小聚。这种聚少离多的状况，直到“文革”后才好转。邓垦到北京看哥哥，“好多年没见了，小平让我到他家里住，大概住了十天半个月。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不喜欢讲话，性格是内向的，在家里面和子女讲话都很少。这和他年轻时大不一样了！他年轻时很活跃，那些和他一起在法国留学的同志都知道，他爱讲爱笑，被称为‘小钢炮’。后来性格慢慢就变了，沉默寡言，考虑问题比较多，看样子是担子重了。据说是到了华北129师以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980年7月，小平同志陪外宾去广西，回京途中在武汉停了一下，与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邓垦住在东湖招待所。“那次，他还专门到我家来过一次，也没说什么，只是讲，你这个房子还可以嘛。又带了几个广西的芋头给我。”2004年，在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时，邓垦回到了家乡四川广安，踏进了“邓家老院子”。见物生情，邓垦感慨道：“小平一生献身革命，没有回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