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术下乡：中国农村灰色商业现象透视 - 微言网

据乡亲们的描述，该起事件的大概情形如下：S奶奶独自在家看护宅院，突然有一位男性陌生人敲门，此人自我介绍说是一位云游道人，路过本地，希望讨口水喝。饮水过后，他开始与S奶奶聊家常，并以“有缘”为口实，表示愿意免费为她家看风水，S奶奶信以为真。经一番现场考察和攀谈，他神色严峻地说到，S奶奶家半年内定有血光之灾，必须赶快设法破解。方法并不复杂，就是找一块红布，将一块红砖和3000元钱一起包裹起来，然后置放到客厅房门上槛位置，三天之后取回。

在一番甜言蜜语和威胁劝导之下，S奶奶只好将正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刚寄回来的三千元拿出，一切照做，亲眼看到那位道人将钱放入包裹。然而，待三天后从门槛上取下红包裹时，却发现里面的三千元钱不翼而飞，只剩一块红砖和一堆破烂报纸，老人至此方才对这场骗局恍然大悟，追悔莫及。

这是我直接调查到的第一个农村诈骗案例。时隔不久，当地另一位老人再次陷入这种骗局，其情形与S奶奶的遭遇极为相似。

自了解到S奶奶的遭遇之后的近几年来，我经常会从农村老家人那里听到一些让人诧异的类似消息，核心的结论基本都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某某村民又被骗了”。

比如，某村来了一伙销售小家电的流动商贩，其所售产品包括电磁炉、电饭煲、电水壶等。他们号称是厂家直销，因此这些产品的价格远低于一般市场价。在低价诱惑和赠送小礼品的刺激之下，不少村民主动选购了自己所需的小家电，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家电不能正常使用，经打听才得知这些产品大都是被厂家淘汰的“次品”。所谓低价优势，完全就是一种骗术。

再比如，有流动商贩前来某村宣传推销一种“新式刀具”，先是说新产品上市，为打开市场，可免费赠送，然后通过复杂的营销运作程序，将赠送和购买进行“捆绑”，进而引诱一些村民付款。

另外，有一些村庄还出现了销售净水器和医用康复理疗仪等“高价产品”的商业现象。虽然当地村民暂时还难以拿出其涉嫌欺诈的充分证据，但已有购买者感觉到“无明显效果”的问题，我们可以将以上所列这些经营行为统称为中国农村“灰色商业”现象。

▲ 在农村，有骗子以放电影的方式聚集农民，并在电影放映后送鸡蛋。几场放映之后，骗子便会开始推销他们要卖的产品。 © china.com

关于中国农村“灰色商业”现象及其中所隐含的各种骗术，已经有新闻媒体给予过关注，比如，《人民日报》就曾专门发文《警惕新骗术下乡忽悠留守老人》，对这种商业欺诈现象进行了“过程性”剖析。其实，这种现象早已存在于中国的一些城市里，我就曾经在北京某茶叶批发市场旁边的小广场亲眼看到过。

如今，这些商业团伙又将自己精心设计的各类“骗术”带到广大农村，故技重施，谋取不当利益。

综合我所调查与了解到的多起“农村灰色商业”案例，不难发现，尽管它们各自的骗术在具体的形式和技巧上存在差异，但同时也有着多方面的一致性。如行骗对象都以中老人为主体，都采用了“免费赠送物品或服务”的诱惑方法，从而利用人们“贪图小便宜”的普遍心态等。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骗术之所以能在中国农村屡屡得逞，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灰色商业现象中，“销售者”与“消费者”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三个方面的显著差距，或者说三种“不对等”，它们可以分别概括为信息不对等、心智不对等、空间不对等。

在整个“灰色商业”营销过程当中，销售者对自己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拥有充分的“事实信息”，他们不仅早已设计好了开展虚假宣传的整个话语体系和技巧，而且通过不断的演练得以将其娴熟运用，因此可以对消费者提出的各种问题给予从容应答。

与之相反，面对“送货上门”的各种商品，农村消费者几乎难以掌握任何关键信息，同时又不可能对这些商品的性能进行现场技术检验，甚至完全处于“茫然无觉”的状态。因此极易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说服”。

在这种情况下，前者足以完全掌握整个营销活动的主动权。而后者只要参与其中，便只能被动接受来自对方的各种信息，哪怕是起初仅仅抱着“看客”的心态而来，也很容易被“狂轰滥炸”的宣传话语所诱惑，从而陷入其中不可自拔。

在农村“灰色商业”现象中，与信息不对等相关的另一个现实便是：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心智不对等。这主要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各种心理状态有着很强大的掌控能力，他们通常拥有应用心理学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而被反复“洗脑”的消费者却难以及时察觉这个事实，甚至在潜移默化中主动将自己的认知方式转向销售者期望的方向。

另外，即使有人隐约或者清晰地感觉到了“自己被骗”的事实，往往也会因碍于面子而拒绝承认，或刻意隐瞒事实，进而通过增加“作为同类”的受害者数量来减轻“自我谴责感”。却很少有人会对其大肆宣传，所以骗局很难被彻底揭穿。正是因为对以上农村消费者心理的深刻洞悉，销售者才得以胸有成竹，信心满满地运用自己的骗术。

与此同时，他们不断更新行骗方式，使之花样不断翻新，更让广大农村消费者防不胜防，毫无招架之力。

在农村“灰色商业”现象中，销售者和消费者两个群体之间还存在另一个明显的差异，即各自“生存空间”的不对等，前者以广袤的中国农村作为生存的土壤，实行商业营销的“游击”战术。而后者往往以自己所定居的村庄（最多可以扩展到少数周边地方）为生存根基，所以基本上只能“在家门口”遭遇前者。

在这种情势下，双方一旦产生纠纷或冲突，销售者往往可以从容抽身而走，但消费者却经常难以迅速脱离干系，这就导致作为“陌生人”的前者反而获得了“当地人”所没有的“斗争”胆量，进而在言行之底气上占据上风，为其施展骗术提供心理能量。

此外，正是因为这些销售者有着高度灵活的“空间流动性”，所以待受害的消费者彻底认识到骗局而恍然大悟时，往往都是为时已晚。而他们再次遇到“同一伙人”前来本地行骗并集体“成功维权”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面对中国农村形形色色的“灰色商业”现象，我们还应该关注到其发生的宏观社会背景。可以推测，它与我国当前大面积出现的“工业产能过剩”有着紧密关联：当很多商品在城市难以获得足够的市场空间乃至陷入滞销状态时，广大农村便成为了理想的替代“消化区”。

商业的逐利本性一旦遭遇强大的压力，就会变得疯狂起来，置起码的社会道德于不顾，不择手段与不惜代价地实现自己的“赢利”目标。与此同时，一整套专门针对农村消费者的营销策略便被水到渠成地“发明”出来，其中就包括各种出神入化的骗术，这些典型的欺骗技术与大量劣质低价商品的大面积“日常销售”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灰色商业现象的基本样式。

当然，除了商业的逐利本性因素外，我们还应看到，以村干部为主的基层社会管理者没有发挥应有的“政治功能”，也为这种现象的普遍发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中国农村“灰色商业”现象日益蔓延，持续猖獗的“商业骗术”不断向农村渗透，个别地区甚至还出现了使用“***”劫掠村民财产的极端案例，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很容易引起社会恐慌情绪的滋长，更会极大地影响基层政府在农村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从而给中国乡村政治带来不稳定因素。鉴于此，各级政府须得尽快采取得力措施，切实遏制“骗术下乡”的不良势头。

我认为，相应工作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方向入手：第一、增加对此类现象的媒体曝光和宣传；第二、派遣专业人士向广大农民特别是中老年人传授必要的防骗技巧；第三、不断加强对此类现象的司法打击和惩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