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和1888年担任纽约市长的艾布拉姆·休伊特（1822年—1903年）曾经禁止慈善组织在市内设立出售1美分套餐的廉价午餐亭，认为过度降低生活成本并不能在根本上改善劳工处境，反而会变相造成他们收入和生活质量的下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资本主义异常活跃的“镀金时代”，不过在大学通用的经济学标准教科书却是理查德·伊利教授的《政治经济学导论》（1889年初版）和《经济学概论》（1893年初版）。这两部著作是当时美国进步社会思想的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做了大体正面的理解和叙述，教育了美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精英，为后来纠正野蛮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运动进行了思想准备。
伊利解释说，休伊特的这一举措触及了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原理：工资水平受制于人们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工资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提高一个社会在文化上认可的生活标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决定劳动力价格的要素除了工人生活和繁殖所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还有“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即“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伊利举例说，缩短过长劳动时间，提供工伤和人寿保险，保障退休金和子女受教育机会，都是工资劳动者起码的体面生活所必需的，社会改革思路就是让社会普遍认识到这些元素应该包括在基本生活水平里面。
虽然伊利并不主张全盘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他也不赞成市场经济脱离政府调控。他认为，即便在市场经济为主流的前提下，公有经济也是必要的，譬如公营的邮政、铁路、巴士、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当时美国坚持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一方与呼吁公有化的一方争论激烈。伊利撰文指出，这些公用事业重要的社会服务宗旨不可能由私营企业单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做好服务的办法要么是公有公营，要么是在政府严格监管之下让私有企业来承包。而后一种办法的风险在于，经营公用事业的庞大私营公司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政府对它们进行监管会十分困难。这些公司甚至可以支持自己的候选人进入政府，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代表。一个城市公有公营的水电和巴士等公用事业要运营顺利，不仅政府要清廉无私，这些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员工也必须有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而满足这些条件尽管麻烦，并非是不可能的。
在“镀金时代”的美国，伊利教授对公有经济还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而在今天的中国，有时候我们却把国有企业与腐败和低效率简单粗暴地联系在一起。这应该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最近我回过几次杭州老家。和以往回家的惯例一样，每次我都去官巷口的奎元馆吃一碗面，去仁和路的知味观吃一次小笼包子。杭帮菜当下风靡北京和全国，不过在外地见到的多不正宗。奎元馆的片儿川以及略微高档、撒上些许白润虾仁的虾片儿川，从浇头、面条到汤汁，几十年来都保持原样，再加上一份腐皮青菜、一杯二元一角钱竟然有三两的加饭酒，让我乐陶陶，醉醺醺，有点不想回北京了。像奎元馆、知味观这样鲜香四溢、服务周到的国有餐饮业，其实在北京也有不少家，譬如旗下有全聚德等众多老字号的华天饮食集团公司，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上有他人难以匹敌的骄人成绩。杭州的知味观不仅没有在民营店家的激烈竞争面前衰落，反而逆势成长，成为浙江省最大的连锁餐饮品牌。
在这些国营的餐饮店家，我们还依然能够见到中年的本地人服务员，想来还是原来的单位员工。我没有觉得她们的服务有任何问题。我相信，在这些国有企业，员工会得到比很多私有企业更好的福利，有更加稳定的就业保障。这使得她们在成为大妈之后还快乐地坚持在端盘子的岗位上。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如果能够持续高出同行业的民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还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基本生活水平的期望，间接拉高社会上其他劳动者的收入。
就像伊利教授在19世纪末的美国就已经意识到的，企业国有还是民营的属性并不自动就决定它们是否有效率和运营顺畅，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公有公营的企业更容易把社会公益作为自己明确和坚定的目标。尽管特定的国有企业会有自己特定的薄弱环节，妖魔化国有企业肯定不是科学和负责任的态度。文/彭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