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跟踪报道了参与某卫视《变形计》那些孩子台前幕后的故事。这是一档从英国第四频道《WifeSwap》(换妻)模仿而来的节目，为了让电视机的观众热泪盈眶，把节目的开始和结尾都设计得非常煽情，非常催泪，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变形计》的台前幕后充满了谎言(《智族G Q》2015年8月号)。
据上述报道，为了拍摄《母爱的呼唤》，节目组唆使城市主人公施宁杰死缠烂打，无所不用其极，以展示其叛逆的能力。施宁杰回忆说：“现在想来就好像中了圈套的感觉”，更荒唐的是施宁杰说：最感动他的是“节目组有位大哥人很好，节目拍完回到长沙，他说他知道我现在很饥渴，请我去嫖了个娼”，那时候，被带去嫖娼的施宁杰还不满18岁。
重建社会诚信是很多有志之士呼吁的话题，诚信社会的一个基础就是人与人之间不要撒谎，一个谎话连篇的社会哪里能有社会诚信可言。如果媒体报道属实，这是一种最不容易被识别的谎言制造方式，用数据、用故事、用编辑的手法撒谎，这种方法在一百多年前的西方曾经被政客和学者发展成一个技术活。
按照施宁杰的说法，他在农村踢飞凳子、踹烂桌子，最后找来锤子，“乒乒乓乓”把家里的桌椅砸了个稀巴烂，这些情节都是剧组用不准回家、不准吃饭、不准打电话等各种“很贱”的办法逼出来的。这些被“逼”出来的情节，在播出的节目中被导演剪辑成“施宁杰因为劝说9岁的王红林和遗弃她的妈妈见面不成而发怒”，节目播出时的画外音是：“这个在生活中一直顺风顺水、总是能心想事成的富二代，不能理解自己的一片好心，怎么老是碰壁。”
谁是谎言最大的受害者？被节目欺骗的不仅仅是参与节目的孩子，更有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节目通过这些谎言获得了收视率、获得了广告、获得了领导的电话表扬，而如果如报道那样，这些谎言让参加节目的施宁杰、王红林这样的孩子认为电视台都在撒谎，自己为什么不能撒谎？自己的家庭今天为什么这么糟糕，也许就是自己不够坏、假话说得不够多。按照这样的逻辑推导，当这些被谎言伤害的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这一段经历最终腐蚀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抛开推论，在采访中记者已经发现，被节目组造假成“娇气”女孩的王红林一提到拍摄的经历，“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声音也小下去，最后只剩下沉默”。
根据王红林的回忆，节目拍摄中的一天，正在午睡的王红林突然被节目组叫醒，节目组安排了一个男孩子帮她洗脚。当年才9岁的王红林当时没在意，但后来她发现，节目播出后网上对她骂声一片———“娇气”、“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甚至《变形计》官方出版的书籍也这样记录：“来到城市后，王红林的改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她居然变得娇气了！她不仅对年长的孩子颐指气使，还让他给自己洗脚。”
看到这一段采访，如果属实，我们不得不感叹节目组为了收视率用心之“恶”，全部不顾联合国、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发布的《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权利与媒体》、《新闻工作者的指导原则》和《儿童报道的新闻道德规范》等相关文件中最基本的关于儿童采访的基本原则：“保护他们远离伤害和报复(包括潜在性的伤害和报复)”、不能让儿童“做戏”等基本的原则。这不仅违背这些世界公认的儿童权益保护原则，甚至还违背了基本的人伦道德。
我们可以想象，在王红林生活的只有3万人的八仙镇这个小地方，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她“娇气”的毛病，而作为一个父母离异、大伯残疾的贫困家庭的小姑娘，一旦成为受害者，她和她的家庭几乎没有能力去改变被歪曲的事实，因为观众还是更容易相信电视节目，因为他们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公正”的节目，即便参与“演戏”诽谤王红林的同桌赵佳欣给王红林道歉说：“节目组安排她来为难我，比如把我的毛巾扔到地上之类的”，也没有办法改变节目制造的谎言对王红林的伤害，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孩子，他们没有能力对抗成年人。
面对没有底线，上述采访中节目组的李哲承认这是《变形计》常用的手法，是为了让平淡的纪录片变得波澜壮阔，他们把这个“变态”的、违反《新闻工作者的指导原则》和《儿童报道的新闻道德规范》基本原则的行为美化成“新生态纪录片”，他们称，纪录片的逻辑是生活逻辑，真人秀的逻辑是戏剧逻辑。为了戏剧逻辑，节目组必须对环境进行干预，给参与者设计任务。
撒谎、造假的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今天存在的普遍问题。《变形计》节目组为了节目好看，挑逗孩子人性中恶的一面，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给予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