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网友用“又害死一个”来形容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的自杀，因为前不久，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杨宝德也是受困于与导师的关系而自杀。类似的案例还有好几起。很明显，自杀虽然是极端事件，但是，有相当多的研究生正受到与导师关系的困扰，却是不争的事实。
杨宝德自杀后，其女友曝光了他与女导师的微信聊天内容。导师说他的女朋友配不上他，还问他自己穿哪件衣服更好看，这些都明显超出了一个老师和学生讲话的界限。这次陶崇园也遇到同样问题。导师王某长期让陶崇园为自己“打工”，并让杨崇园喊自己“爸爸”。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王某让小陶为自己提供“叫醒”服务，在第二天早上6∶15和6∶45两次给自己打电话喊自己起床。如今，任何一款智能手机都有这样的功能，让自己的学生喊自己起床，更多是为了体现权力的仪式感。而小陶就此的回复，只有一个“是！”至少在这件事上，是完全的服从。
看起来，杨宝德和陶崇园的导师，都对自己的学生发展出某种隐秘的情感。这不是“爱情”，而是某种超量的控制欲。人们都痛惜于这两位男学生的“不敢反抗”，事实上，被导师“控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中国的校园，只有到了“研究生与导师”这个阶段，才算发展出了真正的“师生关系”。在本科，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只体现在授课上。尽管某位老师可以给学生一个“不及格”，对学生来说，也不是什么灾难，因为一门功课成绩糟糕，并不会影响到他的前程。
研究生阶段则不然。学生和“导师”，是一对一的、长达两到四年的独特关系。导师需要传给学生知识，更要给他方法，更重要的是，导师要负责“指导”学生写出合格的毕业论文。大多数高校，都是导师一票否决，论文必须先过导师这一关，才能进入后面的评审环节。如果导师不同意，一个研究生就不能毕业。
这就是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的本质，除了人们常说的师生感情，这里也有一种权力关系。处在权力关系中的导师，会不自觉地强化自己的权威。在中国的大学，一个能带研究生的教授，多半也会承担一些科研项目，导师就会让自己的学生来做，正派的老师，会给学生一点补助，在论文上署上学生的名字；自私一点的老师，免费驱使学生，也不是不可能。
首先是权力关系，然后又是经济关系，最终形成一套控制体系，它不光是“惩罚”，也有“奖赏”——很多研究生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而且话语中还充满自豪。让王某陶崇园喊自己“爸爸”，可能触及了小陶的底线，他不知道，社会上有很多新媒体，都在喊“金主爸爸”呢。当然，我们无法责怪他太单纯。
学生和导师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并不一定必然导致悲剧。悲剧通常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一旦学生碰到的是“图谋不轨”或心理不健康的导师，我们的高校并没有一种让学生逃脱的机制。学生不能换导师，也没办法制约导师。小陶的导师王某，在事后竟然说，以后招学生要做一下心理测试，影射小陶心理不健康。事实上，如果导师的心理有问题，才是最大的灾难，会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造成心理阴影。
读研究生的都是成年人，也知道这种关系只不过几年，忍受一下，或许也可以利用一下，毕竟导师有人脉和资源，也会为学生提供帮助。很多人认为，小陶可以再忍一忍，“用时间换空间”，坚持一个月，毕业、工作，就可以摆脱那个大恶魔了。但现实是，人的忍受能力是有限的，他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要重塑师生关系，当然需要导师普遍懂得“节制”，需要学生更加“勇敢”，但是，更重要的是，高校应该设计出一套学生碰到不良导师能够逃生的通道。比如，给每个学生一次更改老师的机会；或者以类似“教授委员会”，而不是导师单独决定学生的论文是否能够参加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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