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私事让学生做，“那是没拿你当外人”？学生认为老师越界，老师则认为如今孩子心理太脆弱。师生交往到底要不要设立“区隔”——
高校师生相处的边界在哪里
近来，有关“高校性侵”以及学生与导师关系恶化后的极端事件屡次走进公众视野，高校师生到底该怎么交往引发关注。
不同于小学、中学的师生关系是“大人”管“小孩”，高校中老师和学生都是成年人。这就决定了，高校师生相处不仅仅是“教与学”的关系，但又跳不出“教与学”这个大背景。在这种情况下，高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如何把握相处的边界？
私事让学生做，“那是没拿你当外人”
尽管已经过去10多年了，小宋依然忘不了当年上大学时的“创伤”。
因为在高中当班长的经历，小宋上大学后被选为班长。本以为没有太多事情的他后来却发现，没事情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
“那个时候我们的辅导员老师给各个班长排班，轮流到她的办公室值班。”小宋回忆说，说是值班，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帮辅导员老师跑腿“办私事”。
“送文件、取报纸这都不算事儿，买饭、买书、去邮局取包裹、去超市搜集小票开发票……除了帮老师干私事儿，还得陪她聊天、说话、共进午餐。”
时间长了，脾气耿直的小宋甚至还公开“罢工”不去值班，甚至是去值班也会有意无意地“顶撞”老师。
已经上班多年的小宋说，毕业后在和同学们聚会的时候听到有同学替老师辩解说，“她那是没拿你当外人，是把学生当作朋友，当作弟弟看待。”
小宋回忆说，当时确实很多同学并不管老师叫“老师”，而是叫“姐”，老师对这个称呼也欣然接受。但在当年的他眼里，老师就是老师，不能让学生什么都做。
本来就对专业不太“感冒”的小宋在老师外力的“敲打”下就更加厌学了——他想要换专业。
当他向学院提出转专业的时候，“辅导员的眼睛都没从电脑上挪开”地对他说，“本院还从没有过这种先例。”
实际上，小宋后来成功了。他在之前的提交申请、求见校领导中都讲述了辅导员“以权谋私”的细节，但都以要懂事、听话、顾全大局被否定了。后来，他给学校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表示如果不让他换专业，他就去自杀。
“实际上，我根本没想过自杀，就是想引起学校的重视。”但就是这封“无心”之信，成功了。
与小宋非常相似的还有邱盛（化名），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因为被导师要求“报销发票、邮快递、填个人表格甚至到幼儿园接孩子”，而跟导师发生过激烈冲突。
“我当时要求换导师，可是全校范围内都没有过这种情况，学校也没有更换导师的先例。”几经折腾无果后，邱盛也选择了和小宋一样的“行为艺术”，以“自杀”相要挟，最终学校也是首开先河给他更换了导师。
曾经把学生当孩子，现在师生交往很谨慎
几经周折，记者采访到了邱盛要求更换的冯老师。作为邱盛的前硕导，冯老师也有一肚子委屈要倾诉。
“我承认，确实是让他做过这些事情，但是，我从内心讲不是要有意‘整人’或者是‘使唤人’，而是不得已为之。”
冯老师回忆说，邱盛在学校那几年正是他所在的专业和他个人事业的上升期。
“热门的项目要去申请，大量的表格要填写；报销流程太繁琐，每天都要去财务处排队。在所有这些事情之外，我们还要带实验、看论文、看开题报告，有些琐碎、重复的工作确实是交给学生去做了，可我也没把空下来的时间忙自己的事情，都用在带学生上了。”
“我也是没办法才让学生帮我去接的，绝不是天天让学生帮我去接孩子。”
冯老师说，自从和邱盛这件事情闹出来后，学院专门开了一次作风整顿会议，明确要求老师和学生必须保持距离，“规定里甚至还包括，下午五点以后，男老师不允许在办公室单独接待女学生。”
听到冯老师们面对的“规矩”，已经退休的何老师颇为感慨“今时不同往日”。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后来我也留校当老师，带硕士、带博士。”何老师回忆说，“当年，老师就是学业导师，师生经常吃住都在一起，很亲密的。”
“那时候老师都把学生当孩子，定期都要聊一聊。比如说，老师开完研讨会回来就要叫上学生去办公室或研究室聊学术，大家一起也不会嫌挤。”
记者采访到多位跟何老师同时代的老师，他们都有带学生回家里或者是被老师带回家里讨论问题、吃饭的经历，而且，那个时候偶尔帮老师看孩子、买菜甚至是搬蜂窝煤，都成了今天师生聚会时暖暖的回忆。但现在这样的事情几乎绝迹。
“我不知道是我想的太少了还是现在的学生内心太脆弱了，总之我们的交往现在很谨慎，就怕什么事情会给学生带来伤害，师生之间的距离感很强。”
冯老师提到了一个细节：近年来他在硕士生入学考试的时候竟然看到了越来越多家长陪考的身影。“我真想不明白，能参加硕士考试的都是成年人了，还需要家长陪考吗？这样长不大的孩子，心理能不是脆弱的吗？”
师生到底应该怎么交往引关注
高校中，老师和学生到底应该怎么交往？是否该划定必要的边界，设立必要的“区隔”？
有资料显示，英国教师行为指引中有明文规定，教师不得与学生独处，找学生谈话必须有第三者在场；教师不得将私人联系方式告知学生及学生家长。在日本的大学里，高校纷纷成立防止骚扰委员会、勤务环境调查改善委员会、大学伦理委员会等机构。问题是，这些他山之石是否适合我国当前高校之中的师生交往？
教育管理专业博士邓亮认为，对于大部分老师来说，他们都很注重边界交往，但是意外总会发生，“于是，就有声音提出老师和学生的交往需要有学校作为‘第三方’的干预”。对此，邓亮表示赞同，但也强调学校干预制度设立起来有一定困难。
“如果制度上对老师与同学同行、吃饭等具体行为开始限制，可能会使得老师和学生交往‘变味’，打击老师教育的积极性。”
来自黑龙江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曲文勇教授也认为，第三方的存在有必要，但“完全交给‘第三方’是不现实的。”比如，老师和学生在课余谈论学术、研讨项目等等，“如果都要干涉的话，也会影响师生之间正常的交往，这也不符合高校教学的实际。”
“当发现老师与学生存在情感纠纷等可能存在‘利益交换’‘有违道德’的问题时，学校是应当出面干预的。”曲文勇教授同时也指出，往往这种问题被发现的时候，可能就很棘手、难以解决了。
“所以说，老师和学生交往的边界完全由学校这样的第三方把控是不现实的，还是应当强调日常学习生活中师生双方的自律。尤其是教师要注意自己跟学生传播的内容，比如，要尽可能少地将自己的私生活，例如家庭婚姻不幸之类的内容透露给学生，私事也尽量不要麻烦学生。”曲文勇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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