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校执教过程中，最不愿意接手的就是公共课或者某些培训班的课。一般来说，如果是专业课，教师有教材选择权，我会选择尽可能反映最新专业进展的译版教材；但公共课或培训班教师往往没有教材选择权，学生使用的经常是一些劣质教材，有些知识点远远落后于与学界早已达成的共识。
例如，广东省教育厅组织高校教师资格考试所使用的岗前培训教材《高等教育心理学》里面的一些关键知识点远远落后于学界共识。教材中仍然沿用20多年前陈旧的知识，将“同性恋”归类为“性变态”的一种。事实上，我国学界从1995年便开始讨论，并于2001年正式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简称CCMD-3)中，明确不再将“同性恋”划入“性变态”范畴。
换言之，作为一本公共教材，从2002年开始就应该将明显错误的知识点予以修订。10多年过去了，仍然在大规模使用关键知识陈旧，而且极易带来误导和争议的教材，实在说不过去。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上交流日益频繁，优秀的国外教材陆续被译介进来；而且国内每年都有优秀的专业教材问世。像我所开设的专业课程，每学期都能从近十种国内外优秀教材中比较、选择。也就是说，现时代根本不缺优秀教材。
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像公共课，或者一些公共培训所使用的教材，如各地教师资格的岗前培训教材、全国心理咨询师考试指定培训教材，却往往采用的并非优秀教材，而是一些明显粗制滥造的劣质教材。这些劣质教材通常具有普遍的一些通病，像体系结构缺乏内在逻辑；知识点的铺陈毫无章法；关键知识点陈旧甚至错误；一些教材则根本就是连篇累牍地从其他地方抄袭搪塞。
高校公共培训教材为何总是舍弃优秀教材而选择劣质教材？其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点：公共培训具有垄断性质，无论是高校教师资格岗前培训教师，还是全国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指定培训教材，都是由某些机构垄断，独家“经营”；公共培训教材的发行具有巨大的潜在利益，动辄数千、数万，甚至数十万本，在目前教材发行的批零差价，足以给那些垄断的机构或个别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同时，目前高校教师的职称评价体系里，往往论量不论质。
劣质教材的使用，轻则误导学生；严重的则可能引发争议。像最近广东中山大学某女生诉教育部的事件，起因就源于劣质教材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