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凤回忆录公开：很多重大问题有了答案 | 贺子珍在毛主席逝世后------ - 微言网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主席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据透露，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

七六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的毛主席：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后，主席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
主席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著向主席发誓，主席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
主席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主席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主席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关于选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意为总理心善，缺乏魄力）
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就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毛远新说:好！选得好！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主席的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的这项决定很满意。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

1976年夏天，84岁的毛泽东病重，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组负责毛泽东的医疗问题。医生中，除了有负责诊断、医治的专家外，还有负责输氧、管麻醉的医生。护士有8个，分成三班轮流值班，日夜看护着毛泽东。

　　时间已经进入8月下旬，早已搬出北京的李敏从文件中看到毛泽东病危的通报，不顾一切，匆匆赶到北京中南海。

　　她眼前的毛泽东仰卧在床上，面容憔悴，气息低微。原来他已经不能进食了，只能用鼻饲，由医生配方，用管子插进鼻子里。由于每次鼻饲完毕，都要把管子抽出来，下次喂食时，再插进去，很费事，也很痛苦，喂一次要几个钟头。李敏进来时，毛泽东刚刚鼻饲完毕，显得特别疲劳。

　　毛泽东的双目原来是闭着的，此时微微睁开，他看到了床边站着一个人，认出是他的女儿李敏。进入晚年后，毛泽东眼睛患有老年性白内障，手术后只有一只复明。

　　他颤颤地，去拉李敏的手，李敏会意了，赶忙把自己的手放到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的手仍然是温暖的，柔软的，他很想像过去那样，把李敏的手紧紧握住，但是已经没有力气了。

　　李敏看到爸爸病成这个样子，眼泪又要流下来了，她竭力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她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

　　“娇娇，你来看我了？”毛泽东的声音很微弱，但神智是十分清醒的，他仍然习惯叫李敏的小名娇娇。李敏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毛泽东望着李敏，目光中充满着怜爱。

　　李敏的眼泪又要涌出来了。结婚后，她与江青关系不好，然后就搬出了中南海，现在她能告诉她的爸爸她进不了这里的门槛的委屈吗？她记得，1972年陈毅同志去世那年，毛泽东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当时他就生病了。李敏知道爸爸生病后，就去看望他，那次毛泽东也是这样拉着她的手，眷恋地说：“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

　　李敏知道，步入晚年后，爸爸的心是很孤独、很寂寞的，他也像普通人一样，希望得到家人的爱，享受到天伦之乐。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接着问李敏。

　　“39了。”

　　“不，你是37年出生的，今年38。”

　　毛泽东重病在身，还清楚地记得女儿出生的年份、女儿的年龄，父女之情又一次深深地打动李敏。眼泪再次涌上了她的眼眶。

　　接着，毛泽东艰难地打起了手势，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说了一句话。

　　毛泽东的声音很轻，李敏听不清。她用眼睛询问站在旁边的服务员：“爸爸说什么？”

　　服务员摇了摇头，表示他也没有听清。

　　李敏猜想父亲是不是问孔令华的情况，但又吃不准，于是没有回答。

　　毛泽东看到李敏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没有回答，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他拉着李敏的手也松弛下来。李敏知道父亲累了，于是轻轻地退了出来。

　　这是李敏同父亲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她一直猜不出、想不透父亲最后的一个手势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在她的心中始终是个谜。

　　直到多年以后，有一次，李敏同一个挚友谈起这个往事，这个朋友若有所悟地说：

　　“你爸爸会不会是询问你妈妈贺子珍的情况，或是嘱咐你要照顾好你的妈妈呢？他用手势比了个圆圈，这个圆圈是不是合上你妈妈原来的名字桂圆的圆字呢？”

　　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一直以来，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联系只是通过李敏进行，每次父女相见，两个人都会谈及贺子珍的一些情况。此时，毛泽东的身体已极其虚弱，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未来的日子不久了，因此，询问贺子珍的情况，表达他对贺子珍的最后的问候。遗憾的是，李敏并没有理解父亲的意思，对于他的话语也不懂。

　　李敏看望父亲后，又过了几天，中办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让她去看父亲。中办派来汽车，直接把她接进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前。她以为是父亲已经转危为安，想见女儿了。然而，她一下车见到的却是每个人脸上万分悲伤的样子，急忙快步朝父亲的房子奔去，一进门，没想到见到的是已经去世的爸爸，输氧的罩子也已经撤掉了，李敏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这一天是1976年的9月9日。工作人员告诉她，毛泽东是零时10分与世长辞的。

　　全国人民沉浸在失去领袖的哀痛之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人民大会堂设灵，祭奠毛泽东。

　　江青以夫人的身份一面把自己放在追悼活动的中心，一面加紧制造舆论，为自己上台当女皇开辟道路。江青没有一点悲痛的表现，只让李敏为毛泽东守了一次灵。

　　父亲逝世后，李敏知道妈妈也会马上获知这个噩耗，怕贺子珍承受不住，马上让孔令华赶去上海，自己则留在北京参加毛泽东的丧礼。孔令华带上已经3岁的小女儿东梅匆匆赶去上海。

　　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贺子珍先是一呆，随后就被击倒了，她一直挂念着毛泽东的身体，惊闻噩耗，一连哭了好几天，不吃不喝，伤心欲绝，情绪极其低沉。孔令华劝慰她，她一面哭一面说：“你们的爸爸走了，他临终时连儿女都不在身旁送送他，好可怜啊!”

　　孔令华明白贺子珍还是按照传统的家庭养老送终的模式来设想毛泽东的去世，劝岳母说：“作为一国的领袖，父亲的送终不仅仅是他亲人的事，而是全中国人们都牵挂的事情啊!”

　　“这也不行啊!”贺子珍开始号啕大哭。

　　这时的贺子珍又开始自我埋怨了，她后悔当初自己没有让李敏嘱咐毛泽东多保重身体，她又开始埋怨李敏和孔令华，不该搬出中南海，没能很好地照顾爸爸，她埋怨孔令华说：“你们作儿女的，只顾自己，不想想老年人多么希望见到女儿在身旁啊。”

　　孔令华听了默不作声。因为当初他和李敏搬出中南海，其实并非自己的本意。

　　像往常一样，有关部门没有安排贺子珍到北京去为毛泽东最后送别。哭过之后，贺子珍说：“我也要祭奠润之。”

　　于是，她流着眼泪，把黑纱披在毛泽东的像上，向毛泽东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然后，含着眼泪祝祷：

　　“润之，请安息吧!”

　　最后，贺子珍又把自己的侄女儿、外甥和外甥女儿叫来，安排他们去北京奔丧。

　　一代伟人毛泽东永远地走了，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了他的亲人们!

　　李敏在北京安葬完父亲之后，也赶往了上海，母亲对她只说了一句话：

　　“对你爸爸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你爸爸的遗志，为人民好好工作。”

　　李敏抬头凝视母亲时，却突然发现母亲头上的白发骤添了很多，几乎是一夜之间，她变成了电影中的“白毛女”。

1976年10月，在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江青等于10月6日被抓起来了!“四人帮”被打倒了。

　　江青一抓，笼罩在贺子珍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但是，她还没对江青的垮台做什么评论，只是对李敏说：“我可以干点工作了，哪怕是写写回忆。”

　　此时的贺子珍，已经是满头白发，她的身体非常衰弱，但是她那颗要为人民做一点事的壮志雄心，依然未减当年。

　　屈指算来，她已经闲散了20多年了，她无所事事，虚度了几十年最好的年华。过着这样无聊的日子，并非她所愿，而是环境所迫。现在，江青倒台了，阻挡她工作的这块大石头已经搬去，她觉得，是到了让她恢复工作的时候了。她完全忘了，此时自己已经是个67岁的老人了，早已过了离休的年龄，应该在家里安度晚年了。

　　在1977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贺子珍兴冲冲地去了一次福建，看望了刚得到解放的哥哥贺敏学。

　　在福建，她和哥哥共同回忆起了十几岁闹革命的日子，一同回忆当年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往事。兄妹俩互相激励着，准备为党和国家再贡献力量。然而，贺子珍从福建到上海后，正当她满怀希望向往着未来之时，新的不幸又降临到她的头上。一天上午她一觉醒来时，发现左手抬不起来，左腿也不听使唤了。最后，医生诊断为中风，她的左半身偏瘫了。贺子珍很快就被送进了对她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华东医院，从此再也没能站立起来。

　　接着，医生又检查出了她患有糖尿病。

　　贺子珍又重新陷入了异常的痛苦之中。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不幸，贺子珍万分痛苦，她并不是为自己忍受不了身体的病痛而痛苦，而是为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再去工作而痛苦!

“四人帮”打倒了，共和国新生了，人民并没有忘记曾为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过的人们。

　　1979年6月1日，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10日，新华社播发了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第二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新闻和贺子珍的照片。照片上的贺子珍，满头银发，面颊丰腴，坐在轮椅上，正同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神态沉静安详。

　　原来，在会议期间，贺子珍的老战友们，向党中央和全国政协提出建议：鉴于贺子珍是妇女界中参加革命最早，是曾参加井冈山武装斗争的女红军战士，又曾是毛泽东的妻子，很有代表性和影响性，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

　　那天，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到医院来看望贺子珍，报告她这个可喜的消息：她被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政协委员。贺子珍高兴地对市委领导们说：“我的心情太激动了，感谢党和国家，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贺子珍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热泪盈眶。贺子珍在上海居住了近30年，上海市委从来没有负责人来看望她，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上海市委也只派了一个小干事来通知了一声。市委领导来看望，这是第一次。

　　市委招待处派人给她献上了鲜花，表示祝贺。

　　五颜六色的鲜花插在贺子珍床边五斗橱上的花瓶里，顿时给病房增添了热烈喜悦的气氛，鲜花散发着郁郁清香，贺子珍那白净微带红润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微笑。

　　王一平还对她说：“贺大姐，一会儿上级就要派人来为你拍照了，照片要同这个消息一起刊登。”

　　送走了王一平书记后，护士卢泮云见贺子珍难得那么高兴，便说：

　　“姨妈，我们陪你到花园里看看好吗？”

　　“好!好!”她高兴极了，

　　于是小卢扶她坐在轮椅上，沿着医院南楼旁边的水泥小道绕到后花园里转了几圈。贺子珍饶有兴趣地观赏着竞相开放的花儿，心情格外振奋，多少年了，她还从来没有这么用心地看这么美的花儿呢。以前，她感到自己生活在阴影中，外界的一切对她没一点吸引力，现在，她太高兴了，于是她招呼大家说：

　　“我们拍几张照片吧!”

　　贺子珍与大家在花园中照了两张像。在风烛残年的岁月，党和人民给予她这样的荣誉，对于在沉默中生活了几十年的贺子珍来说，无疑是一件快慰的事。

　　这份迟到的殊荣，犹如春风细雨，滋润了贺子珍已经干涸的心田。贺子珍意识到，生活中并不只有哀愁，仍然存在着希望，她不能在哀愁中沉沦，而应该抓住希望，让希望照亮她的生活。她又一次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正视自己的疾病，同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同命运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她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

　　“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贺子珍在医院里，是医生、护士公认的最听话的病人，她服从治疗，积极配合医生的每一项医疗措施。要使瘫痪的肢体恢复功能，除了按摩以外，还要进行针灸和理疗；这样，每天的治疗时间就要拖得很长，贺子珍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虽然她每天被折腾得很苦，但无怨无悔。

　　医生还告诉她，为了使瘫痪的左腿恢复功能，需要进行适当的活动，她欣然同意了。每天吃中饭、晚饭之前，她都由护士们搀扶着，在病室里走上几圈。由于左腿不听使唤，她的步履艰难，常常全身冒汗，但她总是坚持着，一定要走完该走的路。

　　在这一期间，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以后，贺子珍还活着、还在人间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这位消失了40年的贺子珍，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许多人都为贺子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而高兴。许多记者对她进行跟踪采访并作了报道，写了不少文章，外国通讯社也迅速转发了此类消息。

贺子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她第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想去北京，我想瞻仰主席的遗容，我想去看看天安门。”

　　去北京是贺子珍藏在心中已经整整30年的愿望。她提出这一愿望时吐字艰难，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有关部门马上把贺子珍的这一愿望汇报到了北京，到了党中央。

　　1979年9月3日，这一天的上海机场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贺子珍在上海市委的欢送下登上了党中央专门派来接她去北京的专机。在飞机上，她支撑着身子，看着窗外祖国的大好河山，心潮如天空中的云朵不断涌动，翻滚……悠悠岁月，难忘的往事再次袭上心头。

　　贺子珍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301医院。

　　原来在上海负责她的医疗的医生、两名护士、两名服务员，也跟随她一起来到北京，全力保证她此次来京的健康。

　　这是贺子珍60多年来第一次进北京城!

　　这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贺子珍第一次来到她为之浴血奋战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那是几十年间多少回她只能在图片、电视里瞩目的地方。

　　她终于来到了北京!

　　但是，来到北京后，贺子珍的心情反而不能平静下来，在301医院一安顿下来，她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她的要求马上得到了答复：同意!然而，为了安排她的这次活动，上海和北京的医务人员却煞费苦心。因为从医疗的角度看，贺子珍是不能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的。她的神经经受不住过强的刺激，过分强烈的刺激会造成她精神的崩溃。建国初期骤然听到广播里毛泽东的声音，1958年与毛泽东庐山的会见，都使她的神经受到严重的刺激，现在她的身体比过去更差，半身偏瘫，还患有糖尿病，如果出现上两次大发作的状况，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贺子珍这次到北京来，不正是为了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吗？不去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只能够缩短停留的时间，设法控制她的情绪，不使她陷于过度的悲痛之中。

　　9月18日，李敏、孔令华带着孔宁宁、孔东梅一起陪同贺子珍去毛泽东纪念堂。

　　临行前，护士卢泮云在仓促之间给她塞上了一块粉红色的手绢，贺子珍看了一眼，就从兜里掏了出来，摇摇头，说：“这块颜色不好，不能用。”

　　卢泮云明白了她的意思，立即给她揣了一块色调素雅庄重的，贺子珍这才满意地收起来。

　　上午9时，一辆红旗轿车沐浴着金色的秋阳，把贺子珍送到了天安门前。李敏和孔令华推着轮椅上的贺子珍，走过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然后进入毛主席纪念堂大厅。贺子珍是坐在轮椅上从毛主席纪念堂正门进入的，映入她眼帘的是神态安详的毛泽东的大理石雕像，此时，她的眼泪就像泉水般涌出来。李敏、孔令华，还有她的外孙孔宁宁、外孙女儿孔东梅，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花圈，敬献在毛泽东的坐像前。这是一个一米五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贺子珍默默地在像前，久久不愿离去。但是，这一次贺子珍没有痛哭。随后，李敏和孔令华推着贺子珍来到了毛泽东遗体陈列室。贺子珍坐在轮椅上轻轻地绕着毛泽东的水晶棺灵柩慢慢地转了两圈，专注地凝视着安详长眠的老战友，久久地望着毛泽东的遗容，她的神情十分悲伤。眼泪涌上来，她又咽下肚去，刚一咽下去，眼泪又涌上来，但是贺子珍竭力保持平静，然而，最后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像串串珍珠缓缓地在脸上流淌……

　　医护人员看到贺子珍这个样子，怕她因此再受到刺激引起她的病来，忙把她推进了休息室。

　　来到休息室，贺子珍擦干泪水，她抬头望着墙上毛泽东手书的七律《长征》诗，好半天一句话都没有说，记忆的大门又打开了，贺子珍怎么能忘记毛泽东写这首诗时的情景：

　　那是44年前的事了，1935年6月，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岷山之上举目远眺，起伏的群山，宛如弹丸，被红军踩在脚下。此时红日高照，岷山红装素裹，远处旌旗点点，跨越万水千山的红军仍在前进，胜利在向这支钢铁般的队伍召唤……毛泽东顿觉一股豪情充溢胸间，如湍流汹涌，如万马奔腾，一时诗情涌动，神思飞扬，吟出了这首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后又斟字酌句，于10月完成。

　　毛泽东对这首诗，自己也很满意和喜爱，多次将诗句读给贺子珍听。

　　44年后的今天，贺子珍站在镶嵌了这首诗的墙旁，感到一种异样的亲切，仿佛当年站在毛泽东身旁，听他吟诵诗句……她简直看得痴呆了。突然贺子珍觉得心中有个声音响起来了，那是毛泽东的声音，不，是她自己的声音，不，是她和毛泽东的声音，他们正在齐吟：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贺子珍就在心里吟诵着这首诗离开了休息室。

　　贺子珍从毛主席纪念堂回去后，在301医院里，她仍时常回忆起这段日子。在她心里，并不是她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而是和毛泽东本人见了一面，就像当年在庐山。此后，她又去参观人民大会堂，她先看了宴会厅、大会场和上海、北京、江西、湖南厅。之后，她又来到一间小房间，里面摆着卧具和办公用品。当她得知这就是毛泽东的休息室时，顿时百感交集，斜靠在毛泽东当年坐过的藤椅上，双手掩住脸面，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她的指缝间无声地涌了出来。

　　这以后，贺子珍就在北京住下来，从1979年9月到1981年5月，住了近两年的时间。在北京住的期间，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如邓颖超、康克清、曾志、刘英、彭儒、朱仲丽等老战友来医院看望她。老战友和她一起回忆难忘的战争年月，畅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这使她感到分外亲切和愉悦。

　　尽管组织上在各个方面给贺子珍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但由于她长期生活在南方，刚到北京时，气候、饮食诸方面存在许多不适，健康又出现了反复，她的糖尿病曾一度加重。贺子珍是一个怀旧的人，时间一长，她又怀念起上海来了，她向中央提出要回上海。中央领导同志告诉她：北京和上海她可任来任去、常来常往。不久，在上海的哥哥贺敏学来信，说上海有个气功师治偏瘫有奇效，某某经治疗后竟能行走如常了。这终于促成了贺子珍的南下。

　　1981年5月，贺子珍心满意足地从北京回到了上海。

时光飞逝。1984年4月初，贺子珍就断断续续出现体温升高的现象，到了中旬，突然变成高烧，而且便血，结果，又住进了华东医院。在医院，医生们用很多药都没能把体温降下来。

　　4月15日，孔令华正在辅导孩子们写作业，突然，电话急剧地响了，孔令华一接电话，原来是中办来了个电话，说：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听到这消息，知道母亲的病情已是十分严重了，马上对丈夫说：“母亲病重了，我们马上去上海!”

　　孔令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这时接他们去机场的汽车已经来了。孔令华搀扶着李敏上了汽车。

　　李敏早几年就患了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此时也正在病中，听到妈妈病重的消息更是紧张，上了飞机，心仍咚咚咚地跳着，脸色苍白，她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孔令华马上给她服了治心脏病的药，安慰她不要过于担心，女儿东梅懂事地说：“我姥姥会好起来的。”

　　飞机到达上海后，一部小汽车已经等候在机场，他们被直接送到了华东医院。

　　李敏来不及听医生介绍母亲的病情，直奔病床前。这时，贺子珍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非常虚弱，眼睛微微闭着。

　　李敏俯下身子，刚想叫声“妈妈”时，贺子珍睁开了眼睛。当她看到女儿和孩子们都来了时，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你们来了。”

　　李敏俯身靠近母亲，轻轻地说：“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

　　贺子珍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她看着女儿深深地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为她看病的医生。贺子珍自从偏瘫后，说话就不太清楚，现在在高烧中，没有力气，说话更轻。李敏听不清楚妈妈说什么，但她明白她的意思，这是母亲在向她介绍给自己治病的医生，告诉她：自己生病住院了，医生们在照顾。李敏向医生说了声“谢谢”后，问母亲：

　　“妈妈，您哪里不舒服？”

　　“我肚子痛。”贺子珍的神智非常清楚，只是衰弱得很。

　　这时，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他们接到居住在上海的女儿贺小平打来的电话，知道贺子珍病重，怕有什么不测，也马上赶来。贺敏学一来，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立即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贺子珍服了药后，体温降下来了，并沉沉地睡着了。李敏这才放下心来，离开病房让母亲休息。

　　在以后两天，贺敏学一家和李敏一家天天去看望贺子珍。

　　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清楚了，她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她还让护士给外孙女儿东梅弄点好吃的。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了，谁知这是回光返照。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再也没有显示了。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终于去了，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