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想做“奴才”不容易 - 微言网

比如，《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纪晓岚、和珅面对乾隆，分别自称“臣”和“奴才”。多数观众看到此类情节，会觉得和珅在谄媚皇帝，自轻自贱；纪晓岚则很在意自己的尊严。

汉语中的“奴才”一词，本是两晋时期用于骂人的“胡语”（即少数民族语言），是“世之鄙人之不肖者”，即被世人鄙视的小人、恶人，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

清代学者赵翼在《奴才》一文里举过几个例子，如北魏权臣尔朱荣对人说：“葛荣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造反的葛荣等人，被尔朱荣轻蔑地骂作“奴才”。①

清军入关前，有所谓“包衣”，即满洲人的家奴。清代官员自称“奴才”，或许与此有关。

顺治、康熙年间，官员们向皇帝奏事，自称“臣”或“奴才”皆可，尚没有统一规定。

广东巡抚杨宗仁为汉军旗人，他在康熙五十八年的上奏中，谈及“火耗”问题，内有“奴才即遵谕旨，通行禁革……奴才衙门将州县及司道府各节礼尽行革除……”云云，全文自称“奴才”。②

雍正即位后，觉得官员自称混乱，很是不满，在批阅奏折时，屡屡把官员自称的“奴才”改为“臣”。

康熙年间，一直自称“奴才”的杨宗仁，其奏折上“奴才”二字，被雍正亲自划掉，改为“臣”字，并在旁批示：“称臣得体”。

满洲旗人齐苏勒的奏折上，雍正亦有朱批：“向后写臣字得体”。③

南阳总兵董玉祥奏折上的“奴才”被改为“臣”后，对雍正感激涕零，上表谢恩：

“实圣主优待臣子至意，但臣世代叨蒙豢养洪恩，得侍奴才之列，荣已过分。复蒙圣谕称臣，更深乾惕。”

他的意思是说，皇上对待臣子实在太好了，我家世受皇恩，自己能给皇上当一个奴才，就已是无上荣耀。现在皇上允许我自称为“臣”，我只有更加努力，才能报答皇恩。

为了一劳永逸，雍正干脆在他下旨编纂的《钦定八旗通志》中，明确规定：

“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④

意即，“臣”和“奴才”都是臣下的意思，不必分作两种写法，以后官员上奏，一律自称为“臣”。

董玉祥的谢恩奏折显示，在时人眼中，“臣”是比“奴才”更体面的称谓。

不过，官员们并不喜欢使用更体面的“臣”字。他们认为，以“皇帝的奴才”自称，较之以“国家之臣”自居，更能拉近、体现自己和皇帝的亲密关系。

他一改其父“一刀切”的政策，订立了详细的“官员自称”规则。

首先，乾隆规定，满人官员上奏，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

“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嗣后颁行公事奏折，称臣；请安谢恩、寻常奏折，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⑤

乾隆以君臣关系对应国家体制，以主仆关系对应私家情谊。皇帝作为满人，特许同族官员在请安、谢恩时自称“奴才”，乃是刻意昭示“满人一家”。

其次，乾隆要求，武官无论满、汉，在奏折上都要自称“奴才”。

此项规定的起因是，福建提督甘国宝（汉人）在谢恩时自称“臣”，惹得皇帝大怒。乾隆指出，此“殊不合体式”，因为“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之前已经下旨强调过：

“令内外满汉诸臣，嗣后陈奏公事，均一例称臣，此第就文职而言，并非概及于武臣。”⑥

乾隆此举有两层用意，一是故意折辱武官，要求他们全部自视为奴才；二是借主仆关系拉拢武官，让他们产生自己比文官更亲近皇帝的错觉。

自称“奴才”，对官员的个人尊严有损、却有助于拉近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有助于他们在权力场的生存。武官们掌握着“枪杆子”，乾隆自然更喜欢见到他们以“皇帝的奴才”自居，而非自称“国家之臣”。乾隆要求武官自称奴才，正是以“亲近皇帝”为饵，来引导武官们自我消除“国家之臣”的意识。

在乾隆明确要求文官上奏公事一律称“臣”前，满、汉官员联名奏事，时常会出现分别自称“奴才”和“臣”的情况。

比如，直隶总督西宁、天津镇总兵达翎阿、直隶布政使周元理联名上奏蝗灾事宜，使用的自称是“奴才西宁、奴才达翎阿、臣周元理跪奏”。

乾隆见到奏折后，直指周元理“无礼”。他在朱批中申明，“臣”和“奴才”的词意并无不同，满、汉官员奏报公事，一概是自称为“臣”。

这句话，是真正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极为精准地点出了“奴才”和“臣”的区别——前者卑贱，但和皇帝亲近；后者有尊严，而同皇帝疏远。

“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乎？”

意思是：与皇帝面对面时，贵为大学士的满人可以自称“奴才”；身为末流县丞的汉人也可以自称为“臣”。官员的地位与如何自称无关。

乾隆还声称，他对官员如何自称，其实从不计较（这当然只是漂亮话），只是在奏折上，还是统一为好。他的要求是，“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即满、汉官员联名上奏时，所有人的自称都应和领衔者一致。

“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分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⑦

乾隆声称，自己明白，谅他周元理也不敢自恃身份，不肯欲西宁等同称”奴才“。但周元理拘泥与条文，上级已自称“奴才”，自己却还坚持称“臣”，实在是迂腐可笑。

其实，正是因为担心周元理这些汉官不甘心做满人的“奴才”，乾隆才故意做了这番议论，警告他们不要以称“奴才”为耻。

周元理很冤，汉人文官不可自称“奴才”，也是乾隆定下的规矩。如陈垣在《释奴才》一文中所说，

“皇上不欲汉人之称奴才，而以满人迁就汉人也，故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⑧

又经过几次同类事件，以上使用“臣”和“奴才”的办法，终成定制。

简单来说就是：汉人文官就任何事上奏时，都要自称“臣”；满人文官上奏公事用“臣”、私事用“奴才”；武官无论满、汉，一律称“奴才”；满、汉官员联名奏事，自称须统一，若是公事，一律称”臣“。

此外，（1）作为满人的核心皇族，如皇帝的儿子、兄弟、长辈等，在任何情况下都只称“臣”；（2）汉人太监也能自称“奴才”。

清末老太监信修明在其回忆录中，说到入宫当了太监，就成为皇帝的奴才。按他的理解，奴才是“皇家眷养”之人，臣是“为国家政治有建树者”，二者的区别很明确：

“只要受皇家眷养者必须自称奴才，如为国家政治有建树者则称臣，如恭忠亲王、醇贤亲王、庆献亲王都是军机大臣，在公可称臣，在私就得称奴才。”⑨

虽说已有定制，但官员为讨好皇帝，仍常常违规使用“奴才”自称。李敖当年写《奴才学发微》，就从档案中发现，不少晚清官员在奏报公事时，不按规矩来，仍然自称“奴才跪奏”。

光绪晚期，为在名义上消除满、汉差异，清廷开始讨论“免去满员称奴才字样，一律称臣”等议题。宣统二年，清廷终于下诏，同意取消“奴才”称谓。

“君臣为千古定名，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恭读高宗纯皇帝谕旨，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著一体称臣等因钦此。”⑩

从有清一代皇帝对“官员自称”的管理来看，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全凭皇帝的个人好恶。乾隆时代区分“奴才”与“臣”；宣统时代又革除“奴才”称谓，变来变去，目的都只是为了维护、巩固爱新觉罗的江山。

至于官员，不管皇帝怎么说，大多数都希望抓住一切机会，将自己变成“皇帝的奴才”，让皇帝认可自己“奴才”的身份。

作为汉人文官的纪晓岚，“不幸”生在规则最为严格的乾隆年间，他替皇帝干了一辈子文字审查工作，做了一辈子“禁书能手”，做了太多奴才会做的事，却还是不能自称“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