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孙立人传说的真与假：战神、军妓与活埋日俘
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着种种关于孙立人的或真或假的传说。
因仁安羌大捷与四平之役，孙立人在中文互联网有“战神”之名。不过，蒋介石却曾当面评价孙立人，说他“对于训练部队很好，不过打仗不行。”①
蒋对孙的评价，自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仁安羌大捷不足以支撑孙的“战神”之名，也是事实。
对仁安羌一役，通常的说法是：1942年4月18日、19日，“我军仅以战斗员1121名的一一三团，与7倍于我之敌军三十三师团的二一四和二一五两个联队主力激战……挽救7千多英军的生命……”②“被围的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被解救脱困。”③因113团团长刘放吾虚报战况，其子刘伟民又在数十年后，著书为他虚构功绩（甚至称仁安羌之役为刘放吾独立指挥），以致很多问题被以讹传讹。
事实上，新38师113团参战官兵数目约800人，被困仁安羌的有英军4000余人、传教士数人，敌方是日军33师团214联队（缺第一大队）的约2800人。④
数千英军非如通常所描述的那般坐等救援，而是与113团并肩作战。被困的英缅军军团长史利姆回忆，仁安羌作战时，“我就将我在平墙（北岸）这边的所有炮兵、所有可以用的坦克都拿去支持孙的攻击。”⑤孙立人遂临时接任英军装甲旅司令官，指挥坦克支援作战。中英联军在数量上处于优势，因而“与其说是日军包围英军，倒不如说是中英联军自南北两面夹攻日军、包围日军。”⑥
孙立人在战后曾称，此役“击溃十倍于我之敌人，解救十倍于我之友军”，这是不实之词。
日军方面，并不承认此役战斗失败。按日方战史的记述，19日“宾河以北之敌为掩护主力撤退，不仅不放松攻击，反而增强了兵力，好像是中国军的一部（新编第18军一部约1000名）来援。20日拂晓，由于先后到达的原田、荒木两部队参加战斗，宾河以北之敌又丧失战意，未做抵抗就撤退了，至此，第33师团的仁安羌战斗胜利结束。”⑦
以上来自日军的说法，自难免有粉饰之意，但日军未在此役遭受重创，仍是确事。
战后，国民政府的对外宣传，将重心放在了“敌遗尸1200具，解英军7000多人之危，救出驮马1000多匹，美国教士与新闻记者500人”这样一种统计数据之上。
但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据1942年4月20日（仁安羌大捷第二天）远征军高级将领罗卓英给蒋介石的战况报告称：“现据孙师长报称：……敌向南退却，其死伤约500余名，我亦伤亡百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419）当天，史迪威在其日记中也说：“38师（即孙立人师）重新占领了仁安羌，击毙了400名日本人。”（《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20日）
不过，宣传归宣传，国民政府的内部总结，并未肯定“仁安羌大捷”，而将重点放在了反省上面。军委会的战报称：
“(日军)佯攻仁安羌，分散牵制我5A（第5军）之N22D（新22师）、N38D（新38师），声西出东窜，廿一日（应为廿四日）扑腊戍，迂回畹町。我援军66A（第66军）之N28D（新28师）、N29D（新29师）浦下车，立足未稳，即陷纷乱。敌长驱直入，全局急转。”⑧
也就是说，在这份战报看来，孙立人抗命出师，虽得小胜，但牵累大局，对国军在缅甸的溃败起到了加速作用——这一意见是否中肯，自是见仁见智，但它代表了重庆军委会当日的基本看法。
图：1946年双十节，孙立人（右三）与部署在长春励志社会餐
新38师撤出缅甸后，改编为新一军。日军投降后，孙立人游历英、美，其所属新一军则在郑洞国指挥下，于1946年4月18日参与进攻四平。5月3日，林彪已感到战局不利，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近一月来的战斗，每旅皆伤亡一千数百人……目前缺额更大。”⑨5月4日，本溪陷落，黄克诚曾建议弃守四平。
5月13日，杜聿明完成了总攻四平的部署：廖耀湘率新六军、88师为右翼；陈明仁率71军为左翼；郑洞国指挥新1军为中路，直击四平。15日，孙立人抵达东北，重掌新一军。5月18日，新六军攻克关系四平安危的塔子山，迫使林彪全线撤退。⑩
梳理上述事件脉络，可知四平一役与林彪地位相当的对手乃是杜聿明，孙立人则是在战役末期走马上任。
至于蒋介石一方面评价孙立人“打仗不行”，一方面又在去台后起用孙担任“陆军总司令”，其缘由主要在于政治考量——美国军政两界当日对蒋观感恶劣，而对孙则颇有好感。
“军妓”问题
孙立人部存在“军妓”一事，见于新一军军官张善发的回忆。
据张称，1945年前后：
“不论在先或在后出国的兵员，都渴望回国，人心不安，军纪涣散。……为了安抚军心和解决官兵性生活的需要，新一军采取了日本军队带军妓的方式。在孙立人等的授意下，派人回国以学习现代化通讯技术和做文化工作为名，骗招了一百多名女青年。出国后住在密支那市郊，名为‘慰劳队’，实为妓女。各军队中的官兵写申请，由主管部门安排去住宿，并统一扣钱。还有附近的一些外国军队特别美军很野蛮，他们也争着要去。有几名女青年因不愿受这种污辱，拒绝接待中、外官兵而纵身于伊洛瓦底江自杀了(这支‘慰劳队’直到回国后才解散)。”⑪
就笔者有限所见，张善发的上述回忆，属于既难以证实、也尚不能证伪的孤证。
稍后，新一军归国，奉命赴广州参加受降接收。与绝大多数参与接收的部队相似，新一军在广州的军纪不佳。据曾任广州市警察局督察长的练秉彝回忆：
“孙立人之新一军部队，军纪废弛，每晚黄昏时候，有官兵逾千，三五成群，……借搜查敌伪物资为名，四处侵入市民住宅抢劫财物。”⑫
练秉彝的回忆，可以得到新一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龙国钧的佐证。
据龙国钧回忆，新一军当日在广州占用了“明明不是敌伪产业”的“漂亮房屋”，结果“常常被控告到行营主任张发奎处，使张大骂新一军强横与腐朽。”龙国钧还披露，新一军在广州存在严重的“侮辱妇女和所谓结婚问题”，“张发奎和孙立人为缓和民众对他们的指责，曾一再通令禁止嫖赌及限制结婚。……(但)新一军胡作胡为如故。广州舆论指摘新一军，说新一军是‘新日军’。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⑬
关于“结婚问题”，练秉彝也曾提及。他的说法是：
“新一军抢劫财物既多，私囊饱满，……招惹得一些慕虚荣尚Y·D之少女、少妇趋之若骛，咸以与之结合为荣。新一军五十师副师长杨温与我是同乡，又是同学，时有过从。他开玩笑对我说：‘新一军两师人来到广州，先后举行过两次集团结婚，约计新娘200多，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麇集于旅馆、酒店之卖淫私娼。这批‘咸鸭蛋’给我们官兵带走了，今后你们公安机关对私娼的罚款收入，当会锐减吧！’我笑答之说：‘新一军到广州以来，坏事做得多，这件还算是做了好事。’”⑭
练、龙二人的说法，还能得到张发奎的佐证。据张回忆，新一军稍后奉命移师北上时：
“不少军官眷属拒绝随军。原因很复杂，因为有些军官把钱都交给了他们的妻子。这些妻子中有些是酒家女侍。由于日本占领的影响，广州流行女侍陋习。有些新一军军官积攒些钱老是跑酒家。他们见到这些年轻的女侍穿着漂亮的衣服就想迎娶，其中许多女侍不是正经女人，她们嫁给外省籍军官是贪图他们英俊和多金。”⑮
图：1945年圣诞之夜，新一军军官在广州与盟军联欢
八年刀口舔血，生死存于一线，士兵们对家庭温暖和家业置办的渴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所以孙立人对上述行为的态度，也以袒护居多。
据练秉彝回忆：
“孙立人不仅不将犯法的士兵惩戒，反而当堂拍案指着我大骂警察没用，捉贼不到，嫁祸于士兵，要警察局赔偿军誉。我在军长震怒之下，只得诺诺而退。回报局长李国俊后，翌日李亲自往军部向孙立人道歉，其事始寝。”
新一军开赴东北后，军纪未见好转，且出现了针对日本女性的“打野鸡”的新状况。
比如，宪兵王鼎钧回忆，在睡日本女人这件事情上，“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⑯新一军三十师师部参谋洪淦棠在日记里写道：“××××(日本女子名)来到此地，服侍确实周到，日本人确为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讨个日本人做姨太太，也显得舒服。近来同僚，也常有这个动念……”⑰新一军士兵龚日兴讲：“(军官们)没事便……手提文明棍，满街去游荡，打野鸡。……追逐野鸡成了他们每人的课目。”⑱新一军参谋潘德辉，则将孙立人直接拉到“我军师团级干部”正在上演的“一场威胁日本女孩接受玩弄的丑剧”的现场。⑲
另据张发奎披露，1944年桂林保卫战前夕，桂军曾公开向他要求“军妓犒劳”。据张回忆：“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奉命兼任桂林城防司令。……考虑到守城要捱过很长的日子，韦部军官要求准许留下一些妇女充当军妓。也许有一些坏女人愿意留下。我没有批准这一要求。”⑲稍后，该部迅速弃守桂林，令张发奎“感到惊奇”。⑳
“接触大陆密使”问题
孙立人去台后，一度官至“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却在1955年被蒋介石软禁，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才重获自由。
“孙立人案”是一桩史家公认的政治冤案。
该案的背景，与美国欲支持孙立人取代蒋介石有莫大关联。又因蒋介石不欲与美国正面冲突而导致关系破裂，故案件的侦办始终遵循“匪谍案”套路，指其“窝藏x匪”、“密谋犯上”。为坐实这些指控，台湾当局的手段，主要是利用“李鸿匪谍案”、“郭廷亮匪谍案”等案件进行穿凿，在郭廷亮“自承匪谍”之后，孙立人遂被定性为“对旧部管教不严”而遭去职软禁。
孙立人当然不是什么“匪谍”。不过，据《江淮文史》2013年第04期刊发的一篇当事人回忆文章披露，1950年前后，孙立人确实和大陆方面派往台湾的密使有过接触，且此种接触，似乎令大陆方面感觉满意。
撰写该文的金其恒，系安徽省政协原副秘书长，据他讲，“本文所述的策反孙立人的来龙去脉和细节都是他老人家(金之岳父龚意农)那时（文革期间）告诉笔者的， 并经其子女龚纬、 龚维丽加以补充”。
据该文披露，策反孙立人一事始末如下：因孙立人妻子龚夕涛系龚意农的亲胞妹，在新四军系统担任金融工作的龚意农于1950年被华东局召到上海，被付以赴台策反孙立人的重任：
“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 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刘晓集体同他谈话。一见面， 陈毅就笑着说：‘啊，是龚意农同志，我们见过，我们在黄花塘还下过围棋呢！’……接着陈毅详细询问了龚意农的家庭状况和主要社会关系，然后告诉他：‘这次找你来，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想利用你同孙立人的亲戚关系，派你到台湾去，做做你妹婿孙立人的工作，我们解放台湾时，他不要放枪就行了嘛。’”
但龚表示有困难，因为“孙立人同我妹妹早已分居，因他再娶，两家有矛盾，多年不相往来”，怕达不到预期效果，故而“建议另找孙立人其他亲属去，并表示自己先去物色，再来汇报。”
图：1949年，孙立人在台湾
龚意农物色的赴台策反孙立人的人选是潘仲文。此人“同孙立人有多重亲戚关系：潘的夫人是孙的姐姐，潘的姐姐又是孙的堂兄孙雨人的夫人。在孙家，潘仲文既是姑爷，又是舅舅”。龚将其找到，并推荐给刘晓：
“经刘晓周密安排后，潘仲文于1950年初带着陈毅的亲笔信，扮成富商经广州到香港，再乘客轮顺利到达台湾。先找到孙立人的哥哥孙伯亨， 住在他家。过了两天，孙立人来到孙伯亨家，两人才见了面。见面后，两人叙谈了各自在台湾和大陆的近况。当孙立人问到潘仲文回不回大陆时，潘这时才说明来意，把陈毅的信递给孙立人。孙立人见信后，沉思了一会，就问潘：‘怎么不是朱德写的呢？’并再三叮嘱潘不要出去，不要见外人，将尽快派人护送他离开台湾。”
潘仲文此行的成果，似乎令华东局颇为满意：
“潘仲文从台湾回来后，先向龚意农谈了他见到孙立人的情况和孙的态度。然后一同赶赴上海向陈毅、刘晓汇报。陈毅听后笑着说：‘潘先生你不虚此行，这一趟没有白跑。’反复强调要注意保密。并指示，为便于联系，潘暂时不要离开上海，等待下一步安排。华东局有关部门把潘安置在待遇比较优厚的上海汇丰银行任襄理，打算派他再去台湾。”
但此后因台湾加强对大陆的反渗透工作，潘仲文几次密赴台湾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至于此次秘密接触，按该文作者金其恒的理解，“孙立人的回应是正面的。他只是觉得陈毅职位还不够高，权威还不够大，‘兵对兵，将对将’，希望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手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应当说，这次台湾之行，‘没有白跑’，是有成效的。”
此事目前亦是孤证。孙立人那句“怎么不是朱德写的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尚无可资印证的其他资料披露之前，仍是个颇费揣摩的谜团。
潘仲文作为一个“面粉厂厂长”，在阶级斗争时代，为个人利害计，自然也极愿将这桩秘密任务办成，故而其报告是否有一厢情愿的因素存在（比如夸张孙立人的态度），也未可知。㉑
活埋日军俘虏？
“孙立人活埋日军俘虏”这个故事，流传极其之广。
据说，孙曾下令：“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照这样办。”有专家声称，孙立人总共活埋了1200名日军俘虏，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
这个故事版本很多。
其基础版本，可以参考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栏目的说法：
CCTV七套军事历史类节目《百战经典》之《碧血丹心孙立人》，可算“加强版”。节目中，专家声称，孙立人总共活埋了1200名日军俘虏：
凤凰卫视节目《风范大国民》中，情节更多。主持人马鼎盛提到：孙立人活埋日军俘虏一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还提到“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其实，这是一个假故事。
（1）公开出版物最早谈及此事者，是1991年出版的一本纪实文学
这段杀俘故事，笔者目前所查到的最早的源头，乃是1991年出版的一本讲述远征军历史的纪实文学《大国之魂》。该书在90年代风行一时。尤其是在远征军入缅作战50周年（1992年）之际，该书内容被诸多纸媒转载。
该书第十五章《攻克密支那》，有这样一段描述：
“送走史迪威，一个参谋军官跑上前请示怎样处理俘虏。 被俘获的日本人有八九名，都是在战斗中打散了抓住的，有的还负了伤。 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 ‘这些狗杂种！ 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 今后都照这样办。 ’
“命令被迅速执行。第十八师团曾在中国战场犯下累累罪行，官兵手上或多或少都沾有中国人的鲜血。因此后来各部队干脆连审问也取消了，凡是抓到日本人，一律就地枪毙，或者按照中国刑罚砍头。枪杀俘虏固然不大人道，但是毕竟大快人心，以牙还牙，壮哉中国人。从此，新三十八师杀戒大开，至战争结束，几乎没有日本俘虏活着逃过这支复仇之师的惩罚。”㉒
作为一本纪实文学，作者没有就上述描述，给出任何史料来源。
（2）可以确定的是：孙立人没有公开发布过杀俘令；驻印军全部日俘加起来，也凑不齐1200人
第二次缅甸战役，盟国参战者不独有中国部队，亦有美军、英军，更有不少媒体记者随军报道。孙立人如果以一师之长（后升任军长）的身份，发布杀俘令，“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照这样办”，无疑是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无视，是一件性质相当严重、足以被送上军事法庭的事情。即便孙立人想要这么干，38师（新一军）中的美军顾问和联络官们也不会坐视，所以史迪威等人不可能不知情。但翻查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伊斯布鲁克（Ernest Easterbrook）等人的日记，并无只字记载。㉓
至于“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笔者查阅了与驻印军关系密切的《纽约时报》，其1943-1945年间，涉及孙立人的报道共有14篇，但并没有任何一篇提及杀俘事件。如果真的“震惊了世界”，《纽约时报》不可能没有报道。㉔
此外，日军战史如日本防卫厅编写的《缅甸作战》、生田惇的《日本陆军史》、服部卓四郎编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也全未提及此事。
综上，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孙立人从未发布过杀俘令。
此外，中国驻印军也没有多达1200名日俘供孙立人“活埋”。据官方战报，自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底，驻印军两个师，共击毙日军27699人，击伤42760人，俘虏395人。㉕
至于“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也找不到任何史料源头。唯日俘细井健二，曾于1944年4曰15日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2期，发表过一篇反战文学，名曰《山田伍长》，其主人公的名字，恰好叫做“山田进一”。但“山田伍长”既非台湾人，也从未到过缅甸战场，与孙立人可谓毫无关系。㉖
事实上，当时盟军相当重视从日俘口中获取信息，所以给予俘虏的待遇很好，对捕获俘虏者的奖励也很高。有日本陆军缅甸方面军参谋长1944年3月1日所传达的“非常时期有关皇军操守相关事宜的通牒”为证。在这份面向全部团以下长官的“通牒”中，日本缅甸方面军对俘虏泄露机密一事痛心疾首：“通过最近虏获敌方文书判断，近段时间在我作战地域把日本兵捕获为俘虏的日益增多，事关军事机密特别是我方军事部署等的相关陈述为敌利用，如同另纸的事例增多的话，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处在如此非常危急之时，必须对每一个士兵严格教导，发生行踪不明情况时，将其状况与灾难程度进行判断，依照程序火速报告。”㉗
俘虏如此重要，美、英方面也断不会允许孙立人将其“一律就地枪毙”。
（3）驻印军中，确实存在一些零星的杀俘现象，但是否采用过“活埋”手段，则未可知
不可否认的是，驻印军在缅甸战场，也确实存在零星的杀俘事件。有老兵回忆为证：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士兵们是恨之入骨的。所以，当我们在一次小战斗中抓到三个日本俘虏兵时，大家都主张用刺刀戳死他们。但当时上奉规定，抓到一个俘虏，可以领取一万元奖金。这三个俘虏中有一个留仁丹胡子，估计是个军官。为了发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大家宁愿少领奖金，你捅一刀，他踢一靴，这个俘虏兵当场毙命，做了帝国主义者的替罪羊。然后兴高彩烈地把另两个俘剪押送去团部。殊料其中一个在途中见到紧靠路边的一块巨大的棱角四突的石头，拼力向巨石撞去，当即脑浆迸流，一命呜呼。另一个在快到团部时，趁押解的士兵注意力稍僻之机，也是一头撞在石墙上。”㉘
至于是否存在“活埋”现象，则未可知。
有说法称，活埋日军战俘的事情，“李鸿干过”，“日本资料中没有‘孙立人杀俘’的说法。倒是有一个叫李鸿的将军，日军曾经指责他有杀俘的现象。”㉙
李鸿是孙立人的部下，孙升任新一军军长后，李接任了第38师师长。李鸿是否“活埋”过日军，不得而知。但李鸿曾虐待日俘，大约是没有疑问的。1944年2月6日，史迪威在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日记大意是：四个日本俘虏，只有一个活了下来。史迪威认为“Li”可能殴打了他们，而且认为这种殴打经常发生。㉚这个“Li”，正是史迪威在日记中对李鸿的惯用称呼（偶尔，史迪威也会用“Col. Li”来称呼李鸿）。
综上，简二言之：（1） 孙立人未曾下达杀俘令；（2）不可能有1200名日军战俘供其活埋；（3）驻印军中确实存在杀俘现象，是否采用过“活埋”的手段，则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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