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独立如何安放？明清文士们的“诗和远方”藏在这里 - 微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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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7 11:48 上传

所谓“文士”，或称士大夫文人，是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作为社会政治的中坚力量和文化形态的主导群体，他们的人生取向和处世模式中往往包含着矛盾而复杂的心态：一方面试图有所作为，兼济天下，光耀门楣，另一方面，又欲超然于世事之外，在闲情逸致中求取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于山水田园中的诗意栖居，由此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话语模式，代表着对自我心志的言说而成为历代文士歌咏、图绘的主题。

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既有对史实的记录，也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自我标榜的虚构。尤值一提的是，它们当中有许多原本即为书画酬答、雅集结社而作，图像背后往往还潜藏着作画人与受画及观画者之间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与人际互动，于画史的风格流变外，从中或亦可窥见一个群体的幽微心曲及其社交模式和人情世态。

杜琼的东园，是其时吴中文士的雅集之地，而作为吴门画派的先驱人物，他隐于市而耕于艺的人生模式，也代表了自明代中前期开始苏松吴中地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人心态。于园居生活中体会山林气息，以景物寄寓情趣和志向，园林书斋作为主人审美的体现和身心的归宿成为吴门画家乐于表现的题材。不论是一生不仕，以隐者自适的沈周，还是曾为功名、宦途奔波的文征明及其子、侄，皆对书斋中的幽居生活有过多样的描绘。

宋懋晋和吴振二人，都是活跃于晚明而受董其昌赏识的松江画家，《匡山读书》和《雉衡草堂》二图虽皆非特有所指的书斋图，却也反映出这种结合北宋和元代王蒙的山居图式在其时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吴兴画家关思的《奇山书屋》更是将人工园林的细节置放于重叠高耸的山岭中，细密而矫饰的画风从某个角度折射出晚明时期的文艺氛围。

丁云鹏的《玩蒲图》和吴彬的《林泉放鹤图》亦为同时期的作品，二者都结合了庭院馆舍和人物小像，笔法繁密而具装饰性，营造的气氛却各有不同。《玩蒲图》系为松江名士孙克弘而作，《林泉放鹤图》静谧诡谲而具奇幻色彩，惜未留下关于像主身份的确凿信息。

如果说《水竹幽居图》展现的是江南风流雅士的交往互动和艺术家与收藏家相知相契、互为依存的关系，那么《竹屿垂钓图》中的幽居图景，则既为彰显“君赐”之荣耀，亦承载着归隐和仕宦这一文士理想生活中的矛盾心曲。此作系王翚为朝中名臣，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的陈元龙所作，据陈氏本人题跋，康熙曾御笔赐书孟襄阳“竹屿见垂钓，茅斋闻读书”句，因“窃爱此二语意味深长”，故嘱王翚作图以志，有“他年乞身泉石，歌咏太平，读罢钓阑，毋忘君赐之意”。陈元龙于康熙、雍正两朝历官四十九年，虽览图而有“辄怀终隐”之叹，却一生宦海浮沉，竹屿深处的书斋，是超越了现实场域的精神空间，为其仕途中的心栖之境。

由乾嘉至清末，形形色色的书斋、园居图，或为雅集记事，或为寄寓心志，并在人际的传递中，牵引着士子学人间的情感联系与交集脉络。汤贻汾晚年虽久居南京，却是杭州东轩吟社的成员，其“坐而琴”的身影恰被费丹旭留在《东轩吟社图》的社友群像之中。钱杜《息庐图》系赠别山阴学者李柯溪之作，笔墨间除寄托二人他乡宦旅中“身离幻境真飞鸟，贫恋残书胜拜官”的感慨外，尚有桂馥、陈孝升、胡峙斋等人题跋，依稀透露出其时云南一地官场所聚的文士点滴。

沈雒为蔡载樾所作《遯斋图》、徐福谦请吴滔等人作《永安砚斋图》，主人虽都其名不彰，勾连的却是嘉兴、海宁和桐乡学人的交游圈，或可成为索骥其地方文脉的一点参证。

沈周为海宁名士祝淇所绘山水小像是一件贺寿之作，图中老者身着红衣，头戴官帽，跌坐于溪岸，以山石、松鹤的组合传达对寿翁“间生邦国称人瑞，高隐山林与世违”的美誉。沈周曾多次为师友或受人之托画过这类程式化的图景，由此也可见借助山水景物来为主人公寓兴、比德的表现手法在其时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不过在这些作品中，人物都仅作类型化的描绘而不求肖似。晚明以后，随着曾鲸等技艺成熟的肖像画家的崛起，以留影存真为目的文士肖像开始盛行。

道光年间游走于杭州、海宁之间的费丹旭，则参与和见证了其时杭嘉湖地区的艺文炽盛，《东轩吟社图》和《果园感旧图》一则速写杭州汪氏振绮堂的清幽池馆和优游酬唱的吟社群贤，一则感忆海宁藏书楼别下斋中过往的岁月和逝去的身影，名士流风，聚合飘零，记录的是晚清江南地方精英的交游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