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石立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东方学者”特聘教授。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古典学集刊》主编。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学、古代经学、日本汉学。编著《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全30册，2017）、《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2016至今）、《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全5冊，2018）、《东アジアの宗教と文化》（2009），代表论文有《隋刘炫〈孝经述议〉引书考》、《德国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叶考》、《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残卷考异》、《敦煌写本S.6557中的“鬓局”》、《〈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小大雅谱〉佚文错简之更定》、《〈中庸辑略〉版本源流考辨》、《〈禮序〉作者考》、《朱子门人丛考》、《日本古写本〈毛诗诂训传〉研究》、《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江户日本刊刻中国儒家典籍丛考》等六十余篇。
【导 言】
历来研究《大学》与《中庸》，多关注这两篇脱离《礼记》作为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却无人注意《大学》《中庸》在明清时代重返《礼记》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影响甚大，在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
本文通过详细考察《大学》《中庸》在明清重返《礼记》的历程，指出：《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运动，在经学史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大学》《中庸》回归《礼记》，由明代祝允明、郝敬及清初王夫之提倡，在古学兴起的雍正、乾隆时代的官方修撰《礼记义疏》中，《大学》《中庸》正式重返《礼记》。
《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其积极的一面是恢复了《礼记》的文本完整性，丰富了礼学研究的内涵，而消极意义则在于直接地削弱了《大学》《中庸》的权威性与特殊性，导致两者所具有的理学色彩的消退及经典地位的下降，有关两者的性质及研究也被经学化、礼学化了，导致《四书》的地位亦为之下降。《大学》、《中庸》重归《礼记》，有着汉宋学术之争的背景，也是清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资料图
学界关于《大学》、《中庸》的文本研究，一直集中两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历代《大学》改本、补传、朱子《章句》本与阳明古本之争、《中庸》经传分离的争辨等问题上，尤其集中在《大学》、《中庸》两篇脱离《礼记》作爲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
然而，迄今无人关注《大学》、《中庸》在清代重返《礼记》的事实。笔者认为，明清时代《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重要性决不亚于上述问题，本文通过详细描述并考察这两篇重返《礼记》的历程与经典地位的变化及相关问题，试论其影响及经学史、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大学》、《中庸》于元代脱离《礼记》及明代的状况
北宋二程表彰《大学》与《中庸》，朱子（1130—1200）继起爲撰《章句》，将此两篇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并爲《四书》。程朱认爲，《礼记》一书杂出汉儒之手，《大学》、《中庸》是混入《礼记》的重要思想典籍。
《大学》与《中庸》脱离《礼记》而独立，同时也宣告此二篇脱离传统经学的范畴，成爲理学之宝典、道统之渊源。朱子殁后，《大学》与《中庸》在文本上，至南宋末尚未完全脱离《礼记》，如魏了翁（1178—1237）《礼记要义》[1]节编注疏，亦载录《中庸》（卷二十七）、《大学》（卷三十一），此书乃其《九经要义》之一，是从经学研究着眼的经文及郑注、孔疏的节录本，属于特例。
而衞湜辑编《礼记集说》[2]仍录《中庸》（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六）与《大学》（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三），并会聚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及程朱爲首的两宋学者之学说。
其实，对于衞湜《礼记集说》处理《大学》、《中庸》诸家注解的态度，黄震（1213—1281）已提出质疑，云：
晦庵《章句》虽亦参错其间，意若反有未满于晦庵者。天台贾蒙又爲《集解》，杂列诸家，晦庵《章句》之说又特间见一二而已。[3]
衞湜《集说》采录诸家之说，而朱子《章句》仅爲其中之一家，黄震感觉到衞湜对《章句》怀有不满。至于天台人贾蒙编撰的《礼记集解》仍是杂列诸家之说，而所引朱子《章句》的学说只是零星一见而已。贾蒙的《礼记集解》久佚[4]，从黄震的记载中可知，他也仅仅是将朱子《章句》作爲其所选取的二十六家说解之一而已，采录很少。
黄震的潜台词很清楚，衞湜、吴蒙的书对于朱子《章句》重视远远不够，《大学》、《中庸》的部份专尊朱子一家之说足矣，但他并未提出让《大学》、《中庸》完全脱离于《礼记》。黄震在《黄氏日钞·读礼记》中，《中庸》以朱子《章句》本爲主，略采诸家，间附己意；《大学》则先录《礼记》古本，再录朱子章句本，最后列董槐改本[5]。
衞湜、魏了翁、黄震等皆爲朱子学者，由此可知，在南宋朱子殁后，作爲《礼记》篇章的《大学》、《中庸》，与作爲四书的《大学》、《中庸》并行而不悖。
《大学》、《中庸》脱离于《礼记》，肇始于元代理学家吴澄（1249—1333）《礼记纂言》[6]。《礼记纂言》仿照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的体例，统合三礼，分别经传，归类“仪礼正经”、“逸经”、“仪礼传”，又以其余《礼记》三十六篇类别爲“通礼”、“丧礼”、“祭礼”、“通论”四类，而不载《大学》、《中庸》。吴澄在《序》中称：
《大学》、《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论语》、《孟子》并而爲《四书》，固不容复厠之礼篇。
经过程朱表彰的《大学》、《中庸》在并入《四书》后，地位骤然升高，事实已不容许再留在《礼记》这样的礼学典籍中。这是对理学新经典的尊重，也显现了吴澄对程朱的无比尊崇。
此后，《礼记》专书之注本遂由四十九篇变爲四十七篇，陈澔（1260—1341）《礼记集说》[7]乃其滥觞。陈澔是朱子的四传弟子，在撰于元代至治二年（1322）的《序》中谓：
《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学》、《庸》，遂爲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
“先儒”无疑是指程朱，陈澔认爲《大学》、《中庸》已成爲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地位崇高，与《礼记》中的其他礼篇不可同日而语，必须脱离《礼记》而独立。陈澔在书中仅存篇目“中庸第三十一”、“大学第四十二”，不录经文，并注云：
朱子《章句》。《大学》、《中庸》已列《四书》，故不具载。
吴澄、陈澔皆爲理学家，其言行出于必然。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四书》成爲朝廷取士的必读教科书[8]，进一步提升并确立了《大学》、《中庸》的权威性及程朱诸经注释的地位。
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则以《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爲十一经。《大学》、《中庸》与诸经并列，在元代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陈氏之后，元明两代的《礼记》注本或礼书重编本等遂不载《大学》、《中庸》，俨然成爲惯例，而多仿陈书之体例，仅存篇目而已。明永乐年间，胡广（1369—1418）等奉敕撰《礼记大全》[9]所用蓝本爲陈澔《礼记集说》，并参用衞湜《集说》而成，《大全》自然遵守陈氏《集说》体例，不载《大学》、《中庸》。明人徐师曾（1517—1580）《礼记集注》卷二十五《中庸》存篇目，卷二十九则载录蔡清考定《大学》致知格物补传八十六字[10]，汤道衡《礼记纂注》[11]从之。
贡汝成《三礼纂注》[12]之《礼记》部份分爲十二卷，存《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学记》、《乐记》十二篇，不载《大学》、《中庸》。黄干行《礼记日录》[13]仅存《大学》篇目，《中庸》篇目亦不载，汤三才《礼记新义》[14]、姚舜牧《礼记疑问》[15]、朱泰桢《礼记意评》[16]、朱朝瑛《读礼记略记》[17]等皆不载《大学》、《中庸》。
李经纶（1507—1557）《礼经类编》取《周礼》、《仪礼》、《礼记》合而汇之，以《曲礼》、《经礼》、《制礼》爲大纲，而各系以细目，三大纲后又有《三礼通传》，合并《礼运》、《礼器》、《坊记》、《表记》及《哀公问》等篇，又冠之以《大学》，终之以《中庸》。这应当是沿袭了《仪礼经传通解•学解》收录《大学》、《中庸》的做法。
明末刘宗周（1578—1645）《礼经考次》归类篇章，援引《大戴礼记》之《夏小正》与《武王践阼》入《礼记》，并以《孔子家语》补其阙，却不录《大学》、《中庸》[18]。在明代不仅是出于学者的《礼记》注本与重编本，甚至连坊刻白文本《礼记》也大都删《大学》、《中庸》而不载，唯独吴勉学刊刻的白文十三经本，将《大学》、《中庸》摘出而特置于《孝经》之后，可谓平衡权宜之计。
像爲科举而设的徐养相《礼记辑览》[19]、杨鼎熙《礼记敬业》[20]，像家塾讲章一类的戈九畴《杭郡新刊礼记要旨》[21]、马时敏《礼记中说》[22]、童维巖《礼记新裁》[23]、杨梧《礼记说义集订》[24]，爲乡塾课蒙而作的陈鸿恩《礼记手说》[25]、许兆金《说礼约》[26]以及注音本的王觉《礼记明音》[27]皆不录《大学》、《中庸》的内容，其实况可想而知。
卢翰《掌中宇宙》卷八《崇道篇》“十三经条”则以《中庸》、《大学》、《易》、《书》、《诗》、《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礼记》、《周礼》、《仪礼》作爲十三经。
万历年间，吴勉学刊刻十三经白文本，《礼记》仅存《大学》、《中庸》篇目，却在《尔雅》后列出朱子章句本《大学》、《中庸》之白文，与十三经对等并列，事实上已形成了“十五经”。可以说，《大学》、《中庸》的经典地位在明代达到了顶峰。
但是，恰恰在这一时代，有人开始提出异议。祝允明（1460—1527）率先发难：
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愚谓《大学》、《中庸》终是《礼记》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终是子部儒家之一编耳，古人多有删驳，国初亦尝欲废罢，故愚以爲宜以《学》、《庸》还之礼家，《论语》并引《孝经》同升以爲一经。[28]
祝允明认爲《大学》、《中庸》应当归还《礼记》，《孟子》则归入子部儒家类，《论语》与《孝经》合并升爲一经，即废除《大学》、《中庸》及《孟子》的经典地位，而以《论语孝经》取代之。祝氏之言，看似轻描淡写，其实另有目的，因爲废除《大学》、《中庸》、《孟子》，就等于废除“四书”及程朱的四书学体系！
祝氏的反对仅见于言，付诸实际行动的则是百余年后的郝敬（1558—1639）。郝敬在《礼记通解》[29]书首所附《读礼记》中云：
先儒以《大学》、《中庸》两篇爲道学之要，别爲二书。夫礼与道，非二物也。道者，礼之匡郭，道无垠堮，礼有范围，故德莫大于仁，而教莫先于礼。圣教约礼爲要，复礼爲仁，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此道之至极而礼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谓之礼。”[30]冠、昏、丧、祭，礼之小数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见不越凡民，执小数，遗大体，守糟魄而忘菁华，如《曲礼》、《王制》、《玉藻》、《杂记》则以爲礼，如《大学》、《中庸》则以爲道，过爲分疏，支离割裂，非先圣所以教人博文约礼之意。自二篇孤行，则道爲空虚而无实地；四十七篇别列，则礼似枯瘁而无根柢，所当亟还旧观者也。
郝敬强烈批判程朱擡高《大学》、《中庸》之举，认爲礼与道爲一，《大学》、《中庸》与其他四十七篇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应当亟还《礼记》一书之旧观。郝书反对宋儒以《礼记》作爲《仪礼》、《周礼》之传，过于重视《大学》、《中庸》，视之爲“圣人约礼之教”、“先圣传心要典”。郝敬在爲唐自明《大学原本阐义》撰写的序文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世儒疑其肤浅，别收戴圣《礼记》《中庸》、《大学》二篇，补凑爲《四书》，専讲性命、明德，以爲理学。
夫理者里也，一事一物之里，而道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隐而道显，理虚而道实，圣人言道不言理，道逹于天下，即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礼，则爲根蒂，礼失此二篇，则成枯槁，二篇离礼，则堕空虗。道与礼，礼与性命，非二也。”郝氏《礼记通解》卷十八、十九收录《中庸》，卷二十一收录《大学》，以大篇幅重点加以疏解。
郝氏认爲《中庸》之朱子《章句》大爲分晓，而郑注、孔疏则孟浪无足观[31]，其分章则依据朱子之说，略加改订爲三十章；至于《大学》，则不从朱子经传之分，采用古本解之。郝敬将《大学》、《中庸》恢复到《礼记》里的做法，打破了三百多年来《礼记》著作不录《大学》、《中庸》的惯例，此举乃思想史上的一个偶发性的重要事件。
二、《大学》、《中庸》于清代重返《礼记》及思想界的动向
时至清代，学界对于《大学》、《中庸》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先做出举动的是王船山（1619—1692），其《礼记章句》采录《中庸》、《大学》，先录朱子《章句》，再以《衍》自出己意。船山于篇首云：
凡此二篇，今既专行，爲学者之通习，而必归之于《记》中者，盖欲使五经之各爲全书，以见圣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学》、《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异视也。[32]
船山的《大学衍》与《中庸衍》极力反驳阳明之说，可谓朱子《章句》之传疏，但其必归《大学》、《中庸》于原书，与郝敬的意图略有不同，其意在恢复《礼记》经文全貌，以显现其书所昭示的儒家之道的整体性。但由于船山著作迟至清代后期纔行于世[33]，故其态度与做法在当时并未产生影响。
船山所谓“不可以精粗异视”，即不可将《礼记》中的篇章区分爲精粗高低，此言当有所指。如清初尊朱的学者俞长城就曾提出，要将《礼记》从五经中废黜，他认爲《礼记》出自汉儒，其书之精粹在《大学》、《中庸》，今二篇已入《四书》，其余四十七篇特其粗者[34]。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有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呼吁让《大学》、《中庸》回归于《礼记》，刘宗周的弟子陈确（1604—1677）云：“驳归《戴记》，犹是以《大学》还《大学》，未失六经之一也。而遽例以废经，尤失情实。”尽管陈确没有撰写关于《礼记》的专门著作，也曾指斥《大学》非圣经、背离孔子之道，爲伪书、爲禅学，但仍然主张将其回归《礼记》之中[35]。相比之下，其同门黄宗炎（1616—1686）《周易象辞》卷四[36]的批评更爲有力而彻底：
割礼传之《大学》、《中庸》两篇而孤行之，盖由视礼爲麤迹，而别求性与天道不可闻之微，以爲上达，至使“慎独”、“未发”纷纷聚讼，岂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恐非麤迹所能臻者！《大学》之修、齐、治、平，《中庸》直至参赞、位育、无声无臭，亦只形容礼之至极尔。今欲割去本原，别寻妙几，何其不入于释氏也！
黄宗炎批评宋儒视礼爲麤迹，去本别寻，误入于禅佛。朱彝尊（1629—1709）的态度虽然相对温和，但仍对《大学》、《中庸》脱离《礼记》表示出了不满：“朱子分爲经传，出于独见。自《章句》盛行，而永乐中纂修《礼记大全》，并《中庸》、《大学》文删去之，于是诵习《章句》者，不复知有《戴记》之旧。[37]”
狂批朱子《四书章句》的毛奇龄（1623—1716）亦认爲：朱子的“改本虽存，犹属私藏，不过如二程所改之仅存于《二程全书》之中，不必强世之皆爲遵之。而元、明两代则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复勒之令甲，勅使共遵，一如汉代今学之所爲‘设科射策，劝以利禄’者，而于是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矣！[38]”
朱子之改本（《章句》）仅爲一家之言，而元、明以来则以朱子的本子用于科举取士，却令五经之《礼记》因此失去《大学》。李塨对经书的定义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也认爲《大学》、《中庸》应当归入《礼记》[39]。钱曾（1629—1701）就批评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将《大学》、《中庸》两篇与《礼记》通列爲三经的做法[40]。
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儒学家也提出了极为相似的看法，伊藤仁斋（1627—1705）否定《礼记》作为经书的权威性，为秦人坑燔之余而成于汉人附会之手，《大学》绝非程朱所谓“孔氏之遗书”，乃未知孔孟血脉而熟读《诗》、《书》的战国齐鲁诸儒之作，后朱子妄分经传，为害道之尤[41]，故而伊藤据郑玄之古本，重作《大学》定本[42]；另一方面他还否定《中庸》的未发已发之说，视为《论语》之衍义[43]。
如此，伊藤从根本上颠覆了宋儒及道学之理论根基，罢黜《大学》、《中庸》，而独尊《论语》、《孟子》。一海之隔，而观点暗合如出一辙，足见质疑《大学》、《中庸》两篇的权威地位乃时代大势之所趋。
清初另一部收归《大学》、《中庸》入《礼记》的著作，乃徐世沐（1635—1717）《礼记惜阴录》。《礼记惜阴录》成书于徐氏晚年七十四岁即1708年，其书不传，今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44]可略窥其书之特色：
是书合《曲礼》、《檀弓》、《杂记》各爲一篇，删古本上下之目，《大学》、《中庸》二篇则仍从古本全录，以成完书。毎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评其得失。所注多袭陈澔之文，而简畧弥甚。
徐世沐注文多袭陈澔《礼记集说》，馆臣在文末又评其书爲“讲学家之谈经类，以训诂爲末务”，可知徐氏是一位理学家，但其书却摒弃《礼记集说》以来仅存《大学》、《中庸》篇目的惯例，收录两篇古本全文。此举虽然是爲了恢复《礼记》的全貌，却又不采朱子《章句》，其意图与郝敬、王船山是否相同，实在是耐人寻味。
康熙初年的张怡《三礼合纂》仿《仪礼经传通解》，首《通礼》，次《祭礼》，次《王朝之礼》，次《丧礼》，其《通礼》则将《大学》、《中庸》置于卷首，《大学》弃朱子改本，而从王守仁所解古本[45]。
进入乾隆朝，官方编纂的《礼记》著作对《大学》、《中庸》的处理做出了重大举措。由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康熙帝讲筵记录《日讲礼记解义》[46]，仍然谨守陈澔《礼记集说》以来的惯例，仅存《大学》（卷六十二）、《中庸》（卷五十六）篇目，注云“朱子《章句》”。
然而不久之后，成书于乾隆十三年（1748）的官修《钦定礼记义疏》[47]（李绂领纂，共八十二卷）却将《大学》、《中庸》二篇重归之《礼记》，《大学》、《中庸》皆用古本原文，经文之后依序排列郑注、孔疏、朱子《章句》。《钦定礼记义疏》书首《凡例》云：
《中庸》、《大学》二篇，自宋大儒编爲《四书》，其后俗本《礼记》遂有止载其目而不列其文者，兹仍曲台之旧，以尊全经，以存古本，兼辑朱注，以示准绳，而《正义》等条，概置勿用。
这是自元代陈澔《礼记集说》四百年来，官方的《礼记》注本首次恢复《大学》、《中庸》。这一举措的目的甚爲明确：尊重《礼记》一书的完整性，保存古本的形态。不仅如此，《钦定礼记义疏》还爲收录《大学》、《中庸》二篇而特别设立了与本书其他四十七篇不同的体例：
案《戴记》四十九篇，其四十七篇并用《正义》等六条编纂之例，独《大学》、《中庸》二篇不拘诸例，但全录注疏于前，编次朱注于后者，一以示不遗古本之源，一以示特尊朱子之义。全录注疏古本，方识郑、孔羽翼圣籍之功，方见朱子之精心邃密，而注疏之是非得失，读者自一目了然，故不拘诸例。[48]
这项特设的体例，既体现了三礼馆臣在处理上的谨慎态度，也显示了《大学》、《中庸》地位的特殊。《礼记义疏》一面不遗古本之源，一面特尊朱子之义，此乃两全其美的折中之举——爲了让《大学》、《中庸》重返《礼记》，《义疏》编者在理由说明上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与辞墨。
《大学》、《中庸》作爲《四书》行世已久，影响深远，故恢复二篇入《礼记》自然要慎之又慎。《义疏》收录汉唐以来诸家学说，惟说之是者从之，至于义理之指归，则一奉程朱之说爲圭臬。《四库总目提要》对《义疏》恢复《大学》、《中庸》之举，评价甚高：
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爲妄削古经，今仍录全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于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49]
馆臣严厉批评陈澔《集说》删削古经，割裂《大学》、《中庸》之举，其称扬《礼记义疏》之词虽略有谀美之嫌，但对恢复《大学》、《中庸》做出了积极的正面评价。陈澔《集说》在明清两代被奉爲科举教材之一，要推翻其说、其影响，非官方而不能爲。
我们还发现馆臣在《四库提要》论述“礼记类”书籍时，尤其对其书是否收录《大学》、《中庸》及所收爲古本还是朱子《章句》加以特别关注。无疑，这如实反映了清代中期官方对《大学》、《中庸》与《礼记》的两者关系的敏感。
乾隆元年（1736）六月诏开三礼馆，聚集人才，全祖望、吴廷华、惠士奇等硕儒皆应招入馆，开始了一项费时十三年的大型国家事业，系统地整理阐释三礼学，这项事业在继承前代重视程朱理学的同时，还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风气，而《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的特别处理，无疑广受瞩目。
参与过《三礼义疏》编纂工作的杭世骏（1696—1772），后来以一人之力纂集大型汇编《续礼记集说》[50]，其书采录《中庸》（卷八十六至八十九）、《大学》（卷九十七）古本，以郑玄、孔颖达之说爲主，又引清人毛奇龄、姚际恒、毛远宗等人之说，其思路是与《礼记义疏》一脉相承的。
《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的举措，其实在目录学上也有一定的依据，因爲历来在两篇的性质归属上并无定论。西汉刘向《别录》属《大学》、《中庸》爲“通论”[51]。关于《中庸》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将《中庸说》归入“礼类”，《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因之[52]。
宋元时代，《大学》、《中庸》在目录书籍分类中多被归入到“礼类”或“礼记”中，如郑樵（1104—1160）《通志•艺文略》经类，以《论语》自爲一门，《大学》、《中庸》入“礼记”，《孟子》则入“子类”，《郡斋读书志》卷一上、《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卷二皆划入“礼类”。元代《四书》学制度化之后，元修《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53]亦承袭宋代的分类，归《大学》、《中庸》于“礼类”。
进入明代，目录学典籍方始设立“四书类”，如《文渊阁书目》等皆归《大学》、《中庸》于“四书类”，清初所修《明史•艺文志》亦沿用前代惯例。但明清著述也有归入“礼类”的，如《授经图义例》卷二十将《大学》、《中庸》列入“诸儒著述附歴代三礼传注”类，《万卷堂书目》卷一归于“礼类”，《经义考》[54]则归入“礼记类”，倪灿（1627—1688）《补辽金元艺文志》则归入“三礼类”。
《千顷堂书目》著录有明一代书籍，亦将训释《大学》、《中庸》之著作皆归入“礼类”，四库馆臣对此则提出了异议，并将二书的相关著作移入《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其理由是：“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55]。”
意谓朱子创立的《四书》体系的《大学》、《中庸》，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乃两套学术系统，可并存同行。又，《续通志》[56]、《皇明通志》[57]亦列入“四书类”，《清通志》[58]则遵从《钦定续通志》之例。然而，同时代的《皇朝文献通考》[59]却因爲《礼记义疏》的出现，并据《文献通考》的分类，重归《大学》、《中庸》著作于“礼类”之中，其书云：
按《大学》、《中庸》二篇本《戴记》旧文，自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伏读《钦定四库全书》虽列入“四书类”中，而《钦定礼记义疏》则备录全文，以复古今之旧。今谨遵编次，凡《大学》、《中庸》之单行者，仍入“礼类”，且以从马氏旧例焉。
可见《大学》、《中庸》在目录典籍中的归类，明代以后一直摇摆不定，存在着矛盾。可以说，《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之举，引起了目录书籍在分类上的新的分歧[60]。
一些学者对官方的举措做出了反应，如李惇（1734—1784）认爲：
《大学》、《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记》取出，以配孔孟之书。《大学》改正尤多，如临淮入汾阳军，一号令之，壁垒皆变[61]。数百年来，遵而从之，无可议矣。但《戴记》中犹当载其元文，使学者知二书本来面目，并知程朱改订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载元文，而不能家有其书，坊刻读本止存其目，学者有老死而不见元文者，窃谓急宜补刊，庶得“先河后海”之义。[62]
李惇的看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因爲注疏本虽保存了《大学》、《中庸》古本古注的原貌，然世间所通行的《礼记》读本仅存目而已[63]，故亟需补入两篇。古学兴起，汉学家热衷考据考古，对于古经古书及金石研究的热忱高涨，而古书辑佚工作之兴盛，是时代之必然。
对于本未亡佚，却被人爲地割裂出原书的《大学》、《中庸》，使其重归《礼记》也是理所当然的。恢复经书古本原貌，对于汉学家来说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们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此。汪中（1744—1794）《大学平议》云：
《大学》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爲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爲支流余裔，师师相传，不言出自曾子。……诚知其爲儒家之绪言，记礼者之通论，孔门设教，初未尝以爲“至德要道”。……宋儒既藉《大学》以行其说，虑其孤立无辅，则牵引《中庸》以配之。[64]
汪中力驳理学家将《大学》作爲道德形上学的经典，主张此篇与其他一些《礼记》篇章的性质无异，故而应当将之归爲“记礼通论”即礼学篇章之一，他从《大学》的作者与主旨两方面来完全否定其书具有的哲学性质与崇高地位，试图彻底推翻《大学》。
这番露骨至极的反宋学的言论，表明了汉学家力图将《大学》、《中庸》归之《礼记》的真正目的。《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必将导致两者作爲理学经典的色彩的消退及经典地位的下降。“四书”的形式将不复存在，而程朱以来理学家们苦心构筑的思想体系亦随之瓦解。
方东树（1772—1851）《汉学商兑》（卷下）[65]还指出汪中甚至认爲不应立有《四书》之名，有人还屏弃朱子《集注》而禁止子弟不许诵读，可见连《四书》是否成立，《集注》是否要读，都成了汉宋学术之争的一个焦点问题。如凌廷堪（1757—1809）云：
《大学》、《中庸》，《小戴》之篇也，《论语》、《孟子》，传记之类也，而谓圣人之道在是焉，别取而注之，命以“四书”之名，加诸六经之上，其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髦，弃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从之，较汉魏之尊传注，隋唐之信义疏，殆又甚焉！[66]
汪中与凌廷堪的态度，与明人祝允明意欲取消《四书》的看法不谋而合。清代经学的变化与特征，一言以蔽之，即五经的地位上升，而《四书》地位的相对下降。贬低《大学》、《中庸》的学术价值，使两篇重归之《礼记》，亦昭示着四书地位的下落。
梁章巨《退庵随笔》卷十五云：
朱子之《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爲之，垂没之日，犹改定《大学•诚意章》注，凡以明圣学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渐爲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径开，入比盛而俗学炽，驯至高头讲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
其言绝非危言耸听，朱子的《四书章句》自元代延祐年间成爲科举取士的科目以来，在明代就已发生质变，沦爲俗学，成爲读书人猎取功名的手段，而《四书大全》的出现则将四书学本身导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以致于明清两代很多有识之士都对《四书》抱有深深的厌恶之感，即不反程朱，而反理学、反四书。这是《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呼声高涨的背景之一。
那么，主张汉宋调和的学者对此又持有何态度呢？如翁方纲（1733—1818）在《礼记附记》于《大学》、《中庸》着墨最多[67]，还批评陈皓《集说》不应当删省《中庸》，谓“奚若存《章句》于《礼》注疏后，使学者备研核之爲得欤！[68]”主张载录《中庸》、《大学》经文，并将朱子《章句》排列在注疏之后，可谓调停折中之论。
同时，一些成于理学家之手的《礼记》类编本也都开始收录《大学》、《中庸》。王心敬（1656—1738年）《礼记汇编》取《礼记》四十九篇，以己意重新排纂，分爲三编。上编首孔子论礼之言，曰《圣贤训拾遗》；次以《大学》、《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遗》、《诸子拾遗》；又次以《乐记》。中编括《记》中礼之大体，曰《诸儒纪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
下编聚列《记》中琐节末事及附会不经之条，曰《纪录杂闻》，以《大学》爲“斯礼之包络”，《中庸》爲“斯礼之根柢”。任启运（1670—1744）《礼记章句》类编全书，则以《大学》、《中庸》冠首，作爲全书之“统宗”。乾嘉以来，汉学家出于汉宋之争，凡所著述直以《大学》、《中庸》归之《礼记》，却不称《四书》[69]。
需要指出的是，《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道路并不平坦，清初以来一些学者仍然遵循旧例，在训解《礼记》的著作中不收录《大学》与《中庸》，如万斯大（1633—1683）《礼记偶笺》[70]、李光坡（1651—1723）《礼记述注》[71]、张沐《礼记说略》[72]、姜兆锡《1666—1745》《礼记章句》[73]仅存篇目，不解《大学》、《中庸》。
方苞（1668—1749）《礼记析疑》、吴廷华（1682—1759）《礼记疑义》皆不录或不释《大学》、《中庸》，又如礼学家江永（1681—1762）《礼记训义择言》不收录《大学》、《中庸》，其另一部著作《礼书纲目》[74]也仅列《大学》、《中庸》爲“通礼”第十七、十八，存目并注云:“自有朱子《章句》，今止存其篇目”、“自有朱子《章句》，今亦但存其篇目。”
郝懿行（1757—1825）《礼记笺》亦存《大学》、《中庸》篇目而不解之。李调元（1734—1803）《礼记补注》[75]谓“原本有《中庸三十一》章，今取入《四书》篇内”、“此篇上有《大学第四十二》，今入《四书》，不载。”刘沅（1767—1855）《礼记恒解》卷三十一《中庸》、卷四十二《大学》仅存目，云：“今仍《四书》之旧，另有论注，兹不复赘。”
潘相《礼记厘编》[76]是一部《礼记》类编本，其书分十类，《大学》、《中庸》与《学记》、《文王世子》、《经解》等三篇被编入爲“大学之方类”，但《大学》、《中庸》不录经文，仅各录朱子《章句》篇题下所载二程之语而已。上述大多数人的意图不得而知，但这些遵循旧例的做法也从侧面反应了朱子《章句》及陈澔《集说》的影响之大，在一些学者心中不可动摇。
实际上，如何处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关系，在朱子学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如清代具有代表性的两部《礼记》新疏的处理方法正相反，孙希旦（1737—1784）《礼记集解》重视礼义、礼制及义理，其书沿袭陈皓《集说》之旧，仅存《大学》、《中庸》之篇目而不录正文[77]，而时代稍晚的朱彬（1753—1843）《礼记训纂》重视训诂、校勘及名物，采录《中庸》正文，并录古本《大学》正文，继之以朱子所考定《大学》（不录《补传》）[78]。孙、朱二人皆爲笃实的朱子学者，而做法却大相径庭，颇耐人寻味。
当时，宋学方面有人对归《大学》、《中庸》于《礼记》的风潮，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冉觐祖（1637—1718）《礼记详说》凡一百七十八卷，是继南宋卫湜《礼记集说》以来的大型注释书，冉氏于卷首《礼记总论》反驳明人郝敬谓先儒割裂《大学》、《中庸》于《礼记》之说，云：
京山立说，多与朱子背驰，谓先儒以《学》、《庸》二篇别爲二书，支离割裂，当亟还旧观，责先儒以割裂《礼记》而不自知，其致毁谤《四书》。《礼记》四十九篇，真赝纯驳，杂然并收，先儒择其精者，令幼学急读之，及能治全经，则二篇固在，又何病乎割裂也！[79]
《礼记详说》书首附陈澔《礼记集说序》，理学色彩极爲明显，书中不录《大学》、《中庸》，仅于卷一百五十五、一百六十九存目而已。冉觐祖的看法接近宋儒，即区分《礼记》各篇的性质，评判其价值，择其精要者爲我所用，故而《大学》、《中庸》即使独立亦未尝不可。
冉氏还回击了诋毁《四书》的声音，故其回应对象应该不仅仅是郝敬一人，而是当时汹涌的风潮。在否定《大学》、《中庸》的背后，汉学家们的矛头所指乃四书学体系，四书学体系正是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盘，否定与摧毁四书学体系即意味着程朱理学体系的瓦解。
《大学》、《中庸》回归《礼记》的声音，直至清末仍然不衰，俞樾（1821—1907）《取士议》[80]云：“第二场试经义五道，仍如今制，以《易》、《诗》、《书》、《春秋》、《礼记》岀题，《大学》、《中庸》归并在《礼记》中，不必别岀试文。”在这篇讨论科举考试科目与内容的文章中，俞樾认为《大学》、《中庸》可以归并入《礼记》之中，不必单独别岀试文。
然俞氏弟子章太炎（1869—1936）的态度则更为激烈：“现在只看二程自二程，《大学》自《大学》，自然应该改还古本，又何必用朱子《章句》呢？”“若说实话，《大学》、《中庸》，只是《礼记》中间的两篇，也只是寻常话，并没有甚么高深玄妙的道理，又不能当作切实的修身书，只要还归《礼记》，也不必单行了。”[81]
章氏的这番话若放在学术史上可谓是惊世骇俗，然自激荡求变的清末民初时代观之，竟是打破一切偶像与传统权威的常识了。章氏的这一论调传存至今，宣告了程朱理学的彻底没落与衰微。
结语
孔门之《大学》、《中庸》本单篇别行，在西汉由戴圣编入《礼记》，成爲礼学通论，在宋代经二程、朱子彰显而独立，与《论语》、《孟子》形成四书，遂成爲理学经典，最后在清代又重新返回《礼记》。——我们可以从《大学》、《中庸》的归属变迁中，理清与把握儒学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
让《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由明代祝允明、郝敬首倡，清初王船山等亦持此论调，其正式重返《礼记》则是在古学兴起的雍正、乾隆时代，此时的思想界提倡尊经崇古，回归原典。《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积极的意义是恢复了《礼记》的文本完整性，再现古本之原貌，丰富了礼学研究的内涵，而消极的意义呢？
晚清的朱子学者郭嵩焘（1818—1891年）即指出：“雍、干之交，朴学日昌，博闻彊力，实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与于学，于是风气又一变矣！乃至并《大学》、《中庸》之书蔑视之，以爲《礼运》、《学记》之支言绪论。[82]”这一指摘非常锐利，令《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结果，致使此二篇与其他四十七篇降爲一个等级，直接地削弱了其权威性与特殊性，导致《大学》、《中庸》所具有的理学色彩全面消退，经典地位大幅下降，其性质及研究也被经学化、礼学化了，导致“四书”的地位亦爲之下降。
《大学》、《中庸》重归《礼记》，可谓是清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汉学家对于程朱理学的一个反动。 围绕着此事的各种著述、议论及反应，也映射出了清代学术与思想的纠葛与复杂。可是，事实上《大学》、《中庸》重返《礼记》之后，汉学家们大都采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并未撰作出一部在思想上能够超越朱子《章句》的注本与解释，或以《章句》爲主疏解之，或是增录郑注、孔疏，仅供读书人参考而已。
至清末爲止，科举考试所用的及世上通行的《大学》、《中庸》的本子仍旧是朱子《章句》本，读书人无不诵习之。这场思想运动的结果，由于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注本（包括《礼记》在内），《大学》、《中庸》仅仅是在形式上重返《礼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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