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之下的武汉居民在电话中告诉我，过去一周来，大多数在武汉的人都还安好，需要担心的是耽搁在外头的武汉人，他们有家回不了，还成了“过街老鼠”。
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扩散后，中国境内各地对来自武汉和湖北的人进行筛查、登记、隔离；境外地区为了严防病毒传入，也对来自疫区的人采取限制，武汉人和湖北人成为被严防死守的对象。
年除夕，从新加坡飞往萧山的酷航班机因为把116名武汉人和219名其他乘客混载，引发巨大争议。这群武汉乘客因不能飞回武汉，改签飞杭州，落地后却惹了众怒。
得知与武汉人同机的其他乘客抵触情绪大爆发。他们担心被传染，愤慨航空公司没有提前告知有武汉人同行，更生气除夕夜落地后要被隔离。焦虑与恐慌迅速蔓延到互联网上，演变成“浙江拒绝空投武汉人”的舆论话题。
随着疫情防控日趋严峻，各地对武汉人和湖北人的排斥越来越明显，这种歧视、恐惧和敌意在武汉市长周先旺披露已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后，更是被推向高潮。有在外旅行的武汉人被酒店拒收；从武汉返回老家的返乡人员，登记个人信息后被泄露；有鄂A（武汉）牌照的私家车在外地遭围堵；对武汉人的冷嘲热讽、恶言相向在网上更是不绝于耳，中国各地俨然已经“谈鄂色变”。
对武汉人和湖北人的排斥，还上升到“敌我对立”。大年初三，一群上海乘客在日本名古屋机场发起一场针对武汉乘客的“保卫战”，他们坚决拒绝与武汉乘客同机，为此僵持五小时，最后惊动当地警方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还登上日本电视新闻。
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不禁问自己，如果我也是同机乘客，我会放心和武汉人同坐一趟班机吗？
理性告诉我，武汉确诊的病例虽然多，但与这座城市巨大的人口基数相比，还只是少数，把所有武汉人当成行走的病毒，实在有些荒谬。更何况这些在外旅行的武汉人，很多可能在疫情爆发前便离开武汉，即便他们从疫区出来，也不代表一定是病毒携带者。但试问我是不是完全放心？面对目前无药可治，还可能致命的病毒，没有人能担保自己绝对安全。
“恐鄂”情绪其实折射出当前外界对这场疫情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惴惴不安。疫情发展到今天，对很多人而言，各种未知中唯一已知的事实是疫情爆发于武汉，最严重的疫情中心也在武汉，大量在外地出现的病例都与武汉密切相关。惶恐的人们希望和一切与武汉有关的人和事切断关系，希望通过这个办法让自己与病毒隔绝，这样的想法并非难以理解。
这种紧张情绪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咎于武汉封城前的过度放松。发生疫情后，当地官方并没有在早期做充分的信息披露，甚至乐观地告诉外界病毒不会人传人，以至于在疫情真正引起各界重视前，已有不少武汉人在不知瘟疫严重性的情况下回家过年、出门旅行、到外地出差，也有外地人前往武汉后带着病毒返回。
武汉宣布封城后，武汉人应该尽量留在当地，保护好自己，也避免把病毒和风险带给他人。但封城前的八小时窗口，当地却上演一场“大逃离”，有成功离开的人甚至上网炫耀，称自己吃了退烧药，降温逃离武汉后前往上海迪士尼游玩。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但个别缺乏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罔顾他人安全的行为在网上放大，加深了外界的担忧，当然也拖累了武汉人的形象。
不过，这场不明的病毒并非武汉人的错，他们才是这场瘟疫中最大的受害者。为了不让疫情扩散，武汉和湖北多地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城措施，以期最大程度控制疫情。这些措施若以西方价值观来看近乎侵犯人权，武汉人和湖北人被牺牲了个人便利和自由，还要面对疫情中重灾区却不能逃离的沉重心理压力，这些牺牲都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尽可能减少对其他地区的安全威胁。
中国官媒这两天连续发声，强调“恐鄂”情绪无利打赢这场阻击战，呼吁社会不要将身处各地的武汉人和湖北人标签化、妖魔化；也有舆论呼吁，比高喊“武汉加油”口号更务实的做法，是善待和尊重武汉人。然而，在瘟疫阴影下充斥着焦虑和恐慌的中国社会里，恐怕唯有尽快控制住疫情，才是让“恐鄂”情绪更快消散的最佳办法。杨丹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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