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重获自由后,就开始着手清理东北军中的“叛将”。首当其冲的,是被蒋介石称为“次要罪魁”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
蒋介石在1937年1月为自己制定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共列了六条,其中三条与东北军有关,分别是“调东北军离开西北,以为安定西北之张本”,“分化‘赤匪’与张杨各部,使其不能一致”,“处置张学良”。他在日记中,对王以哲等人的称谓,全部以“x逆”来称呼。张学良被判处后,蒋介石决定处置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尽管陈诚、何应钦等人一再劝说蒋介石,但蒋介石仍要对三人撤职查办。
1937年2月2日,在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少壮军官的指使下,连长于文俊带着一群士兵,冲入王以哲家中,将还没有起床的王以哲杀死。除此之外,这群士兵还将总部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副部长宋学礼一并枪杀。王以哲被害的消息传人南京,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军内讧,王以哲被杀,天网恢恢,天报恶者之速其如是也。”
也许是王以哲的死,让蒋介石转变了对东北军“次要罪魁”的决定,他召集朱培德、徐永昌、熊式辉、林蔚等人商议如何处置于学忠、何柱国和东北军,并且提出了“对西北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之方略”。蒋介石认为,东北军原来属于张家的私产,“有张则国家无东北军可用”,要让东北军为国家效力,就不能让其成为某一个人的私产。没有了张学良,还有王以哲;没有了王以哲,还有于學忠;没有了于学忠,还有何柱国……要避免东北军成为“于家军”或者“何家军”,就需要将他们分化瓦解。
蒋介石决定把东北军调往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这四个省的东北军分别由万福麟、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统领,让东北军不能成为一体,影响力就会减弱。万福麟,当时是53军军长;王树常,当时已经退居二线,但在东北军中很有威望,所以蒋介石重新起用他。到全面抗战前夕,于学忠被任命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指挥驻防江苏地区的东北军;何柱国则先后担任西安行营副主任、豫皖苏三省驻军整理委员会委员等虚职。
张学良离开西安后,有多位东北军将领离开东北军,转投中央军,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就是其中之一,此次改编,檀自新被任命为骑兵第4军军长。
原67军军长王以哲死亡,倾向于中央军的副军长吴克仁被任命为军长。
西安事变中,担任捉蒋总指挥的第105师师长刘多荃,此时也被任命为第49军军长。
捉蒋有功的白凤翔,此前担任骑兵第六师师长,事变后升为副军长;同样捉蒋有功的刘凤岐,此前担任骑兵第六师副师长,事变后因功升为师长。蒋介石对他们没有做出惩处,继续留任原职。
亲自捉蒋的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三人已经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逃离西安,也就没有任命或者惩处。
于学忠后来先后担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鲁苏战区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49年,他不愿去台湾,隐居四川乡间。上世纪50年代,曾担任河北省体育委员会主任,1964年病逝北京,终年74岁。
何柱国也抗战有功,先后担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1949年,拒绝去往台湾。共和国成立后,何柱国发电给毛泽东、周恩来表示祝贺,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病逝北京,终年88岁。
檀自新抗战时期保存实力,与日军略一接触,即转向逃亡,1938年,檀自新在河南被上司汤恩伯枪毙。
吴克仁,抗日名将,率部作战勇敢,在淞沪会战中,壮烈殉国。是淞沪会战中牺牲的14名将军之一,也是唯一的一位军长。
刘多荃,抗日名将,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南昌会战,被提拔为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9年,隐居香港。后接受毛泽东邀请,回到大陆,先后担任辽宁省交通厅厅长、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5年去世,终年86岁。
白凤翔,全面抗战开始后,被任命为热河先遣军司令,变卖家产,购置武器,人数最多时高达三万人,对日作战连连告捷。1940年6月,被日本特务毒死。
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这三个亲手捉蒋的人,最终结局令人错愕。
孙铭九在抗战开始后,先躲入上海租界,后投靠汪伪政权,曾担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其间曾到东北,策反抗日力量,劝投降汪伪政权。抗战胜利后,又投降国民党,曾策划刺杀共产党领导人陈云。被共产党俘虏后,再次投降。上级认为孙铭九投靠日伪和蒋介石政权,是“迫于生计”,不予追究。上世纪50年代,孙铭九更换姓名,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2000年,92岁的孙铭九在上海离世。
苗剑秋,逃离西安后,先到延安,后化装成商人,去往日本,卒年不详。
应德田,抗战时期投靠汪伪政权,任河南教育厅厅长。解放后,他没有受到追究,1980年去世,终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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