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根据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在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非常感谢。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论坛，也很荣幸能够在王毅国务委员和基辛格博士之后发言。正如我此前同坎贝尔所说，我现在管理智库，应该承担起学者的职责。刚才王毅国务委员十分贴切地将美中关系比喻为巨轮。的确，当前美中关系这艘巨轮的船体上有很多缺口和问题，但现在还不到放救生艇的时候。然而，我发现已经有人怀着这样的心情在准备救生艇了。这次论坛正是在这一关键时期举办。我们都认为，美中关系到了关键时期。坎贝尔和今天多位发言嘉宾曾在美国政府任职，致力于美中关系发展，他们一会儿将分享美方视角。
大家都知道，我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我尝试从旁观者的视角分享我对未来美中关系的看法。今天论坛的主题是探讨美中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西方对“正确”一词的理解可能同中国不完全相同。作为澳大利亚人，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探寻美中关系正确的未来，更要打造可持续的美中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可持续的美中关系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在中国国内政治中可持续。二是在美国国内两党政治中可持续。三是对需要同美中两国打交道的第三方可持续。四是美中关系不能失控，应防止冲突升级，甚至走向战争。
作为智库，找到同时满足上述四个条件的方案十分困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需要找到美中关系发展新的“中庸”。
我愿主要分享三点看法。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美中关系正处于过去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低点。这主要因为以下三大变化：
第一，美中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战略界有这方面的论述，中国学术界也在讨论这一议题。中国的崛起改变了美中力量对比的天平。这意味中国可用的杠杆更多了。
第二，中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我一直高度关注中国，持续跟踪中国对外政策。我们看到，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中国在外交上更为进取，在战略、经济和人权领域更为强势。
第三，深层次结构性的改变。这与所谓的“特朗普现象”息息相关。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技术脱钩，在防务和人权等方面针对中国。但美中竞争已演变为系统性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情节性的竞争。即使拜登上台也不会发生180度转变，至多基调上有所调整。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可能还愿同中国合作，但美中关系显然回不到过去了。美中之间以前的战略框架已经难以支持未来可持续的美中关系，需要超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建立新的框架。
中国朋友常常表示，希望美方纠正错误、正确理解中方，希望双方增加战略接触。但这很困难。例如，关于香港国安法，在中国看来，这是主权问题，因为1997年香港已经从英国回归中国。但美国还有西方和亚洲一些民主国家较难接受，反对声音还在上升。当然还有台湾问题，也要有新的战略框架来指引促进美中关系未来可持续发展。
那么，我们应该为美中关系设立什么样的原则和构架？
一种是选择战略竞争，不考虑设立规范。我不认同这样的做法。没有规则、指导方针和“防护链”的美中关系将极其不稳定，也不可持续。
另外一种是承认并面对双方竞争的现实，同时，更好地管理战略竞争。用好美中高级别对话机制，促进双方战略沟通。
美中尚未进入冷战2.0版，但近期不少人认为已经开启冷战1.5版，一不小心就会陷入2.0版。美苏冷战时期一些做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即保持绝对冷静，清楚划出红线，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划红线并不是通过外交宣示，而是要确保真正清楚了解彼此核心利益，无论是军事还是金融、经济领域。现任美国总统总是试探中方红线的做法十分危险。美中应建立红线管理机制，确保双方不越界。这是未来美中关系发展的战略基石。
五年前，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时提出建设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即，在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的领域，确保相互了解彼此核心利益；在有困难但仍能合作的领域加大努力，例如美中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抗疫、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领域开展正常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包括推动世界卫生组织高效运作。
当然，这一框架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美中双方都需要作出调整，需要顶层设计。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同尼克松、基辛格沟通时就得益于此。王毅国务委员在刚才致辞中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作为美中之外的第三方提出上述建议。希望美中避免一战。战争对美中双方、对任何都没有好处。当然，美国国内当前面临很多挑战，大选、疫情、种族歧视等问题。中国也有不少亟需待解决的国内问题，但我相信中国能够拿出刘邦当年设下“十面埋伏”的战略智慧加以应对。我十分赞同中方有关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的判断，美中关系处理不好，就难以处理好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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