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生于1897年5月28日，幼时名为戴春风，在他14岁上高小时取学名为“征兰”，直到30岁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时才改名为“笠”，据说这次改名是因为头一次考黄埔失败后，他的一位通过考试的朋友认为“征兰”一名不够男子气，于是戴笠想到了《越谣歌》中“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辑”的诗句，遂取了这个后来令很多人感到阵阵寒意的名字。然而，这个名号初听上去未必更有男子气概，对于《越谣歌》，《风土记》的解释为:“越俗性率朴，初与人交，有礼。”
大权在握的戴笠在国民党的西方盟友那里又得了个新绰号:“中国的希姆莱”。但戴笠的确不是希姆莱，虽然从外部效果上看，两个人都在人间各自制造着地狱般的恐怖，但希姆莱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他相信并且践行着法西斯主义的教条。戴笠虽然“支持民主”，平时“三民主义”不离口，可从他的所作所为上看，谁又真会相信他是中山先生的信徒；若说他是法西斯分子，也不确切，现实中的戴笠恰恰处在与法西斯敌对的阵营中。或许就像戴笠的手下私底下称呼他“戴老板”那样，他倒是更像一位精明的生意人，纯粹的商人只认钱，不管什么主义，戴老板的生意似乎也不管什么主义，他认的倒不是钱，而是人。
戴笠总是强调自己是“总司令的戴笠”时，他已然十分明确地向世人表明:他之所以能在民国政坛中平步青云、呼风唤雨，自1932年以来一直把持着“中央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特务处)”及后来“军统”的大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戴笠乃“总司令的戴笠”。于是，“蒋总司令”的身形在这个令人恐怖的特务头子后面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令世人多少领悟到民国时期四处制造恐怖的特务政治的真正源头所在。
1935年，西湖畔举行了一次特务处讨论会，与会各方“虽然采纳了克格勃或盖世太保的运作技术、间谍方式和组织形式，但戴笠拒绝接受它们的组织精神。戴笠强调，中国秘密特工必须建立在中国的‘仁’和‘义’，‘忠’和‘孝’的概念上。‘我们的同志在仁义的原则上集合起来，我们的集体团结是通过忠诚和义务建立起来的。’”依此概念，在特务处总部大会堂便挂起一幅醒目的标语:“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这是戴笠亲自提出的口号;而在他后来钦点的军统局歌里，最打动他的词是:“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戴笠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中的“礼义廉耻”，黄埔系的“亲爱精诚”，到了蒋校长那里，最终只对应着一个“忠”字，对校长的忠，就是对党国的忠，且这一顺序决不可以倒过来。
在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里，“智慧”是第一重要的要素，而这所谓的“智慧”实际上不过是要跟对人的算计。只有先跟对了人，然后才有绝对服从和彻底奉献。戴笠经常把自己从事的特务工作和“有神出鬼没之机”的诸葛亮拉上关系，把他看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间谍王”，或许戴笠还有些把自己知遇于蒋校长和诸葛孔明当年知遇于刘玄德相联系起来的意思。自然，经过这番算计后的忠诚绝不会指向原则、主义、理想之类抽象之物，它只指向现实而非观念中具体的人。同时，此种忠诚一定会反过来要求忠诚对象至少能知道有他戴笠这么个具体效忠者的存在，这才算有效的忠诚，否则便成了白忙活一场的赔本买卖。此种效忠模式再清晰不过地显现出戴老板忠诚之术里传统人治的政治底色。
除了有“智慧”，还须有“能力”。对此，作为黄埔六期骑兵科肄业的戴笠心知肚明，他承认自己没带兵打仗的本事，不过他另有一套让“校长”侧目的本事。刚入黄埔时，戴笠就“拼命吸收他认为蒋会感兴趣的信息。每隔几天，他就会把以摘要或单子形式写成的情报送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一开始‘校长’看都不看就把这些报告扔进了废纸篓。戴笠会很耐心地把这些摘要拣起来，烫平后再放回蒋的桌上。”
1928年，戴笠被其老同学胡宗南推荐到“黄埔校友会毕业学生调查处”，又拜托蒋介石随从副官胡靖安引荐，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侍卫。于是他故伎重演，“利用他作为蒋介石司令部门口警卫的位置，在蒋介石每次通过的时候把这些写有密报的纸条递上去。”戴笠的辛苦得到了回报，“校长”很快注意到自己这个门生提供信息的价值，渐渐开始把一些重要的情报工作交给他去做，戴笠由此迈出了通向权力的第一步。
1932年，戴笠进入国民党内右翼团体“力行社”的核心圈，无奈他资历太浅，在社中黄埔一期的滕杰、贺衷寒、邓文仪等“天子门生”眼里，不过是个开会时负责警卫的小角色。老蒋一开始非常倚重社中黄埔前四期成员，可他们却“无视蒋介石的宝贵时间，经常向蒋呈送洋洋万言的文件。蒋多次向他的新干部们建议要简明扼要，但他们不予理睬，照样啰唆，甚至还向朋友们夸耀他们交给领袖的备忘录的长度。”相比这些同样不能打仗却以忠诚和废话见长的“老大哥”们，戴笠在情报方面的高超能力和务实作风使他脱颖而出，从此得到老蒋特别赏识，地位迅速窜升。
既跟对了人，身上本事也得了赏识，才轮得到在必要时分能够“彻底奉献”，这种敢死行径江湖上称之为“义气”，从上海滩的流氓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戴老板明白这套江湖规矩在政界同样重要。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欲到日本作战略性流亡，戴笠闻讯赶忙去敲走背运的“校长”大门，自愿为他当保镖。西安事变爆发后，戴笠便决心为蒋介石“赴难”，与蒋夫人、宋子文同机飞往西安。登机时，他“带了两支左轮手枪，满怀与校长共生死的决心。当他们终于到达西安见到蒋时，他冲向前去，跪在总司令面前抱住领袖的腿失声痛哭，责骂自己保护领袖失职。”
虽然戴笠演得有点儿过火，却感动了蒋介石本人。而“那些在西安事变中未能前来援救领袖的竞争对手们在蒋的眼里因此而失宠。比如，委员长认为，邓文仪和贺衷寒在那两个星期中的表现动摇。于是蒋回到南京后，便把他们及另一些人全都降级。”邓文仪更是一直倒运，打入冷宫冰封了十几年后，才重被任命为侍从室书记。
在戴笠忠诚之术里，还有最难做到的一点，即：除了主子与奴才间的信任外，更须营造出一种“亲近”、“亲密”的气氛，使彼此相处得自在、惬意。在这方面，戴笠确有本事“用不同的办法使他的主子放松，使蒋介石松弛的一面表现出来。”比如戴笠年轻穷困时总能保持着衣冠楚楚的风度，可跟着校长发迹后，反倒“经常是衣服皱巴巴的，穿得很糟糕，也不刮胡子，甚至有些邋遢。这给人的印象是，戴笠漫不经心的气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好符合蒋介石的另一面———可能是他的一个内在而松弛的王国”。
凭借这套效忠之术，戴笠不仅得到领袖赏识，还得到领袖喜欢，提起他时往往用“雨农”来称呼，如同自家人一般。面对如此强劲的竞争对手，黄埔一期、“天子门生”的邓文仪不得不自叹弗如，酸酸地说:“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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