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巴黎时隔六十年再现宵禁，能否实现风险与管控的平衡？ - 微言网

10月14日晚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电视访谈，对法国的新冠疫情现状作出说明，并宣布新的防疫措施。其中最具有冲击性的内容，无疑是宣布包括巴黎在内的九个大型都市区将实行宵禁，以此来限制人际交往、阻遏病毒传播。可以说，这是继三月份全国性封城隔离之后，法国防疫工作又一次祭出“雷霆手段”。

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巧合是，巴黎等九个都市区实施宵禁的起始时间是10月17日，而在59年前的这一天，巴黎曾发生一场流血惨剧，其直接肇因正是由于宵禁而起。当年的法国曾经陷入阿尔及利亚战争泥潭，如今又在另一场前所未有的非常规战争中挣扎。时隔一甲子的两次宵禁，折射出跨越世纪前后极为不同的安全挑战。

10月14日，观众在法国巴黎家中收看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采访的电视节目。法国总统马克龙14日晚宣布，将从17日起在法兰西岛大区（大巴黎地区）和其他8个大城市实施宵禁，以遏制新冠疫情。

对于大多数中文读者来说，“宵禁”是个充满肃杀之气的名词，让人联想到暴力、战乱和政变。按照时下流行的鸡血风格，一些营销号大概会拟出“刚刚！法国宣布首都进入宵禁！”或者“防疫不力！这个国家恐陷入动乱！”之类的耸动标题，仿佛“法兰西内战”一触即发；或者即便看穿是标题党，很多人也会在潜意识中产生“法国控制疫情怎么这么差劲，还是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

但在法语中，“宵禁”（couvre-feu）一词原意为“遮蔽灯火”（英语curfew也是从法语词源演变而来），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肃杀之气。而且在此次法国疫情中，宵禁事实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此前多个城市都曾经短暂实施过，但没有引起太多注意：3月22日起，阿尔卑斯-滨海全省在晚22点至早5点之间实行宵禁，在该省核心城市尼斯，更将部分区域的宵禁时间提前到晚上20点开始。北部省、加莱海峡省、索姆省、瓦兹省的近百个大小市镇，三四月间都曾经各自下令实施宵禁，以弥补本地居民执行封城隔离不够严格的缺陷。

此次马克龙宣布的宵禁，同样不是全国性的，但范围前所未有，囊括了巴黎大区（亦称法兰西岛，指巴黎市及周边七省）、艾克斯-马赛、里昂、格勒诺布尔、圣埃蒂安、里尔、图卢兹、鲁昂和蒙彼利埃共9个大型都市区，覆盖全法约三分之一地区的1920万居民。这些地区也是此前被列入“最高警报区”、亦即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从17日起，上述地区将从晚9点到早6点间实施宵禁，预计将持续至少四周，而如果防疫需要、并且议会批准的话，则很可能将持续六周。

和此前的全国封城措施类似，这次宵禁措施并不是“一刀切”，而是为各种例外措施留出余地，因此预计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大规模冲击（餐饮和文化产业除外）。其中特别包括：因为医疗原因（就医或买药）、职业原因（须提供雇主证明）、照顾亲友和遛宠物可以作为宵禁豁免事由。此外，搭乘飞机或火车的旅客，凭机票或车票也可以免于宵禁。

在今年3月17日宣布法国采取封城隔离措施的电视讲话中，马克龙曾经多次提到“我们处于战争之中”，并要求为抗疫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在这种话语逻辑下，“宵禁”自然成为政策工具库中的一个选项。在马克龙讲话前，曾有法国媒体揣测，政府可能会避免使用“宵禁”这样具有强烈刺激性的字眼，改用“夜间隔离”。但事实表明，马克龙并无意在措辞上使用障眼法，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宵禁”。

除去这场抗疫“战争”不论，在近年来的局部社会动荡中，法国对宵禁也并不全然陌生。在2018年的黄马甲运动中，海外省留尼汪岛（La Réunion）多座城市曾因为道路被阻、经济瘫痪而短暂实施宵禁。而在众所周知的2005年巴黎郊区骚乱中，法国政府颁布政令进入紧急状态，包括鲁昂、亚眠、奥尔良等部分外省城市也曾实施宵禁（但处于风暴中心的巴黎并没有采取这一措施）。

从法律角度而言，除了特定合法豁免理由，宵禁应当对所有居民一体施行；如果只特定适用于某一群体、换句话说只勒令某类人天黑以后不得上街，那么轻则引起法律争议，重则引发更大的冲突。在这一方面，法国同样有两个前例可资借鉴。

2001年6月，法国中部城市奥尔良的市长曾下令，在该市三个地区针对无成人陪伴的13岁以下未成年人，于23点到6点之间实行宵禁。这一做法的主要理由，是相关地区治安恶化，未成年人既可能成为治安事件的肇事者，又成为其受害者。但这一地方政令激起强烈反响，最终官司打到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法院判决支持了奥尔良市长的做法，同时也扭转了此前行政法院系统对此类地方性宵禁所持的极为谨慎立场（通常都会推翻市政当局的决定）。而在随后2005年由巴黎郊区蔓延到全法的骚乱中，一些市镇实施的宵禁也尤其针对未成年人。

另一起“歧视性宵禁”发生在遥远的1961年，最终以血腥惨剧收场。事实上，这也是巴黎最近的一次宵禁记忆，几乎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行动。而且在冥冥之中，此次宵禁开始的时间，几乎正是当年发生惨剧的同一天。

1961年的法国，正深陷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漩涡之中。阿尔及利亚大量侨民在法国生活和工作，成为当局忌惮的“不稳定”根源，同时民族解放阵线（FLN）在法国本土频频制造袭击事件，为管控风险，时任巴黎警察局长帕蓬（Maurice Papon）于10月5日发布命令，虽然措辞声称“建议”旅居巴黎及郊区的阿尔及利亚人不要外出，“尤其是在晚20点30分到早5点30分之间”，但这无疑是一份具有特定指向的歧视性宵禁令。

阿尔及利亚侨民被这份歧视性宵禁令激怒，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鼓动下，数万人于1961年10月17日走上街头发起大规模示威，结果遭到军警镇压（帕蓬公开鼓动警察使用铁腕手段），一些示威者被残酷殴打后，落入（或者被警察抛入）塞纳河溺死，另有大量示威者被逮捕。法国官方最初只承认有两人死亡，后来承认有40多人，而不同历史学家的版本，则认为从数十人到三四百人不等，至今众说纷纭。

“10月17日惨案”（法语文献中亦直接称之为“屠杀”）成为法国第五共和的一大污点。在受害者及其家人、记者、历史学家和左翼政治人物的共同努力下，几乎花了两代人时间，这起惨案才得以平反。事件发生40年后，时任社会党籍巴黎市长德拉诺埃（Bertrand Delanoë）于2001年同一天，在当年伤亡最惨重地点附近的圣米歇尔桥立牌纪念，承认“和平示威”遭到“血腥镇压”。又过了11年，社会党籍总统奥朗德正式承认这一事件中的国家责任，这场惨案才算盖棺定论。即便如此，右派政党仍然耿耿于怀，认为平反举动有损于警察群体和国家的形象。

从历史回到现实，此次法国祭出宵禁措施，并没有面临战争或族群冲突的压力，总统马克龙和总理卡斯泰都不讳言，宵禁目的是为了阻止私人之间的晚间聚会，进而防止疫情通过这种途径蔓延。但在看似简单明了的规则背后，其实有众多利益需要平衡。

这一升级的背景，是法国虽然针对“最高警戒区”规定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措施，但在实际适用中效果大打折扣，例如此前巴黎被列入“最高警报区”后，当局下令从10月6日到19日间关闭巴黎所有酒吧，同时却不禁止餐馆营业，结果导致许多酒吧纷纷用提供餐食的擦边球方式继续营业，而食客也乐得钻制度的空子，继续觥筹交错。与此同时，法国的每日新增病例数量在十天内从一万例飙升至三万例，此前拟定的常规管控措施宣告失败，宵禁成为迅速压平发病曲线的看似最可取措施。

宵禁措施颁布后，反弹最为强烈的自然是餐饮行业。九大都市区的大小餐馆熬过封城，生意已经大不如前，又被步步升级的防疫举措施加各种限制，法国通常的晚餐时间在八点左右，如今宵禁令要食客赶在九点之前回家，意味着餐馆晚间几乎没什么生意可做。而这一时间点，恐怕也恰恰是当局反复斟酌后的结果：此前三月份各地宵禁开始时间从晚20点到23点不一而足，如果晚于21点，固然可以挽回餐饮业的部分损失，却又达不到阻遏聚会的目的。两厢比较，行业利益还是让位于防疫需求。

面对反弹声浪，总理和经济部长推出补偿方案来平息众怒：50人以下小企业如果营业额减少50%，可以申请最高1500欧元的团结基金补助；酒店、咖啡馆和餐馆的营业额损失超过50%（从此前设定的70%标准下调），则可以申请最高10000欧元的补助；国家担保的贷款（PGE）延长至2021年6月30日，并且正在研判延迟一年还贷的可能性。

然而，这种“花钱买平安”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就是导致财政赤字愈发雪上加霜。据统计，到今年6月底，法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已经达到1249亿欧元，同比2019年上半年大增476亿欧元。随着第二波疫情来临，财政压力有增无减（此次还宣布给低收入群体派发防疫补贴、给医护系统加薪等），这种一边加压一边发红包的做法，究竟是“饮鸩止渴”，还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恐怕只有当疫情尘埃落定之后才能有定论。

此外，对宵禁令执行方式的质疑，在第一时间就涌现出来。马克龙表态之前，媒体已经猜测可能要对巴黎市及近郊三省实行宵禁，但最终结果要比预想得更加激进，不仅巴黎市和近郊三省顺理成章，连远郊四省也跑不掉，而二者之间在人口密度、商业活动、城市风貌有很大不同，例如将距离巴黎60多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列入宵禁范围是否有必要？而随着范围扩大，为监督这九大都市区近2000万法国人遵守宵禁，需要配备多少警力（目前初步动员了1.2万名宪警）？行政成本如何？面对各种各样的豁免事由，警方如何像马克龙声称的那样“合乎情理”地执行宵禁令，而不至于使其沦为一纸具文？此前已经排出档期的文化体育活动如何调整（例如剧场、电影院是否必须提前打烊）？这些都是未来四到六周需要回答的问题。

而最坏的结果或许是，在经历封城隔离之后，疫情反复来袭而疫苗遥遥无期，民意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松弛懈怠。全欧多国都已经出现反口罩、反隔离的示威，法国也不例外。这种声音固然是非理性的，却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状况。如果宵禁无法严格执行、或是白天的人际交往接触导致宵禁沦为无用功，无法将近期攀升的新增病例曲线压平，那么这种刚性手段反过来可能会伤害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民众的信任程度。

在10月14日的访谈中，马克龙除了明确表示法国正在经历“第二波”疫情之外，同时也发出警示，疫情可能至少要持续到明年夏天。这也和他在今年八月底的说法形成呼应——“我们的策略是与病毒共存，也就是说不要中止教育、经济和社会生活。”

“与病毒共存”并不是鼓吹听天由命的“群体免疫”，而是在等待疫苗问世期间，社会生活必须要作出充分调整，来最大程度地保持机能正常运转。虽然马克龙并没有给出“明年夏天”这一判断的证据，但这一表态基本可以认为正是以疫苗开发为参照：目前法国和欧洲科学界和制药行业普遍认为，有效且安全的疫苗最快也要等到年底才能面世，而更大的可能则是要等到明年上半年（前提是开发进程尚属顺利的话），对于俄罗斯等国开发流程不透明、但抢先“放卫星”的做法，则本能地报以怀疑和警惕。

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这意味着对法国和欧洲的民情而言，速战速决地“将病毒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接下来至少大半年时间里，社会必须找到与病毒共存的方式。这其中当然包括维持医疗系统不致崩溃、强化对老年人等脆弱群体保护、大力增强检测能力等技术方面，但同时也需要在社会心态、施政手段、权利配置等多方面做出因应疫情长期存在的调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巴黎时隔近六十年后重新进入宵禁状态，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和更多的争论。

作为一种短期的、非常的、强制性的手段，宵禁是在一个特定时空里将社会生活暂时封存或冻结起来，但种种历史先例都表明，这种冻结必须以重新开放为指向。一个开放社会必然是风险社会，无论是卫生、治安还是政治认同领域，风险始终存在，政治体必须在风险和管控之间求得平衡；反过来说，追求全无风险的稳定状态，同时也必然会导致逐步自闭化，与外界脱钩，最终产生比数十、数百病例大得多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