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中国能挣钱，还有哪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代表处所长清水显司谈到今年日本企业的发展情况时，略显无奈地对《环球》杂志记者这样说。
今年一度甚嚣尘上的“大批日本企业排队撤出中国”的新闻让他颇感意外，因为不论是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在华日企的调查，还是根据他对日本供应链改革措施推动的成效来看，这种说法都立不住脚。
“先不说‘大批日本企业’这种说法是否恰当，即使是真的决定离开中国的企业，其最大的原因也可能是无法与中国正在崛起的企业竞争，业务量减少，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而非是响应（日本）政府的供应链计划。”清水表示。
1700多家日企“撤离”真相
今年以来，日本政坛屡次出现“减少对华依赖”的提法。3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未来投资会议”上表示：“由于中国等国向我国供应的产品减少，对我国供应链的影响令人担忧，因此对一国依赖和附加值高的产品，谋求生产据点回归我国，对于其他产品，也尽量不依赖一国，让生产据点分散到东南亚等地以实现多元化。”
4月7日，日本政府出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紧急经济对策”，其中包括一项企业改革目前脆弱供应链的计划，对愿意回到本土的企业共提供2435亿日元（约合154亿元人民币）的财政预算支援。7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第一期名单，有87家企业得到730亿日元的搬迁补助金，其中57家回到本土，30家移至东南亚。8月5日，第二期情况公布，统计有1670家企业提出申请，这也是部分媒体所谓“1700多家日本企业排队离开中国”新闻的来源。
这项计划分为“针对在国内投资的补贴”和“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支援”两大部分，财政金额分别为2200亿日元和235亿日元。日本政府的补贴条件是：对于某一国依存度高的制成品和零部件生产回归日本国内，或向其他国家分散生产基地、谋求产地多元化。从日本经产省公布的企业名单来看，目前已获得补贴的企业，包括防护口罩、基因检测试剂、消毒酒精等在内的防疫用品生产企业40余家，作为在华日企主力的汽车制造、金融和商贸类企业，并不在其中。
仔细看这份企业名单，会发现其中一些获得补贴的企业并非是“撤离”，而是在疫情之下迫于进出口顺畅压力而建设新厂。如第一期名单中的艾姆株式会社（I’m Corporation），于2005年3月在中国苏州成立艾姆科技有限公司，据公司透露，日本政府的补贴主要用来在日本建设新厂，生产其中国公司并没有生产的无纺布口罩，公司并没有考虑退出中国市场。
另一家东根市制药公司Ace Japan则由于疫情期间从中国进口化学原料困难，决定利用日本政府的补贴在日本建设一个生产化学原料的工厂，生产无法进口的原料，以按期完成订单。
也就是说，日本政府这项关于供应链的改革计划并不是以“撤离中国”为前提的，这一点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代表处公共支援部的田中琳大郎证实。他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向日本政府提出补贴申请的大部分企业都是以新增项目为主，或者本身就有计划将生产线转移到日本国内或东南亚国家，“政府的政策导向并不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企业还是要跟着市场走，而绝大部分日企到中国投资，目标就是中国市场，并不想移走。”
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对在华日企的调查报告来看，2015?2019年，在华日企扩大、维持和缩小在华业务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其中计划缩小在华业务的企业占比较小。除2015年这一比例达到8.8%外，2016-2019年均在5%至5.4%之间。同一机构的广州代表处在4月对华南地区约3500家日企进行了调查，其中91.7%的日企表示并没有计划转移在华业务，较2月的调查增长了6.9个百分点。
针对日企缩小在华业务的原因，该报告显示前五位的因素分别是：当地销售减少、成本增加、出口低迷、难以确保劳动力和发展潜力小。当地销售减少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2018年回答这一原因的企业占比为37.5%，2019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66.7%。
9月，中国日本商会《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0白皮书》发布会现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所长堂之上武夫对“日本政府鼓励日企撤离中国”的说法加以澄清，指出补贴政策并非专门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全球，也不是鼓励撤离，而是包括保留在别国生产线的同时，在日本另建新工厂的情况。
它们“深耕中国市场”
6月，8家新门店；?8月，19家新门店……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优衣库在中国市场的开店速度让人侧目。8月的19家门店分别开在了18个城市，浙江桐乡、江苏丹阳、安徽蚌埠等6个城市是首次进入。
“中国是优衣库在海外的第一大市场，优衣库希望通过发布适合中国消费者的服饰新品，以及加速下沉到更多的二三四线城市的动作，深耕中国市场。”运营优衣库的日本迅销集团全球资深副总裁、优衣库大中华区首席市场官吴品慧日前表示。
迅销集团10月发布的最新增长预期显示，受益于在中国扩大开店等因素，集团2021财年（截至2021年8月）的合并净利润预计创出历史新高，该公司的股价10月16日也创出上市来的新高，跃居日本国内第7名。
日本大公司忙着在中国扩张，那中小公司呢？
2018年，专注于图像软件的日本Morpho公司在中国成立摩尔图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成功为华为、小米等知名中国企业提供服务。公司董事、产品总监郑凤龙是总公司派驻中国的4名人员之一，他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中国子公司是目前海外子公司运营状况最好的一家，公司完全没有撤出中国的任何计划，而是不断进行产品研发，以期能与进步神速的中国企业共同竞争庞大的中国市场。
对于日企的产业转移，郑凤龙表示，更多地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市场潜力相关的。近几年来，Morpho公司韩国分公司的业务率不断下降，因为该国的自研率稳定提升，导致分公司市场份额下降，但公司目前也没有撤出韩国的打算。
“在中国，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强大，因此我们接下来的发展很可能不是‘克隆’总部，而是会根据中国市场的独特性，在研发和销售上有自己的路线图。从目前看，因为竞争激烈，市场需求大，我们的技术代差是要比在日本国内小的，将来技术水平超过本土也非常可能。”郑凤龙表示。
旭硝子新型电子显示玻璃（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宇贺神宏之也有同样的感受。公司的工厂现在正日夜赶工。“疫情大背景下，人们对电子产品的购买增加，使得电子显示玻璃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订单都增加了，谁还想撤出？”宇贺神宏之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
旭硝子目前处于产业链的上游，而其直供的下游企业是中国公司，全面针对中国市场的定位不仅使其没有撤出中国的计划，而且生产的产品也区别于其日本母公司。“中国的代际更替更快，我们对生产线的许多更新在日本国内并没有进行，这是我们看好中国市场的原因之一。”宇贺神宏之说。
为包括松下在内的多家知名日企提供法律服务的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尹秀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提出了“中国+1”的战略，即除了在中国布局外，积极向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扩张，一些日资中小企业随之将生产线全部或部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更低廉的东南亚国家，“在我看来，日企向东南亚的转移已经基本完成”。
他指出，在中国，尤其是华南地区，大部分日企是制造业企业，比如丰田和本田这样的大汽车厂商，其业务本就是针对中国市场，不太可能撤出，所谓的向东南亚，以及现在日本讨论非常多的向印度转移，更多的是母公司在保留中国业务的同时进行业务的多维拓展；而且，新近几年频频落户广东、上海、江苏的日本高科技公司，在中国主要是进行销售、研发，中国庞大的市场、完善的产业链和充足的人才资源是东南亚国家无可比拟的，以至于一些日本的金融机构都进驻中国，与一些地方城市开始科技项目的合作，“这些都表明了绝大部分日企并没有撤出的打算”。
“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
摩尔与旭硝子，或多或少均与高新技术相关，没有转移的需求，那传统制造业呢？近年来，随着中国要素成本上升，部分外资将目光转向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美德等发达国家也鼓励制造业回归，诺基亚关闭在中国的工厂、三星电子通信公司（深圳）撤出，都曾是轰动一时的新闻。《环球》杂志记者在东莞、佛山等制造业集聚地的实地调研显示，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日企确在考虑调整其产业链布局，但绝大部分日企并无撤出中国的打算。
主要生产汽车制动系统和发动机系统零部件的三樱工业株式会社，是一家拥有日本约三分之一市场份额的大公司，它于2012年在东莞成立了三樱（东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目前在中国境内共有5家工厂，其他几家分别在天津、无锡、广州和武汉。
东莞分公司人事总务部部长金仙女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尽管存在疫情，总公司派驻到东莞的日籍工作人员2月10日就回到了中国，工厂开工也没有受到影响，目前订单非常稳定，因为其95%的产品都是提供给中国国内厂商，原材料的调配也都在中国国内进行。据她了解，总公司在未来的三到五年里，并没有任何要转移产业链的计划，也没有到其他国家增加投资和扩张的计划。
不过她坦言，招工问题确实是目前困扰公司的一大难题，“用工成本上升，再加上季节性流失比较严重，我们不能不招许多临时工来补充劳动力。”
年销售额约2亿元的东莞佑能工具有限公司（下简称佑能）成立于2002年11月，是日本佑能株式会社全资成立的海外分公司，主要生产及销售精密数控加工用高速超硬刀具、钻头研磨机及模具。公司管理统括、经理片桐浩二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今年2月17日工厂复工后，材料采购、销售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我入职十多年，底薪从最初的345元涨到现在的1900元，可以看出用工成本确实增长很快。”佑能总务部副经理陈吉辉向记者坦言，2002年时，公司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供不应求，不愁订单，但从2008年后竞争日益激烈，国内企业的业务量不断攀升，使得佑能产量虽增加，利润率却有所降低，而且，“我们在东莞设厂较早，设备老旧，工厂占地面积对现在的产能来说不太够，需要更新换代了”。
对于日企在经营中所遇到的困难，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高志全告诉《环球》杂志记者，管委会正在努力帮助解决，希望留下优质的日资企业，实现东莞的产业升级。
东莞水乡管委会于2019年5月成立，就是为了改变以往招商缺乏规划、产业模式落后的弊端，整合东莞5个镇的资源，通过市级充分赋权，重点统筹发展规划、区域开发、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建设和政务服务交通提升五大方面，全面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三星电子通信是因为无法应对竞争才离开中国的，日企不想步其后尘，”高志全颇有信心地对记者表示，“目前在水乡有20多家日企，据我了解，还没有想撤出东莞的。究其原因，一是产业链上下游都在这里，这是企业的根基；二是东莞拥有区位优势，离港口、机场都非常近；三是东莞的营商环境也非常好。”他指出，管委会当下的招商重点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守链”，要保证产业链至少67.5%都可以在东莞解决。
佛山早稻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位于国家环境服务业华南集聚区，主要为位于华南的中日企业提供环境诊断及咨询、中日商务对接等服务，其服务对象包括丰田、本田、日立造船等多家日企。董事长林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据他对提出搬迁补助金申请的日企的了解，许多是原本就有搬迁计划的企业，规模也都比较小，并不是在华日企的主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日企一方面完善在华产业链，一方面有意识地收购中国破产企业，加大投资。“全球只有中国厂家能正常生产，所以很多日企不仅不想转移，反而有增资扩产的想法。而且据我了解，一些转移到东南亚的劳动密集型日企发现虽然用工成本有所降低，但用工质量和基建达不到理想状态，大部分产品的销售目的地还是中国，因此非常后悔。”林慈生表示。
正在佛山处理工程事宜的深圳市海内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总经理岩本敏弘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他所服务的所有华南地区日资企业，“没有一家申请补贴转移生产链的。我觉得在华日企可能500家中才会有一家提出申请吧。为什么留在中国？因为对企业来说，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
他表示，随着广东省产业整体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的发展确实受到了影响，一些日资企业开始向中国内陆迁移，但由于物流成本高、营商环境相对沿海地区没那么好，因此也比较苦恼，但只要政府能合理地给制造业企业发展空间，企业是不会离开的。
外企到底想不想走？数据是最好的回答。10月16日，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10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800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6.2%，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27.8%。这表明，中国吸引外资不仅总量在增加，而且结构在优化，质量在提升。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表示，中国今年稳外资的成效再次证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没有改变，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没有改变，外商长期在华投资经营的预期和信心没有改变。记者 乐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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