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的“钢琴诗人”傅聪28日因新冠病在伦敦逝世，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位享誉世界的中国钢琴家背后，站着对他影响至深的父亲。或许，与傅聪的音乐一样动人的，是父子俩在复杂历史背景下的离散，以及对艺术人生的共同追求与归属。
傅聪是傅雷（1908－1966）的长子，出生在上海的书香门第，从小受到父亲严格的教育。据傅聪回忆，他十多岁时已学琴约三年，时常在江苏路284弄5号的旧居楼下练琴，在楼上工作的父亲只要没听见琴声，或弹奏错误，就会立刻下楼体罚傅聪。
傅雷对傅聪的严苛虽然源于关爱，但在傅聪出国留学后，他曾通过家书对儿子幼时的暴力教育表达悔意，傅聪也谅解了父亲当年是要磨砺他。
傅雷（右）对长子傅聪的教育严格，曾多次体罚傅聪。（互联网）
......国共战争结束不久后，傅雷就被......《人民日报》批评，指他在《贝多芬传》译序和附录中“一味夸大个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错误地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极端的个人英雄和个人主义思想”，甚至断言其观点“麻醉人民”，是“反动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工具”。
尽管如此，傅雷仍对中共建政后的中国抱以极大的善意与期望。1957年，他应邀列席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聆听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示。傅雷兴奋地给在波兰学音乐的傅聪写信，寄去多达14页的毛泽东讲话记录和自己的学习心得。
傅雷对新中国充满希望，岂料最终被划为“右派”，被红卫兵批斗。（互联网）
傅雷当年被感召参与“鸣放”，发表过一些毫无政治企图的意见，包括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能“过分粗暴”；出版要符合“读者需要”；稿费制度要合理等等。
隔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虽然时任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与文艺界领导人周扬都曾出面缓颊，傅雷最终仍被扣上“右派”的帽子。
父亲命运多舛的同时，傅聪的音乐才华在国内外脱颖而出。1952年，年仅18岁的傅聪举办了人生首场公开演出，受到中国音乐界瞩目。次年，他作为青年才俊被国家选派参加了在罗马尼亚举行的钢琴比赛。同年7月，傅聪第二次到罗马尼亚参加比赛后，跟随代表团访问了德国和波兰，备受好评。
傅聪1954年赴波兰留学。他在隔年参加萧邦国际钢琴大赛，并获得第三名与“最佳马祖卡演奏奖”，成为首位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家。
父亲1958年被打为右派后，傅聪被通知提前结束学业回国，等待他的可能是从此再没机会登台。那年12月，傅聪取得英国驻华沙领事馆的签证，登上了去英国的班机。
傅聪出走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父亲被打成右派。在那个年代，他的行为被视为“叛逃”，他从此成为了“祖国的背叛者”。
到伦敦后，傅聪成了媒体追逐的明星，不胜其烦的傅聪在1959年对伦敦报界公开发表声明，给自己定下了三条规矩：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不过，中国的政治风波愈演愈烈，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被红卫兵抄家，在连续四天三夜批斗中被罚跪、戴高帽，遭受各种形式的凌辱。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
夫妇俩自杀前在地上铺了棉胎，上边放了方凳，以免板凳踢倒惊了邻里睡眠。这对善良的夫妇在遗书中，甚至没忘了续交房租、给保姆留下生活费、给自己留出火葬费。
傅雷（右）与妻子朱梅馥1932年在上海结婚。两人于1966年自杀。（互联网）
父母双亡的噩耗传来后，傅聪当时在美国举办的独奏音乐会上只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
父亲去世，“叛逃”的傅聪也无法回国处理后事。傅聪后来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回国意愿，但始终因“叛逃行为”未能获批。
直到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的傅雷夫妇追悼会上，傅聪才回到中国。
傅雷的老友楼适夷在《傅雷家书》代序中提到，当天看到出国20多年的傅聪只身归来，“五十年代中他出国的时候，还带着满脸天真的稚气，是一个刚过20岁锦绣年华的小青年，现在却已经到老成持重，身心成熟的壮岁了。想他万里归来，已再也见不到生命中最亲爱的父母，迎接他的不是双亲惊喜欢乐的笑容，而是萧然的两撮寒灰。”
傅聪（右）年少时离开父母，留学海外，岂料20多年后归来只能在追悼会与父母相见。（互联网）
也就是在追悼会上，傅雷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被公开承认是错误的，应予改正；他在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虽然父亲得到平反，但傅聪与中国政府的隔阂并未消除。1981年，傅聪回国演出，当时《人民日报》刊发的广告突然被叫停，原定的记者采访也被取消。据传有人向高层反馈，指傅聪是“叛逃者”，并对报纸刊发广告宣传他表示愤慨。
在《北京晚报》刊登的演出报道中，还刻意删掉了稿件中傅聪的名字，仅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
后来，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为傅聪向高层写信，指事情已过了20几年，傅聪理应获得谅解。傅聪头上“叛国者”的标签这才逐渐淡化。
傅聪曾说，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一身傲骨，不屈不挠，做事认真，不草率苟且。他也多次在访谈中，将父亲形容为自己的一面镜子，无论在性格上还是艺术追求上，多有与之相似之处。
傅聪2014年来新加坡举行公演，他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自己在做人处事方面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梁麒麟摄）
虽然父子长年天各一方，但傅雷写给儿子的家书最终结集出版，成为脍炙人口的《傅雷家书》，也是傅聪多年来的精神寄托。在其中一封信中，傅雷嘱咐傅聪：“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
傅聪2014年1月来新加坡公演，他当时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自己在做人处事方面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谦逊背后，可见父亲的教诲多年后仍在他耳畔回荡。
梁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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