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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 21:23 上传
1997年，一部30集的电视剧《潘汉年》在央视一套播出。一时间，这位淡出人们视野多年的传奇人物，又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虽说收视率不错，但由于内部对潘汉年的看法仍存在较大争议，因此该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复播，而且发行方也未按惯例将该剧制成DVD出售。
已于1982年平反的潘汉年，为何直到90年代末期仍存在争议？
1906年1月，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一个富裕家庭。少年时代的潘汉年敏而好学，思想活跃，醉心于文学创作。早在16、7岁时，他就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艺作品，并藉此加入了由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人创办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因其加入时年龄尚小，故潘汉年每每自称“创造社的小伙计”。
1925年，时年19岁的潘汉年加入中共，后追随郭沫若在北伐军中从事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转入地下，在江南省委搞宣传工作，后升任宣传部长。如果他就此一直发展下去，恐怕后半生也不至于如此命运多舛。
造化弄人的是， 1931年4月，对上海地下组织了如指掌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虽有钱壮飞冒死传讯，中共领导机关才免于被敌人一网打尽，但中央特科被迫“大换血”。潘汉年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被王明、博古大力推荐，从宣传系统转入情报系统，出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央苏区缺乏能与共产国际直接沟通的大功率电台，因此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动身前往中央苏区时，指定留在上海搞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为他与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之间的联络人。
虽说潘汉年此前从未接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更谈不上有啥经验，但年仅25岁的他却一点就通，上手极快，很快便在情报领域形成了“潘汉年系统”，并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其触角并不仅局限在长三角地区，甚至延伸到了香港。在奉调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潘汉年作为何长工的助手，参与了中央红军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之间关于“借道”的秘密谈判，随后他加入了长征的队伍。
1935年初遵义会议后，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必须得将遵义会议的详情和决议向共产国际汇报，并听取相关指示。为了双保险，陈云和潘汉年同时被赋予了这项重任，分头绕路前往莫斯科。
潘汉年于1935年9月中旬，向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后，花了3个月时间，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新密码全部背熟。但是，到1936年1月，作为“活密码本”的潘汉年正准备动身回国，却被王明委任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派他去和国民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谈判国共合作事宜，并要他办完此事后再回国。
应该说，王明此举是不妥当的。当时的第一要务，是尽快恢复中央和莫斯科方面的联系，至于国共谈判合作事宜，并不是非要潘汉年参与不可。作为下属，潘汉年接受上级委派的这项任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与邓文仪的接触告一段落，潘汉年动身从海路回国，于1936年4月8日抵达香港后，他明明已从公开渠道获知中央已在陕北扎下根来，却并不着急前往，而是想办法与在南京的陈果夫联系国共谈判事宜。
这就充分暴露出刚刚30岁出头的潘汉年的不成熟。尽快将带回的密电码交给中央，向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相关指示，和国共谈判相比，孰轻孰重，不问可知。潘汉年孤身一人，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如何抉择全看他自己。后来，他对此的解释是进入国统区非常危险，需要利用陈果夫开具的“特别通行证”才能确保安全。
这个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潘汉年当年在中央在上海立不脚，被迫撤进中央苏区之际进入特科工作。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他能在上海周旋于各种势力之中，屡立功勋后还能安全撤退，证明其拥有高超的地下工作技能，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国统区的环境再怎么险恶，连毫无地下工作经验与技能的陈昌浩，都能在西路军失败后先从大西北潜回湖北老家，实在立不住脚了，还能前往陕北报到，又怎么能难倒潘汉年这样一位老到的红色特工，让其对踏入国统区噤若寒蝉，非得拉上陈果夫的关系作护身符呢？
事实上，陈果夫等人在了解到潘刚从莫斯科来，尚未到陕北与毛主席沟通后，认为他根本就不能代表中共，于是连面也不见，找了个铁道部的次长出面敷衍了一下潘汉年后，便将他打发去陕北了事。
潘汉年迟至1936年8月7日，才到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报到。而此前，延安已经从1935年11月7日抵达陕北的张浩那里了解到，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的新密码将由潘汉年带回国的中共中央，已经快急疯了。算下来，同样是从莫斯科回国，张浩路上花了1个月时间，而潘汉年却花了大半年光景。这期间，他是生是死，新密码是否泄露，一切都不在中央掌握之下。
在了解到潘汉年之所以在路上耽误这么长时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香港与南京之间与陈果夫往来接触所至后，毛主席对潘汉年做出“不可信用”的判断就不奇怪了。更何况，潘汉年当初从文宣系统转入特科，是因为王明、博古的大力举荐。在当年主席与王明、博古关系微妙的情况下，毛主席认定“潘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码给党中央还得重”，并认为他是王明阵营的人，也就顺理成章了。更要命的是，潘汉年竟然还一度公开质疑张浩“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合法性，这就更加凸显出他的幼稚。
全面抗战爆发后，潘汉年以香港和上海为情报根据地大施拳脚。华克之、关露、黄慕兰这些令后世无比敬仰的红色特工，都是他的部下。“潘汉年系统”之繁盛，所起的作用之大，由此足见一斑。
但是，巨大成绩的背后，也绝非没有问题。近年来网上热炒的“五重间谍”袁殊，当年党内的结论是此人确实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和组织机密，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叛徒。历史上，叛徒对党造成的危害极为严重，因此历来对叛徒都毫不手软。但是，潘汉年却力排众议，坚持将袁殊拉进了自己的情报系统，理由是此人身份极为特殊，能起到别人难以起到的特殊作用。像这种工作上的分歧，往好里讲，是灵活多变，不拘一格。要说得不好听，那就是功利色彩极重，为一时之利而罔顾组织原则。
如果说在任用袁殊的问题上，潘汉年的执着只是工作方法问题的话，那么他在抗战时期私下与汪精卫会面之事，则是他后半生悲剧的真正根源所在。
众所周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蒋介石的政策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本就抗战意志不坚，找种种不着调的理由拒绝与日本宣战，只是被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战情势逼到了抗战一线的蒋介石宛如磕睡遇到了枕头，没少派人与日方代表私下接触。
日蒋秘密和谈的消息，哪怕当事双方做得再隐密，也终究被外界察觉了。倍感尴尬的汪精卫于是便萌生出一个念头：既然日本能和老蒋谈，我为什么不能和延安接触？他幻想着给自己留一条政治后路。而随汪精卫降日的诸多败类中，有这种想法的是绝大多数。但真正让汪逆心想事成的却是两个中共叛徒——李士群和胡均鹤。
李士群是前中央特科成员，曾被送往苏联学习。胡均鹤是共青团出身。二人被捕叛变后成为中统特务。因中统内部派系倾轧而不受重用，此二人又转投汪伪出任要职。当时，潘汉年几乎以半公开的身份周旋于日、伪、蒋各派势力之间，侧重于走上层路线，因而免不了要和身居伪汪情报系统要职的李士群和胡均鹤打交道。
隐蔽战线，往往是互相渗透，互相利用，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情报界就是靠人脉，不跟那些人同流合污又怎能拿到情报？究竟是谁在利用谁，关键看谁掌握主动权。
据潘汉年后来交代，他是在被李士群挟制的情况下，才去南京与汪逆会面，而且也没谈及任何实质性内容。但当事人均已作古，他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到底与汪逆谈了些啥？敌伪档案里自然不会记载。在没有旁证可供映证的情况下，潘汉年后来对组织的自辨只是孤证。更关键的是，根据组织原则，即便是被挟制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事后也应立即向组织汇报。
然而，潘汉年却说当时新四军正在整风，因此吓得他不敢向自己的直接领导饶某某汇报。不过，潘汪见面之事却被汪精卫当作一枚筹码，有意识地泄露给了重庆方面，而且居然还有照片为证。一时间，重庆方面开始大造特造“延安勾结汪逆”的舆论。不明就里的中央，曾多次向潘汉年本人核实情况。结果，无论是赵容、周总理还是毛主席本人询问，潘汉年都干脆利落、毫不犹豫地答复“绝无此事”。正是因为得到了潘汉年如此坚决的保证，中央才发起舆论反击攻势。
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潘汉年奉命在这个问题上，前往延安当面向毛主席本人汇报工作，也对此事只字不提。作为一名党员，尤其是战斗在隐蔽战线的领导干部，对党忠诚应该是放在首位的。连面见汪逆这样的事情都敢隐瞒，这是非常严重的党性问题。
情报工作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潘汉年到底为何隐瞒，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他却忽略了胡均鹤也知情，而且此人不仅活着，还继续在蒋介石、汪伪、我方这“三颗鸡蛋”上跳舞。
胡均鹤是赵尚志的妹夫，他先降蒋后降汪，却没对妻子赵尚芸一家下狠手。赵尚芸认为他良知未泯，因此没少劝他回头是岸。胡均鹤在抗战中后期，以及解放战争中，暗中为我党提供了一些帮助，并保持秘密联系，算是“潘汉年系统”的一个“工作关系”。上海解放前，中统要求他潜伏打入我内部，并加以威逼利诱，但他却异常坚定地拒绝了。上海解放后，胡均鹤向我方提供了一个多达上千人的嫌疑特务名单，为我反特斗争提供了大量有用线索，为新政权的巩固做出了不少贡献，并被重新任用。
如果说胡均鹤这样的表现，重新为我所用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在接收敌人的特情系统后，将一大帮敌特、线人甚至地痞流氓几乎不加严格甄别地纳入自己麾下，就未免失之于草率了。加之杨帆本人志得意满地四处夸耀：“当年赵国公子有三千门客，我比三千还要多”，这就在华东局内部招来了严重不满。不满的矛头不仅直接指向杨帆，也指向了主管情报的副市长潘汉年。加之他在解放前处理情报系统内部事务时，因方式方法问题，被一些情报战线的同志愤怒地指责为“冷漠”、“没良心”、“过河拆桥”，一个造成潘汉年后半生悲剧的民意基础就这么悄然形成了，而他本人却对此毫无察觉。
1954年4月1日，胡均鹤因有人揭发饶某某一事而被捕。潘汉年得知胡均鹤被捕的消息后，深怕他在审讯时将他当年私会汪逆的事说出来，于是便于4月2日火速找到陈毅坦白此事。这对陈毅来说，这是一个晴空霹雳。
深知此事利害关系的陈毅，立即于次日向毛主席面呈此事，并附上潘汉年本人写的交代材料。毛主席当场在这份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与他19年前和周恩来说的那句话相比，多了“从此”两个字。这说明，虽然早在1936年他就作出了这个判断，但时值用人之际，毛主席仍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了潘汉年机会的。但是，现实着实让他太过失望了。
于是，潘汉年被火速逮捕，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灾难之旅。很多人说李克农曾提出五点反证。可是，李克农五点反证的内容分别是：
1、 中央一再有关于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头等、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2、 潘汉年进行的情报工作都有正式报告。
3、 潘汉年提供了很多决策性情报，得到中央的好评。
4、 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5、 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
这五点反证，并不涉及潘汉年1943年私见汪逆却一直隐瞒不报之事。而且潘汉年在私见汪逆后也根本未报告，时隔12年后交到陈毅手上的，只是个交代材料的性质。这件永远都说不清楚的事情，才是潘汉年后半生悲剧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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