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终于落幕了。
当地时间1月20日,美国第46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当选总统乔·拜登(78岁)在国会山正式宣誓就职。
14天前,上千名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刚刚冲击了这里。遍布华盛顿特区的2.5万名美国国民警卫队队员提醒着人们这次就职典礼的特殊性。此刻,新冠大流行的阴影仍笼罩在美国上空。截至当天,全美已有超过40万人在疫情中丧生。
特朗普治下的四年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和变化?拜登新政府的上台又会如何延续或重写美国和世界的格局?在2021年及未来四年,中美关系会面临怎样的新转机和挑战?疫情蔓延后的全球秩序将要发生哪些重大的变化?
1月20日,澎湃新闻专访了国际知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对上述问题一一探讨。
特朗普的“遗产”
澎湃新闻:您如何总结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影响和改变?
郑永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这么说,美国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甚至二战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正式的起点就是从特朗普开始的。他虽然走了,但是已经留下了他自己的“遗产”。
这份“遗产”对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甚至对国际秩序来说都是很“厚重”的。从传统的观点来看,他治理美国并不成功。他既没有使美国更伟大,也没有使美国变得更好,但他确实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中美关系,也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
对美国国内来说,他确实引入了一场对美国政治的革命。这场革命就是民粹主义革命。从他的执政方式来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精英型的局外人总统。他执政的风格是革命性的、反建制派的,而且也成功了。
他成功使共和党转型,此前共和党主要代表商人阶层,这4年他通过煽动民粹主义,使共和党转而主要代表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利益。不要忘记,有差不多一半美国人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共和党被深深烙印上了特朗普的色彩。特朗普走了,他的“遗产”不会走,特朗普主义不会走,还会变得长久。
美国社会自内战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的分化,这便是特朗普的“遗产”。眼下美国无论是阶级的分化、种族的分化、地域的分化,从方方面面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对立。
“特朗普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美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变化所导致的。所以,这不是任何人能解决的,也不是拜登能解决的,要花好几代美国人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郑永年
澎湃新闻:
从国际角度来看,特朗普对全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在二战以后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中,美国是一个主要的角色,而这在特朗普时代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特朗普四年来不断“退群”实际上是让美国从二战后的联合国体系内退出来。不仅从世界体系退出来,还从他的盟友体系退出来。尽管所有这些破坏拜登都要修补,但是这个修补并不是三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能恢复过来的。
虽然旧的全球秩序在特朗普时代加速崩溃,但是新的体系会怎么样?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这四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盟友现在对美国都不太信任。尤其是这次新冠疫情下,我观察到这次是美国进入世界体系100多年以来第一次他的盟友没有向美国求助,美国在抗疫中也没有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而是扮演了一个负面的角色。
经过这次疫情,美国软实力的衰落是非常明显的,它是否能在短期内恢复过来?我个人认为很难。
这几年欧洲国家对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及世界体系也有很多的质疑。所以现在欧洲的崛起也非常的明显。欧洲想要更多的自主权,不再受美国那么大的制约,不会像二战以后那样对美国服服帖帖了。即使拜登想要修复和所谓的盟友的关系,恢复世界领导地位,也不会那么容易了。
目前全世界正朝着多极化发展,美国、中国、印度、德国等多极是一个大的趋势。以前我们如果说多极化还是个理想,那么经过了特朗普治理美国的4年后,一个结果就是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加速发展。
拜登政府的挑战
澎湃新闻 :拜登政府上任后面临的主要国内挑战是什么?
郑永年:拜登新政府上台后,管控新冠疫情是最迫切的问题。美国医疗专家估计,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如何控制疫情是他最直接的挑战。
经济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拜登经济学”,包括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恢复并扩大中产阶层规模,实施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不过,我的疑问是他到底可以做多少?
我认为,拜登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总统。当前美国内部非常分裂,拜登的支持力量主要集中的东部沿海和西部沿海地区的高科技公司,他要想弥合美国的分裂,就必须获得相当一部分共和党的支持者,也就是美国中部那些农业州的民众,否则拜登执政的基础会非常薄弱。
他组建政府的原则,还是他以前传统的精英主义做法,讲政治正确,而并不是说要改变美国,我并不认为拜登经济学任何一条能做得到。我想他改变不了美国社会分裂的状态。
澎湃新闻:从国际上看,您觉得拜登的全球战略框架会有什么新的改变吗?
郑永年:他对盟友确实会友好一点,如重返《巴黎气候协议》。虽然他可能会回到精英主义的政策,但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其他方面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
澎湃新闻:您觉得4年后特朗普有没有可能再卷土重来?
郑永年:我想当然他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他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4年以后的考量。
然而,4年以后即使不是特朗普本人,也会有特朗普式的人物出来,甚至我们不用等4年,两年以后的中期选举我们就可能会看到这类人。过去4年里,有不少人扛着特朗普主义的大旗进入到美国政界。他们会利用特朗普主义以及差不多一半选民的支持力量。
中美关系展望
澎湃新闻:您如何解读拜登新政府的中国和亚洲政策团队成员选择?
郑永年:特朗普政府也好,奥巴马政府也好,拜登政府也好,美国现在的外交重点在亚洲,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明白。因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域经济的中心在亚洲,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外交所有的中心也都会在亚洲,这个结构性的东西不会变化。
从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到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美国都把重点放在亚洲上,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拜登虽然还没有正式出台亚洲政策,但他的亚洲政策其实已经在那边了,就是修订改良版的印太战略。
澎湃新闻:最近在亚洲协会的一场会议中,基辛格、舒尔茨等老一辈美国外交家认为“中美必须找到打交道的方式”,依然坚信中美可以理性对谈;而拜登提名的白宫国安会印太地区协调员坎贝尔表示,美中关系最重要的三个品质应该是可预期性、稳定性和明晰性,对此您如何解读?
郑永年:首先,我想说,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像基辛格那样的战略家了。现在已经不是基辛格的时代了。当时的中美苏三角情况跟现在的关系完全不一样,美国也还没有出现能处理现在这个时代的大战略家。
目前拜登提名的中国和亚洲团队人选更多体现出技术官僚的特点,他们更多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中国。我认为理性和信任并不矛盾,即便没有信任也是可以合作的。只是有信任的话大家做事容易一点,没有信任大家做事就困难一点。
拜登代表的是美国内部的精英主义。他对中国的政策还是会比特朗普理性一点。舒尔茨说的理性其实就是坎贝尔说的可预测性。坎贝尔所指的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一点也不可预期,这是不符合精英政治的。特朗普破坏了美国外交所有的游戏规则,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坎贝尔团队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恢复这种可预测性,也就是理性,那这也是中国所乐见的。
虽然中美之间因为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一些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一些全球性议题不是哪个国家单打独斗就可解决的,气候问题与新冠疫情都是这样的例子。所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要求大国之间进行合作,单独一个国家解决不了。
我对拜登(政府)不抱任何幻想,拜登或许会与特朗普有些差异,但他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更强硬。拜登不会像特朗普一样的不理性。他和特朗普的区别是他是一个理性的美国优先论者。至于对待中国的态度,虽然拜登的目标会和特朗普一样,但是手段方法会不一样。
目前,美国社会内部极端分裂,两边都非常激进。如果拜登能在短时间内把美国社会稳定下来,那就不得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外交不是他的重点,他不会马上把精力放到中美之间,而是会优先处理和盟友的关系。我担心的是,在他内政做不下去的时候,就将国内压力转移到外交上,尤其是针对中国。
疫情重塑全球秩序
澎湃新闻:过去这一年的疫情对全球秩序产生了哪些重大的影响?
郑永年:首先是经济秩序——基本上没有了。许多国家的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一些产业衰落,一些企业倒闭,但另一些产业和公司上来了。新冠疫情造成了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贫富分化也加大了。
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而新冠疫情加速了这种变化。
澎湃新闻: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次疫情使得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下降,全球将逐渐形成华盛顿-北京-柏林为中心的三个全球政治板块。您怎么看?
郑永年:只能说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同时加快了美国的衰落,不过美国在国际上的衰落是相对的衰落,不是绝对的。
虽然美国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治理危机。但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优势我觉得仍然存在,美国的创新能力还是最强的。
澎湃新闻:从二战到现在,美国一直都有一种担心自己失去第一位置的心态,从英国到前苏联再到日本,美国一直都要打压对它形成威胁的国家。您觉得未来5到10年,中国该怎样来应对美国的这种打压?
郑永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分化美国跟它盟友之间试图“围堵”中国最有效的武器。中国的强项在于开放的潜力,在于市场。
今天美国再也不可能组建一个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了,那时候的西方阵营已经一去不复返。
我们要看到自己的短板,不要骄傲,另外也不要自卑。中国不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能力对付美国的打压。中国要善于利用自己在一些方面的优势,不要陷入美国所设定的修昔底德陷阱,你如果相信了美国的论调而往那个方向走的话,那就麻烦了。
澎湃新闻:2021年,疫情下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会继续升温吗?
郑永年:会的。二战激发了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使得欧洲国家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我们应当客观而实事求是地说,美国那个时候带来了很多国际主义,包括二战期间美国帮助中国也是如此,那么当现在美国表现得如此民族主义的情况下,中国是不是也可以多一点国际主义,少一点民族主义呢?
澎湃新闻:2021年,您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郑永年:新冠疫情,还有一个就是中美关系。2021年的国际秩序主要就看中美关系,中美如果找到合作的地方,世界秩序重塑也好,重建也罢,都没问题。中美如果发生冲突的话,世界秩序就会非常麻烦和糟糕。中美现在的一举一动,其影响不光只在中美之间,世界的和平都取决于此。我们中国就是扮演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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