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16日上午,一位自称是越南社科院干部的神秘访客按响了坐落于河内巴亭区黄耀大街46号的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门铃。他对使馆工作人员说,他有重要事情要面见张德维大使。使馆工作人员把他带到使馆会客厅,张德维大使会见了他。
张德维能讲一口流利的越语,所以两人的交流无需翻译。
那位越南干部坐定后,神色紧张地压低声音问张德维:“咱们在这里说话,不会被别人听见吧?”
张德维觉得十分奇怪,回答说:“请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于是那位越南干部说:他是受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的委托来传递口信的。他说,阮文灵总书记和他家是邻居,两家相隔很近,家人间也常有来往。8月13日晚,阮文灵把他叫到家里,托他给张大使带个口信。说着,他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信纸,说这是他记录下来的阮文灵的谈话内容,并且这些内容已经阮文灵亲自核对无误。其中一段说道:“老挝的凯山同志去年10月转达了邓小平同志对我的问候,并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越关系正常化,我对此表示感谢和欢迎。我同样希望在我主持越共六届中央的任期内,能够恢复越中关系。我期待从即将召开的越共七大开始,越中两国关系能够迈上新的台阶。办成了这件事,我才不会辜负越南人民和越共党员对我的信任”;“我认为,两国领导人有必要直接会面,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以便消除之前所有的误会。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排除(越南)外交部的阻碍和干扰。······如果中国同志也有相同的看法,请尽快发出邀请,我将秘密前往中国”。
“为了使双方高层的交流进行得扎实和牢靠,使我回国后能够更有力地说服越共中央和政治局,最好能请杜梅和范文同两位同志与我一同前往中国”。阮文灵的这番话,显现出他在推动越中关系正常化的事情上,在越共中央内部面临相当大的阻碍。
“我要求内部访华的出发点,是为了亲自听取江泽民、李鹏等同志的意见,也使中国领导同志能深入地了解我本人。双方共同诚恳地针对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柬埔寨问题寻求最佳解决方案。目前对我来说,在党内还有一定的阻碍,但我有信心解决问题”。
“倘若得到中国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将沿着胡志明主席和毛泽东主席铺设的道路,在培育美好的越中友谊、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和共同的革命利益方面,更加顺利地稳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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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
送走那位越南访客后,张德维大使陷入了沉思:怎么跟国内汇报呢?中央刚刚对阮文灵6月5日提出的访华请求作了明确答复,即先撤军,再谈其他。在这种情况下,再重复国内的意见,毫无意义;但如提出与国内答复不同的建议,会不会被误解为同中央唱反调?
左思右想,深思熟虑之后,张德维郑重建议国内对阮文灵再次提出的访华请求予以积极考虑,他列举了四条理由:(一)阮文灵一贯对华友好(亲华),他有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需求,有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迫切愿望。现在,他在越共党内遇到了困难和阻力,我方应助其一臂之力;(二)柬埔寨问题目前陷入僵局,旷日持久,得不到解决,如两国领导人可以当面进行交流讨论,有利于问题的迅速解决;(三)杜梅和范文同一同前往,将使阮文灵的中国之行更具权威性,便于就一些重大问题当面沟通,当场拍板;(四)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越南国内局势判断,双方谈成的可能性比较大;就算谈不成,对我方也无不利。
很快,大使馆就收到了国内的回复:命张德维通过可靠渠道直接面见阮文灵,当面确认其真实意图,结果立即报部。
大使馆立刻行动起来。张德维指示使馆武官赵锐上校立即与曾任侵柬越军总司令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黎德英大将联系(黎德英是阮文灵的亲信)。黎德英当时正在参加越共六届九中全会,通过秘密渠道取得联系后,确定了与张德维大使第二天在国防部办公室见面。
第二天上午,张德维乘坐一辆没有悬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见到黎德英,张德维大使开门见山,把日前那位越南社科院干部向他转告阮文灵总书记谈话的事说了一遍。张德维说,国内命我面见总书记,希望你帮助联系。黎德英当即表示马上就办。
速度奇快!当天下午,越南有关方面便通知大使馆: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在越南国防部会见张德维大使,双方均不带翻译;同时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
阮文灵会见张大使时,首先确认他曾托人向张大使传话之事,内容也准确。阮文灵说,他始终认为,越南应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1976年越共四大时,他因为不同意恶化越中关系而被指责为“右倾”;1982年越共五大时,他又由于某些经济政策和不同意当局的反华政策而被黎笋排挤出政治局。当时,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中国采取敌对的态度。如果胡志明健在,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阮文灵说,在外交方面,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1991年越共七大召开前,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
关于柬埔寨问题,阮文灵表示,此事牵涉面太广,涉及越共党内、军队、外交、柬埔寨各方、苏联及东南亚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必须由他本人亲往北京,同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直接商谈,拿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张德维感谢阮文灵的接见,表示会立即将他的意见报告国内。
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曙光已经初现,张德维的内心十分激动。但是,23日向国内汇报后,国内却迟迟没有回复,张德维的心又悬了起来。
这是需要政治局讨论、甚至需要最高领导亲自拍板决策的大事,稍有分歧或其他考量,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终于,8月28日,大使馆接到国内发来的指示:请张德维大使转告阮文灵总书记,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1990年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顾问同时前往。目前,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越双方应共同努力,促成问题尽快解决,并早日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省成都市。
使馆上下沸腾了,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打开了!
此时,持续了十年的枪炮声已在中越边境零星稀落,双方军队已有年余未曾交火。
1990年9月3日上午,阮文灵的专机飞离河内,13时抵达成都,随即入住早已全部腾空且戒备森严的金牛宾馆,此前稍早,中国领导人的专机也降落在了成都双流机场。为保密起见,所有人员分乘数辆中型面包车,分不同路线前往金牛宾馆。一切都在静悄悄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成都市面,风平浪静,井然如常。
当天下午,双方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晚上,中方举办了欢迎宴会。第二天上午,双方继续会谈。至午间会谈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
9月4日下午,越方专机飞离成都,返回越南;第二天一早,中国领导人的专机从双流机场腾空而起,飞返北京。
阮文灵、杜梅、范文同等人对中国的这次“内部访问”,全程高度保密,外界无人知晓。
据说,中越双方此次成都密谈,全程都在邓、陈、李、薄等中共元老的密切关注和指导下进行,重要决策亦由其亲自拍板,故而进展顺利,成果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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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一年后,中越两国领导人在成都密谈的成果,瓜熟蒂落。
新华社消息:1991年11月5日至10日,应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的邀请,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越南高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江泽民、李鹏等领导同志分别同杜梅、武文杰举行了会谈。11月10日,双方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公报称:中越两国领导人的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两国之间存在的边界等领土问题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方还将在适当时候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旅居对方国家侨民问题。双方还签署了贸易协定和处理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
此时,绵延数百公里的中越边境上,血肉搏杀了十年的两国军队,早已人马安歇,枪炮入库。边民穿梭往来,一派祥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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