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返京途中毛泽东找李雪峰谈了些什么？ - 微言网

1968年2月，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成立，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到了石家庄。河北省省会搬迁，由于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970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京路过石家庄，找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等人谈过一次话。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对次年中央关于河北省省会留石还是返保的又一次决策发挥了关键作用。1971年1月，省革委会领导向中央请示，提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为好。但周恩来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至此，石家庄的省会地位才算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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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6 21:41 上传

1970年9月，李雪峰（前排左二）与刘子厚（前排左三）等一起合影

毛泽东接见李雪峰等人的地点，是在路过石家庄时的专列。这是毛泽东离京视察时经常使用的接见地方领导人的地点之一。不过，毛、李这次谈话的一些细节很有意思，明了这些细节有助于加深对这次谈话的理解。

根据时任毛泽东警卫人员孟进鸿讲述，途经石家庄时，专列停在支线上，毛泽东要找当时河北省的主要领导李雪峰谈话。不巧，李雪峰不在石家庄，下乡去了，毛泽东就在专列上等李雪峰回来。由此可见，毛泽东就是等也要见到李雪峰，见不到就不离开，说明他此时的迫切心情和对这次谈话的高度重视。

李雪峰本人的回忆提供了更丰富的场景描述。他说，9月19日，毛泽东到了石家庄，他本人去专列上见主席，和他一块儿见毛泽东的还有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27军军长闫川义（还有“闫川野”“阎川野”这两种写法，经查27军军史资料，“阎川野”是正确写法）、政委马杰等5人。当时，主席和汪东兴在专列的办公室，开会时，有人要给毛泽东开电扇，主席说：不要机械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吧（意思是自己拿着扇子扇吧）。从李雪峰的这段回忆看，毛泽东此时幽默风趣，心情愉快，谈话的气氛似乎不那么沉重。

1970年9月19日，毛泽东在路过石家庄的专列上接见了李雪峰等人，也谈了话，但关于谈话中涉及河北省省会的那一部分，由于各种文献资料描述的侧重点、角度等不同，又大都没有提供原始出处，而且我们也难以见到谈话的原始记录，因此，只能通过综合各家的记述去还原谈话内容的大体面貌。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的记载是：毛泽东“询问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来由和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情况，接着问了河北的形势，说河北的形势很好嘛！”这里的“问了河北的形势”，应该就包括省会设在哪儿合适的问题，而“说河北的形势很好”，也应该包括对李雪峰有关回答的肯定。

崔金亮、高巍《建国后河北省省会的变迁》一文的记述是：毛泽东接见李雪峰等人时，“问及河北省会设在石家庄好，还是设在保定或天津好？李出于战备考虑，说石家庄离太行山近，太行山很深，还是在石家庄好”。张建华《河北省省会搬迁石家庄前后》、王德彰《我所知道的河北省会三次搬迁》等文章的记述与崔金亮、高巍的文章基本一致，应该来自相同的出处。

《1952—1968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一书的记述是：“在与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说（问省会）：‘你们在这里好？在保定好？还是在天津好？’李雪峰回答说：‘看来在这里好。’毛泽东又说：‘这里离太行山近，山很深。’看来毛泽东对河北省会设在石家庄还是很看好的。”由于该书是河北省国家档案馆编的，书中的记述应该有更权威的出处。

关于李雪峰本人对谈话内容的回忆，可从至少两处看到相关材料。一是直接材料，即李雪峰口述、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采写的《在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一文。该文谈到毛泽东接见时说：“我没有讲话，心里比较紧张。”再一个是间接材料，即《1952—1968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一书。该书引述李雪峰的回忆说：毛泽东问了省会在这里好？在保定好？还是在天津好？我对主席的指示，没有传达。不过，此处没有提供引述的来源。

从前面的引证可以看出，毛泽东主要是为了解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来由而找李雪峰等人谈话的。可以说，在毛泽东接见的6个人中，李雪峰是主角，其他人是陪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雪峰是华北组的召集人，毛泽东了解情况当然主要找李雪峰。众所周知，在1970年八九月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毛泽东不主张设国家主席，而林彪一伙主张设，并意欲由林彪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多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也正是为了挫败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但李雪峰当时并不知晓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在华北组开会讨论林彪讲话时，由于受陈伯达、汪东兴关于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的影响，大家纷纷表示支持设国家主席，印发了反映讨论情况的第六号简报。毛泽东当然对此强烈不满，并严肃批评李雪峰说：“你们那个组抢先出简报，你当组长就不管事？！”9月19日，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李雪峰等人时，还说：“六号简报好凶呀，千刀万剐。流氓语言！造反派语言！”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可想而知，李雪峰见毛泽东时，“心里比较紧张”是必然的。这还只是他事后回忆时说的话，其当时真实的心理状态用“战战栗栗、汗不敢出”形容大概也不为过。此后，随着揭批陈伯达、批判林彪等一系列运动的持续展开，第六号简报事件不断发酵，最后竟导致把李雪峰与林彪、陈伯达一伙牵扯到一起，使其百口莫辩，所受折磨因此步步升级，从反复检讨、开除党籍一直到“坐牢”8年，为一份不足千字的简报而付出沉重代价。

从毛泽东接见李雪峰时的政治环境、李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上述文献的分析来看，1970年9月19日的毛、李谈话，应该主要是一种毛问李答式的情景。首先，李雪峰不是长篇汇报，这正是他在回忆时说“我没有讲话”的原因所在。其次，他回答毛泽东的提问，只会是言简意赅、点到为止，应该不会多说一句话、多表一个态。因此，毛、李谈话的脉络应该是：毛泽东找李雪峰询问第六号简报的来由，顺便问到河北的形势，包括哪座城市做省会合适的问题，李对这些问题只作了简单回答。“这里离太行山近，山很深”这一对石家庄地理优势的认识，应该是毛泽东针对李雪峰的回答所作的阐释或结论，而不是李雪峰当时的解释，或者退一步说，即便李作了类似解释，大约也只是揣摩毛泽东的心思而予以附和而已。

1970年9月19日的毛、李谈话，在中央关于河北省省会问题的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处于一个关键节点上。

此前的1968年，因原省会保定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形如水火、势不两立，“两军”即38军和省军区又各支持一派，导致两派之间打得不可开交、难解难分。真是剪不乱、理还乱。省革委会难以在保定成立，于是在陈伯达的策划之下，经请示中央，在石家庄成立省革委会，省会搬到石家庄。1971年1月，在以批陈整风为主题的华北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参加会议的刘子厚等省革委会部分领导，为了与陈伯达划清界限，又提出将省会迁回保定的请示，对此周恩来亲笔批示“省会不要再迁”。

从前述毛泽东对省会设在石家庄的肯定看，周恩来的批示是符合毛泽东意图的，否则周恩来不大可能如此批示，即便这样批了，也未必就能成为定案，毕竟毛泽东才是当时的国家最高决策者。这样看待周恩来的批示，应该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从1970年的国际环境看，不管当时陈伯达策划省会迁石是出于什么政治动机，毛泽东看好石家庄主要是从军事战略角度考虑的。

在今天看来，将河北省省会设在石家庄，从其他方面看也有其内在合理性，诸如与京津两大直辖市的距离适当、处于交通枢纽上、冀中南需要一个大城市来带动等等。当然，这已是今人的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