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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3 21:34 上传
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各地都在为党的百岁生日积极准备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党史、用党史，多次到访“红色圣地”，并在不同场合中谈感悟、讲故事。
红船杂志在党的百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特别推出“纪念建党百年·听党史”栏目。为大家推荐制作和党的历史相关的党史故事、文学作品等等，让大家在艺术的氛围里，回顾党的百年沧桑，感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如何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的一段历史。
一心想把共产党置于死地的蒋介石，为什么突然产生了与共产党谈判的想法？这事还要从1936年4月25日开始谈起。
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共做到了仁至义尽
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之后，中共中央马上就停止“反蒋”的宣传，并在《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如今这份文献被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
此前，早在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便已经致电张闻天，电报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个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实际上，中共中央的目的是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联合抗日，“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为了进一步表现出诚意，中共中央停止了红军的东征，不再称蒋介石为“汉奸”“卖国贼头子”，而转称“蒋氏”“蒋介石氏”，也不再提“反蒋”“讨蒋”，而是促进蒋介石氏的“最后觉悟”。至此，中共中央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
蒋介石谈判条件苛刻，目的只为收编红军
1936年1月，蒋介石一方面派邓文仪同王明接触，提出了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其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军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等条件。另一方面，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见。会见中，蒋介石向苏联提出共产国际直接干涉中共指挥，以便实现国共和谈的要求。对此，鲍格莫洛夫自始至终没有同意。既然苏方不同意，便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所以蒋介石立刻停止了邓文仪与王明的接触，二人因此都感到十分的尴尬。
这次会见结束后，蒋介石已经对借助共产国际牵制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彻底失望。他觉得与其大费周折通过共产国际，还不如利用红军当前的困境，直接在国内找中共中央谈判。于是，他委派陈立夫、宋子文秘密与中共接触。
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
1936年1月，宋庆龄秘密约见了董健吾，让他携一封重要信件到陕北，一定要面呈毛泽东、周恩来。原来，董健吾是宋子文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的同窗学友，是中共在上海圣彼得教堂以牧师身份潜伏的地下党员。为便于通行，宋子文给董健吾弄了个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头衔，并于1936年2月下旬，化名周继吾到达陕北谈判。
对于这次谈判，毛泽东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毛泽东还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项条件。
而蒋介石提出了多项条件，但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收编红军，其他免谈。他不同意政府改组和组织“联军”，对谈判完全没有表现出半点诚意。
张学良通过董、张知道了蒋介石秘密“通共”
此时，陈立夫找到了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由于蒋介石给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致使谈判几次受挫。几经周折之后，曾养甫请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左恭出面，为其物色一名赴陕北的信使。左恭向他推荐了时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秘书张子华。
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秘书张子华
临行前，曾养甫再三嘱咐，此行乃绝密行动，务必谨慎。张子华滞留西安时恰巧遇到同样前来谈判的董健吾，他们都是来请求张学良提供援助的。
事实上，张子华、董健吾原本就认识，此时不期而遇，互相之间都感到很惊诧，但由于彼此之间不知道对方的目的，两人也只好装作互不相识，后来，在张学良的“介绍”之下相识。
1936年2月底，张子华和董健吾乘张学良提供的飞机前往陕北并同时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然，二人再见面已经“熟悉”了很多，但此时，双方依然不知对方此行的目的。
张学良也因此从中知道了蒋介石与共产党秘密谈判的事实，所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时，问及张学良有无与中共要员会面时，张学良坦然承认，并反问蒋介石：“年初委员长不是派人去陕北苏区吗?”蒋竟强词夺理地说：“只许我通共，不许你通共。”张学良听了以后，碍于大哥的面子没有言语反驳，来了个君子动手不动口，回去以后不久便发动了“兵谏”。
张子华单独向在瓦窑堡留守的博古做了汇报，又赶赴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汇报。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前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联络、谈判问题。张子华、董健吾数次往返于国共两党之间传递着信息。经过半年左右的沟通，中共中央确信国民党对谈判颇有诚意，遂决定派由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前往上海。
为促成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且随着时局的变化，不断调整着对蒋氏政权的策略，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当然，如果没有张学良的“兵谏”，恐怕也难以实现二次国共合作。【资料来源：央广新闻、中国共产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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