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惨烈的十四年抗战历史上，一场看似没有，却与战场一样残酷的战争，正是“查内奸”。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也正如1939年10月，党中央反奸细斗争决议里的原话：“（日寇）隐蔽的派侦探奸细混入我们的内部，来瓦解我们的军队与政权，破坏党的组织。”
而如果看看真实的抗战史，就知这样的判断，绝非危言耸听。利用“内奸”搞渗透瓦解，也是日本多年来的惯用伎俩。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就动用各种关系，在中国内地设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汉口乐善堂”等机构，打着“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等名义，动用大量资金收买内奸，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靠着“内奸”的帮助，日本间谍不但轻松窃取了北洋水师的机密，还在清军军官的保护下，大摇大摆返回日本。而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第九条里，更有无比耻辱的内容：中方不许惩治内奸。
而到了惨烈的抗战时代，日本的“内奸渗透”招数，更到了猖狂地步。比如七八岁就著书立作，享有“神童”美誉且在民国文化界拥有无数粉丝的“精英名流”黄濬，就被日军拉下水做了内奸，出卖了关乎战局的江阴要塞情报，给淞沪会战带来了无法挽救的沉痛损失。而在抗战最艰苦年代里，号称“可歌可泣”“英雄辈出”的“国军敌后抗战战场”上，更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态……
而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日作战里，“内奸”的活动也曾十分猖獗：比如1940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地联合大会里，就有两三名“内奸”混入了代表行列，有一名落网“内奸”竟是日本的特务机关股长，仅他一人供出的破坏活动就有上万起之多。日本在山东还设有“宣抚班”等机构，专门培养内奸。仅在1939年日寇的“鲁南大扫荡”里，宣抚班就派遣了二百多内奸进入根据地，配合日军进行各种破坏，有的内奸深入打入了根据地领导层。
不止在山东根据地，在其他根据地里，“内奸”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在陕甘宁边区，一些内奸收买土匪，组成“暗杀队”，仅在1939年就杀害了70多名共产党人。还有的内奸纠集团伙，疯狂打劫政府和学校，甚至还有人帮助日军绘制地图搜索情报。在山西、河北等地，有些被日军收买的内奸，竟然还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们除了混入根据地刺探情报外，还趁机往水井里投毒，仅在左权县安窑村，一次就有18名村民中毒……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军搜罗“内奸”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他们或是诱骗利用抗日军人家属，或是利用叛徒穿针引线，在根据地内部物色人选，进行威逼利诱。还有的内奸，或是利用“苦肉计”混入人民军队，或是先混入地方武装或进步团体，再伺机进入根据地内部。有时日军还专门训练女特务，然后让女特务伺机接近根据地的干部，用各种办法诱骗干部叛变……
特别是在抗战最困难的相持阶段里，一边是抗战局势的恶化，一边是日军不遗余力扶持汉奸力量，加紧对根据地的渗透。各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防内奸”对于人民军队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各根据地的军民迎难而上了。
首先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完备的“防内奸”机构：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当时就形成了“边区锄奸委员会”“乡锄奸委员会”“锄奸小组”等机构，除了要对群众进行锄奸教育，排查一切内奸线索外，还要对来路不明的人士进行认真调查。特别是基层的锄奸小组，到1939年时，就发展到了十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也建立了“保卫局”“社会部”“公安局”等机构，形成了严密机构。
对于不同性质的汉奸，当时的人民军队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罪大恶极的内奸“绝对不能放任”，特别是那些手上有血债的败类，更要坚决镇压。而对于胁从分子则是“争取胁从，感化无知”。比如苏中抗日根据地就颁布了《自首条例》，督促那些罪行较轻的内奸主动自首立功赎罪，同时又颁布了《紧急治罪法》，对那些破坏根据地的内奸进行快速打击。
但是，想要完全清除内奸，仅仅靠正确的政策与完备的体制是不够的。所以在当时，“防内奸”最根本一条，是发动群众。比如当时的山东抗日根据地，除了编订各种小册子，分发给群众解释锄奸防内奸的意义，还组织群众组成了“自卫团”“救国会”等民间组织。陕甘宁边区的自卫军，平时参加劳动，战时参加作战，日常负责警戒工作。
事实也生动证明，当群众被发动起来后，那些日寇精心策划，看上去“谋略精妙”的“内奸破坏行动”，也就变得无处藏身。仅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在抗战最艰苦的两年里，陕甘宁边区就破获内奸案件百余起，其他各根据地也随着多次成功锄奸，根据地日益稳定。各个根据地到1943年时，已基本恢复到日寇大扫荡前的规模，并开始了对日寇的反攻。植根于群众的“防内奸”工作，也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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