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拉开帷幕，日军大举出兵华北，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华北的大片国土沦丧。那么，日军在占领华北最大城市北平后都干了些什么？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拉开帷幕，日军大举出兵华北，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华北的大片国土沦丧。那么，日军在占领华北最大城市北平后都干了些什么？
日本这个国家，很多东西和我们传统认知中的“国家”不太一样，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做法，也达到了是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战中的纳粹德国，它的侵略行径当然很反面，不过这种国家行为还是跟我们对侵略的认知基本一致的。岸日本就不同了，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军队屡屡起到关键作用，于是日本社会对于军队的控制，就逐渐力不从心，尤其是社会总体目标一致，军队就更加激进一些，随着军队屡屡得手，逐渐获取厚利的情况下，最终是军队控制了国家，而不是国家控制了军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出现了关东军这么个政军复合体的怪物之后，日本的国家总体战略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从那时开始，二战时期的日本一直被视为没什么战略素质的国家。
以日军侵华为例，先是军队部署与日本政府自明智维新起制定的对华策略有了冲突，石原莞尔利用实力还很弱小的关东军，在朝鲜派遣军的支持下，完成了九一八事变，一举吞并东三省，然后关东军就迅速膨胀成军政两界都实力雄厚的怪物，非但日本政府已经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制，就连军队内部，远在国内的大本营，名义上还是关东军的上级机关，但和关东军的交涉，也都是商量的口吻为主。日本政府要对关东军有什么要求，需要先跟军部大本营做工作，这个工作做通后，再由大本营去跟关东军商量，所以实际上，关东军听话是给大本营面子，实际还是自行其事，名义上管它的军部和政府也只好当看不见。
说那么多废话，不是想洗白日本政府的侵华战略，而是需要说明日本政府层级的侵华步骤被军队打乱了，而且日本军队内部，也开始区分出激进派、更激进派，因此在侵华策略上，日本是完全乱了章法，各系统争功抢利，唯恐自己抢到的好处少了。像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实质就是日本海军眼红关东军在东北获得的利益，由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发起的军事行动。
日军在华北的驻屯军，正是关东军坐大后，由后石原时代的关东军少壮派，联合朝鲜派遣军，驻天津日军的少壮派，进行华北攻略的日军，跟后来从上海过来的华中派遣军其实不是同一个系统，起先都是各自行事，用战局来绑架国内产生的结果。
从历史记录看，华北日军一直是关东军在主导，日本国内陆军本部对华北驻屯军也有支持，在侵华方略上，多少还继承原来日本侵华计划的大纲，只是在石原莞尔的修改加快步骤上，由后石原莞尔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那拨人，更进一步的的加快进程，所以相对华中派遣军，由学了些现代知识，依旧长着个封建脑袋的朝香宫亲王主导后，直至弄出南京大屠杀这种政治上彻底断绝侵华战略后路的败笔不同。华北日军在占领北平后，表面工作还是作的像支现代军队的，烧杀掳掠不是没有，但肯定不是华中派遣军那样有组织有步骤，自上而下有预谋进行的。从寺内寿一，到岗村宁次，在北平期间，重点都是放在日本统治中国的长远利益上，政治上他们忙着组织汉奸伪政府，文化上忙着粉饰太平，宣扬大东亚共荣那一套，并且根据原朝鲜、台湾、伪满的经验，精心准备奴化的文教系统。所以从表面上看，对北平的硬件破坏，并不显著，这并不是华北日军更文明或更人道，而是它们更有计划性和目的性，已经把华北地区作为未来日本发展的重点地区。而华中派遣军，是原被排除在侵华战场之外的军队势力，单另开辟的一个战场，加上朝香宫这种原封建贵族势力的掺和，最初的行事完全没有什么计划性，随心所欲，打到哪算哪。
至于华北日军进行鸦片生意这种事，恐怕也是一些军官的私下行为，这种生意的利润，对个人来说是非常丰厚的，可是指望现代国家靠这种钱来支持战争，那就说笑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遭到国民党守军第 29 军官兵以及北平军民的全力抵抗。日军在连续增兵后，向驻守在南苑的29军主力发起总攻，中国守军损失惨重，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牺牲，壮烈殉国。7月29日，北平沦陷。
日本侵占华北后，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在政治上采用“以华治华”的方针。日军每占领一地，就开始着手扶植汉奸及亲日分子，建立伪政权。7 月 30 日，以江朝宗为会长的“北平维持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以市府秘书长周履安、自治监理处处长吕均、前湖南省长周肇祥、商会邹泉荪和冷家骥、保商银行经理王毓霖、朝鲜银行秘书梁正平、东亚同盟会社文龙等人为常务委员，并聘请小泽开策等一干日人为顾问，日本顾问实际操控着维持会的运作。8月5日，张自忠在日人和汉奸的挤压下，被迫辞去相关职务，9月初经天津南下，一时北平呈现无政府状态，维持会成为“维护安定”的行政机构。
8月8日，日军进入北平城。8月20日，北平市维持会会长江朝宗任伪北平市政府市长。9月22日，日伪成立“平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联合会”。10月12日，日伪改北平为北京。
1938年12月13日，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日本决定迅即成立华北新政府来取代南京国民政府，实现新旧交替。12月14日，日伪在中南海居仁堂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王克敏、汤尔和、董康、王揖唐、朱深、江朝宗、高凌霨、齐燮元为委员，仿照欧美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方案制定，实行总统制，分别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以北平为“首都”，仍沿用中华民国年号。
1938年1月1日，“临时政府”正式开始办公，伪北京市政府改称“北京特别市政府”，5月13日，北京特别市政府又改称北京特别市公署。
1940年，汪精卫主持的汪伪政府成立，要求统一各地的临时政府，因此，华北地区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事实上，由于扶持各地伪政权的日本侵略军利益不易协调，汪伪政权触角难以延伸至华中以外地区，伪临时政府名义上最然被废除，但是，为适应强化防共的要求，其机构只是作了新瓶装旧酒的变换。人员方面“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与伪华北临时政府组成几无差别。
中国幅员辽阔，日本兵力少且存在语言障碍，只能采用以华制华的政策，扶植政府对北平人民进行统治。在日本侵占华北后，也一直实行这样的政策。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每占领一地，即着手、扶植汉奸及亲日分子，建立伪政权。”
7 月 30 日，以江朝宗为会长的“北平维持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不用说这是一个傀儡政权。真正说了算的，是以小泽开策等日本人为首的顾问团。
除了建立傀儡政权，日军还疯狂组织向中国移民。为了巩固其统治，向中国移民，一直是日本侵略者的既定方针。早在1906年，日本就开始策划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来华日本人以通商口岸或者东北为跳板，逐步向华北渗透，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的日本间谍、日本浪人进入北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开始大规模向东北移民，进行殖民统治。同时，日本将侵略目标投向了华北地区，开发华北。第一，原料供给便利，第二，煤炭供给丰富，第三，是日本向华北移民可以顺利进行、
日本移民局在宣传单上赫然写着：“开发！开发！华北是我们的生命线！华北是帝国生存的基础，我们要开发华北啊！”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推行“华北政策”，分裂华北的活动甚嚣尘上，华北日侨逐渐增长。日本政府实行“奖励移民”政策，宣称“要向河北各省地移日籍10万户至30万户”，之后又将该计划增至“5年移民华北200万户”。
北平作为华北的中心城市，吸引了大量日本人到来。据当时报纸报道，“平津道上，据说颇有‘九一八’前南满铁道的‘风味’，天津到北平的火车上‘友邦’人士占了大半”，且“不独火车上如此，你去颐和园、北海、中山公园，那一处的泥地上，不是满印着木屐的痕迹”。
1935年11月25日在日军的唆使下殷汝耕在通县（现通州区，抗日战争时期隶属河北省）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大量日本浪人、商人进入冀东地区，走私、贩毒、刺探情报。1935年4月通县的日本侨民人数为0，1936年8月则达82人，至1937年已达290人。与此同时，北平的日本侨民也快速增加。北平1935年4月底，日本侨民为1661人，1936年底则为4478人，一年多时间里，人数增加2.7倍。1937年12月，北平日本侨民1584户、4647人。1938年12月底，日本侨民达10371户，26072人。1939年12月底，达16672户，45416人。为解决激增人口的居住问题，日伪还划定了西郊“新市区”专供日本侨民居住。1943年1月，北平日本侨民数量达到峰值109449人，是1937年的23倍。北平日本侨民数量不断增加，在华北城市中居第三位，仅次于沿海城市青岛、天津。
日本侨民有不少守法的，但是更多的却是为非作歹的。很多日本人在北平以各种身份为掩护，刺探情报、走私物品、贩卖毒品。日本统治北平，给人民带来的最大危害就是毒品。仅1939年一年，北平市就消费鸦片烟4731313两，全市经常吸食鸦片者约9.7万人，间或吸鸦片者11万人，合计20.7万人，约占当时北平156万人口的13%，许多人因此而倾家荡产，或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
至1939年，北平已成为海洛因、吗啡等各种毒品的生产中心之一，1938年，北平有烟土批发店107家、零售店231家。到1942年为止，增加到1800家。烟毒泛滥，严重侵害了北平人民身心，麻痹了他们的意志。
1939年原北平东方饭店韩国经理车阴轩直言不讳地说：“大日本帝国的意图是要求我们通力合作，要让所有的北平人都抽上白面儿，使他们的体力慢慢衰退，意志消沉，成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废物，真正变成坐以待毙的亡国奴。”
日本学者江口圭一也一针见血地说：“近代以来日本以销售毒品为侵略的手段，使中国人的价值系统为之混乱，良心为之麻痹而变成无耻，以供日人之驱策。”
此外，日军还进行了文化侵略和破坏。日军侵占北平后,就不断展开文化侵略和渗透工作。其中包括，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派遣等方式培养和塑造亲日顺民；通过建立宣传组织机构,控制通讯社,报纸杂志出版社；广播电台等媒体粉饰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通过派遣日本文字工作者；利用沦陷区文人创作美化殖民统治的文学作品，纵容色情文学的泛滥来消磨沦陷区民众的反抗意识。
通过电影、音乐、美术、戏剧等各种文艺宣传手段为侵华战争服务。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对于宣传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书籍疯狂查禁，书店里的此类书籍不能摆放，违者罚款。
不仅在北平，日军还曾先后两次到故宫太庙图书馆检查。第一次是1938年6月，运走新书、杂志并撕毁10985册，还下令将报纸搬到指定空屋封存，将图书馆负责人带走，拘留两天后才释放。第二次是1939年3月，拿走杂志37册。根据故宫方面的报告，这些新书、杂志，主要是因为宣传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
经济上，在日伪的统治下，北平的工商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可谓百业萧条。市场上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民怨沸腾。即使是跟日本人合作的“公务员”，生活得也不轻松。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在1944年上半年，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一个科员的收入，难以维持一家温饱。 1939年，科员的工资跟1936年比涨了近一倍，但同时粮食涨了30多倍，布匹涨了100多倍。
对于北平人来说，当亡国奴的日子是非常不堪的。
骠骑兵（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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