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21时，位于沈阳城北约七八华里的北大营准时吹响了熄灯号。在路灯照射下，陆军独立第7旅司令部门前显得格外空旷，照壁墙外还未搭完的戏台，看上去有些形单影只。再过8天就是中秋节，等请来的戏班子登台亮相，北大营又是一番热闹景象。22时20分左右，“突闻轰然一声巨响，震动全城，不到五分钟，日本关东军设在南满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即向我北大营开始射击”。独立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立即给旅长王以哲家里打电话，结果不得要领，只好一面下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面再向副司令长官公署请示办法。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简直不可理喻：“不准抵抗，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然而，侵略者毫无道理可言，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当时不在沈阳）的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十八日晚十时半许，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北大营南距城区约10华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 米，西南距离柳条湖700米，事变发生时营内尚有东北军7000余人
内忧外患之秋
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后，参照中俄合办中东铁路的约定，南满铁路每公里配备15名士兵护路，最初日军在附属地及铁路沿线驻扎两个师团，此后调整为一个缩编师团、6个独立守备大队，合计14000余人。随着日本关东都督府改称关东厅，原本设在府内的陆军部升格为关东军司令部，“军事优先”主义逐渐成为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基本方针。
张学良子承父业，撤销奉军原有的方面军、军、师等混乱编制，东北所有军队整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以独立旅为单位，总数不下30余万人。此外，东北海军拥有大小舰艇20余艘，约3万余吨；东北航空大队装备各式飞机300余架，实力超过国内任何一方。如果将东北与南京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看成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那就未免过于幼稚了。东北政务委员会作为东北的最高行政机关，编制十分庞大，正如张学良对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所说，“虽已实现南北妥协，但实质上东三省政府的态度依然毫无改变，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仅是名义上的，实际内容与以往并无不同。”
北伐完成，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主张与列强有序签订关税平等新约。张学良富有民族正义感，多次拒绝强邻贪得无厌的索取，加紧修筑铁路，加快港口建设，一时气象万千。如何应对日本挑衅，张学良曾经致电蒋介石：“对于日方如此态度，人皆同愤，惟对付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办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将成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拆其野心，始有办法。”
日军“少壮派”可不吃你这一套，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老早起草过一份侵略计划，提出“巧妙解除中国军队武装”，再由关东军出面实施最简明的军政，维持中国东北治安的方案。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辅助官花谷正等人无一不是野心勃勃之徒，恨不得一口鲸吞东北。
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最后时刻站队南京国民政府，调派8万精锐入关瓦解反蒋联军，升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平津地区及黄河以北全部归其节制。来年春暖花开之际，踌躇满志的“少帅”离沈赴平，关外之事交由吉林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参谋长荣臻及东北政委会代主席、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处理。兴许过于忙碌，到平不久的张学良伤寒病发作，5月底住进协和医院配合治疗。期间，吉林发生万宝山租地事件，日本军警挑拨朝鲜排华，刻意升高事态扩大流血冲突。张学良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多事之秋，反复无常的军阀石友三乘机兴兵作乱，突然袭占河北重镇石家庄，东北军再调六七万精锐入关震慑。
荣臻，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后投敌
“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蒋介石同样误判形势，继续以“围剿”红军换取日本政府认同，并且大量采购武器示好日本军方。众所周知，武器买卖不同于其他贸易往来，它是一种军事合作关系，仅限定于非敌对国家之间进行。以1930年为例，南京从日本购置的武器总金额为5844543海关银两，占海外军购总金额比率的38%。在蒋介石看来，你能卖我武器，就是不想和我开战，只要两国高层保持友好联系，哪怕关东军铤而走险，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怎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年6月下旬，日本参谋本部一个名叫中村震太郎的军官，打着农业考察的幌子，带人潜入大兴安岭搜集情报，被兴安屯垦军秘密处决。纸包不住火，日方咄咄逼人，蒋介石痛惜“吾国已不成国”，惟照旧强调“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
适逢张作相父亲病逝，返回原籍锦州治丧。9月6日，张学良电告臧式毅、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必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望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14日，张作相再派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请示具体办法，张学良说：“我因病头脑不清，精神也不好，东北大事仍由张辅帅、臧主席和荣参谋长三人酌情处理。”李济川马不停蹄赶回沈阳，但见荣公馆门庭若市，毫无紧张气氛，“满屋大员，抽鸦片、打麻将，更有张筱轩的京韵大鼓，热闹非常”。东北局势剑拔弩张，荣臻竟然还有心思为父亲张罗寿宴，前来交涉的林久治郎一脸焦虑：“荣参谋长，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现已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
一夜巨变，伤痛白山黑水
1931年4月，日军第2师团从仙台调到辽阳，替换第16师团回国休整。板垣出面召开联队长、大队长参加的动员会，鼓吹“满蒙问题的最后解决，必须予以军事占领，因此要有突然攻占的准备”。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少壮派”定在9月底“举事”，具体步骤如下：花谷正负责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在靠近沈阳柳条湖附近炸毁一段铁路，诬蔑东北军所为；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以演习为名，一部至铁路边，主力至北大营外围展开，一俟爆炸成功，立马前往北大营“缉凶”；板垣坐镇沈阳，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命令第2师团进攻沈阳城区，再以护侨为名谋取吉林，同时请求日本朝鲜军支援。“少壮派”还从东京兵工厂偷运两门240毫米榴弹炮，放列于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兵营内，并对沈阳附近的重要目标进行了实地测量和标定。
九一八事件中，日本侵略军炸毁铁路地点。该图为修缮后补拍，图中标记点为日军炸毁处
辽宁从此极不安宁，臧式毅得到奏报，日军近来演习频繁，仅沈阳一地，7月份就有9次。8月20日，奉军原军事顾问、熟悉东北内情的本庄繁接任关东军第9任司令官，他对“少壮派”的秘密计划或许不完全知情，但丝毫没有消除战云的意愿，“第一线部队要经常注意情况的变化，要有当事件突发时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特别是独立执行任务的小部队，要断然遂行自己的任务”。林久治郎觉得不对劲，“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提取弹药器材，有于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东京听到风声，不紧不慢指派建川美次前往东北实地了解情况，哪里晓得建川本身就是板垣一伙。“消息已经走漏，必须立即坚决行动。”接到内线消息，板垣、石原恰巧陪同本庄走访基层部队，板垣借口迎接建川暂留沈阳，石原跟随司令官返回辽阳。
9月18日晚上，王以哲和几位团长均归宿在家，唯有赵镇藩留守营中。借着夜色笼罩，独立守备第2大队一小队日军引爆炸药，一声霹雳似巨响，一段一米多长的钢轨和两根枕木腾空飞溅。所谓“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第3中队照着“剧本”率先攻向北大营，两门240毫米榴弹炮瞄准发射，炮声和火光划破沈阳夜空。此刻，张学良正在北平华乐戏院请英国公使蓝浦生观看京剧演出，“约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别蓝公使归返协和医院。”荣臻传达“不抵抗”指示，赵镇藩觉得碍难处置：“把枪放到库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第621团住在北大营最西边，官兵们仓促得连衣服都没得及穿好，日军即用刺刀猛扎，“我们的士兵赤手空拳，有的夺门而出，有的越窗而逃”。第620团第3营第9连自发完成集结，团附朱芝荣跑出来喊停：“都给我回来，旅长电话重申，叫队伍不要动，等候交涉，日本人如果进来，要什么给什么。”连长姜明文脱口问道：“要命也给吗？”朱芝荣也挺无奈：“这是旅长的命令嘛！”23时许，第620团团长王铁汉急匆匆赶回营中,“等候交涉不等于挨打，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我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虽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
日军起先并不敢大胆挺进，只以猛烈炮火恫吓。板垣只求速战速决，断然电令独立守备队第2、第5大队和第2师团步兵第29联队加入北大营、沈阳战斗。本庄繁闻讯并未深究，只表现出些许犹豫，很快默认了板垣、石原等人的独断专行，认定“日华军队冲突，咎在彼方”。19日凌晨1时40分，荣臻担心独立第7旅失控，示意“必要时可向东面移动移动”。王铁汉记得很清楚：“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赵镇藩行动稍迟，激战至3时许，日军从南面攻入营垣，当即指挥旅直属部队反击，直到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方才部署突围。事后统计，独立第7旅官兵148人死亡，186人负伤，坦克全部丢光，33门迫击炮和平射炮、112挺各式机枪、1302支长短枪支落入敌手。另据日方记载，关东军死伤25人，代价微不足道。
本庄繁，曾为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31年8月任关东军第9任司令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指挥日军向东北全境发动全面进攻
黎明前后，荣臻（后投敌）、王以哲化装逃出城外，臧式毅不愿一走了之，被软禁数月后选择“合作”。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铁骨铮铮，要求公安各分局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市区不能打，我拉出去打，打到底”。部分警察尽忠职守，零星战斗有所持续，日军调来坦克冲击公安总队部大门，眼看大势已去，黄显声只好以分局为单位实施撤离。
沈阳彻底沦陷，损失不计其数，仅以兵工厂为例，日军掠去各类步枪近万支、机枪2500余挺、大小火炮近600门。尤为气愤的是，东北军260多架飞机事先竟不知转移关内，悉数成了关东军的战利品。10月上旬，独立第7旅辗转到达锦州，王以哲见到赵镇藩，行了一个标准鞠躬礼：“当初要是听了我的话（指把枪放入库房）就坏了，我这个旅长是你给我的，谢谢你！”
吉林开城迎敌，熙洽引狼入室
沈阳一夜变色，张学良致电张作相等军政长官：“日方宣传因我军袭击南满路，故日军施行追击，但事实上我方绝无此事，即日军犯我北大营时，我方关念国交，亦未与之抵抗，现正进行交涉中，务仰严饬所属对此事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于事无益，至嘱至要。”吉林省城驻有独立第25旅两个团，以及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9月20日下午，熙洽以张作相名义发出命令，略谓避免冲突，保存实力，中日事件等待外交解决，各部队长应严格约束所部，不得擅自抗击，致使事态扩大，着驻省城各部即时开出城外数十里待命。
熙洽，曾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且有亲日倾向，日军进攻吉林时投日，后任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
卫队团编制大、装备好，加强有骑兵营、炮兵营、迫击炮连、重机枪连等，团长冯占海提出异议：“应当命令驻长春、吉林各部队向日寇反击！”熙洽态度冷淡：“我奉电令避免冲突，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冯占海追问：“此系奉到何人电令？”熙洽故作神秘地：“此电发电人不准传达姓名，此时不便告知，日后你会知道，你不需派兵出去迎击。”冯占海将信将疑：“日军未到，因何将部队撤出省城？”熙洽并不回避：“我准备跟日军交涉，和平解决吉林事件。”冯占海不服气：“日寇侵占我国土，我们可以命令部队抵抗！”熙洽忙说：“年轻人光凭血气，太不量力，不用说东北军队，就是全国军队也难以打垮日本。这样吧，万一谈判不成，我再找你抗日。”
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炸毁的驻长春南岭兵营的中国军队第 3 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发动对长春的进攻，攻打长春南岭兵营，熙洽勒令驻军不许还击，最终长春陷落
连哄带骗，熙洽又电报张作相，说什么“总以免去战祸，导入交涉正轨为要；即令驻省各部向西乡一带暂避，幸均无事”；背地里派人赴长春面见多门师团长，利用日本求学时代的师生关系套近乎。省府委员诚允不失民族气节：“约日军到吉林市交涉，那是引狼入室，非常危险！”秘书长潘鹗年、实业厅长马德恩等人亦不同意。熙洽置之不理，场面尴尬，建设厅长孙其昌、吉海铁路总办李铭书趋炎附势：“日军打不得，和平为上策。”张作相人在锦州，加上平日过于信任熙洽，关键时候竟也拿不出力挽狂澜的办法。
关东军轻取北大营，日本朝鲜军如约出动独立混成第39旅团前往沈阳支援。林久治郎致电外相币原喜重郎，称柳条湖事件“纯属军部的有计划行为”，日本内阁会议坚决不同意扩大事态，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严令朝鲜军停在新义州境内。依照日本宪政体制，海外用兵涉及经费核定，在军事首长向天皇请示前，必须经由内阁会议通过。援兵不至意味着无法扩大战线，事变当天抵达沈阳的建川给出解套办法，消除东京方面的顾虑，放弃直接占领满洲的腹案，军事行动暂时控制在哈尔滨以南。21日午后，朝鲜军先斩后奏，下令独立混成第39旅团越境直趋沈阳。消息传来，第2师团只留一部驻守沈阳，主力当天傍晚即兵不血刃踏入吉林省垣。熙洽开城迎敌，但对全面取代张作相有所顾虑，多门不由分说：“叫你当省长你就当，否则对你不客气，限你几分钟考虑。”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板垣征四郎在长春站下车时的情景。
在宽城子兵营和南岭兵营的中国驻军与日军拼杀时，驻长春市内的东北军第23旅司令部按熙洽的指示，“城内军队不抵抗”，长春陷落
1931年成立的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外景。
1931年9月26日，在关东军的策动下，熙洽在东北抢先宣布“独立”，28日，吉林省正式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不少军政要员跟随熙洽叛国投敌
据日本驻吉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说法，熙洽原先打算谨慎地阐述吉林立场，但对方根本不允许讨价还价。23日15时，第2师团几个参谋甚至拿着手枪蛮横威胁：“你要宣言独立还是要死？”另据美国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的调查报告，熙洽当时坐在安乐椅上度过了一小时，期间不断地扇着扇子。冯占海对此并不认同：“熙洽接受多门指示，宣称出于免去战祸，把原有军政两署撤销，合并成立一个吉林长官公署，胡说这是权宜之计，等将来中日事件和平解决后，仍请张作相回任。”28日，吉林省正式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不少军政要员跟随熙洽叛国投敌。李杜、冯占海、邢占清等爱国将领一腔热血，先后举旗抗日。在张作相的支持下，诚允一度建立吉林省临时政府，与熙洽的汉奸组织相对抗。
时光飞逝，九一八事变过去整整90年，当人们还在争辩到底谁是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时，有些问题其实更值得我们思考。“不抵抗”实乃南京中央与东北地方面对关东军“胡来”的应付准则，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且都深信无论日本政府还是国际社会，事后总能起到刹车片作用。不过面对日军挑衅，东北军的反应多种多样：投降，比如防守营口、安东等地的军警；逃离，比如北大营的多数军人；边战边撤，独立第7旅第620团属于此种典型；积极抵抗后突围乃至不惜牺牲，主要反映在长春宽城子、南岭守军和负责沈阳治安的部分警察。由此可见，前方将领解读、执行不抵抗命令因人而异，说明这道命令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结果却成了无数“拒战”行为的遮羞布。
“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张学良晚年坦言自己判断失误，低估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一连串矛盾纠纷的情感宣泄，“就是你不要跟他们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我没把日本看透，没想到日本会敢那么样来”。张学良没有看透的还有东北军的整体忠诚度。10月初，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东边镇守使于芷山相继率众投敌，至此，事变爆发仅仅过去半个多月，东北军变节人数接近9万人，几乎占到东三省驻军总数的一半。难怪王以哲后来噙着眼泪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我们不理不抵抗命令，全旅团结一心，那么事情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成了千古罪人。”确实，假如东北处处皆是宽城子和南岭，黑土地的抗敌局面势必大为改观。
被日军占领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摄于1931年9月19日。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彻底沦陷，损失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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