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柬埔寨诈骗园区：吞安眠药在医院逃跑，有人手脚摔断 - 微言网

摘要：柬埔寨西南海岸线的西哈努克港（简称西港），汇集着多家大型赌场，地下也蔓延着许多非法网络赌博公司，它们把基地设在当地的“园区”。园区就像自给自足的小型社会，被高墙、电网、打手围住，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每隔一段时间，媒体上都有逃出来的年轻人自述经历。他们被贩卖，遭遇毒打、囚禁，被迫从事诈骗。直到有一天，他们被当地义工队解救出来，送往一个名叫“长城宾馆”的地方。

中午12点，西港泰康医院门口，车流拥挤。18岁的小蝶昏昏沉沉，19岁的小迪扶着她，同时反复确认手机上的照片和车牌号。终于找到那位司机，拉开车门，两人迅速蹿上去。

就在过去的24小时里，小蝶吞下30多粒安眠药，被老板和同事送往医院抢救。醒来后，病房里只剩小迪——他和小蝶是老乡，平素跟主管关系好，被留下来照应。走廊的楼梯上，监视他们的保镖正在打嗑睡。

这是唯一的逃生机会。用公司发放的、做业务的手机，小蝶立即联系上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在柬埔寨，48岁的陈宝荣自称曾解救过300多个中国年轻人。他们和小蝶、小迪一样，都被骗至柬埔寨，被非法圈禁、毒打，从事诈骗行业。

不到30分钟，陈宝荣派来的车到达医院门口。小蝶拔掉身上的导尿管和输液针，和小迪藏进厕所，趁着保镖走开的间隙，溜出医院。

就在那时，小迪收到公司主管的消息，他正在赶回医院的路上，要给小蝶办出院手续。时间紧张，小迪形容这是只有在“电影里才出现的场景”，两人随时有可能被抢走，他的心脏“从来没跳得这么快过。”

沿途雨雾蒙蒙，细密的水珠擦着车窗飞过。体内药物残留的缘故，小蝶陷入昏睡。小迪的警惕还没卸下，司机是柬埔寨人，语言不通，他不识路，只能一直盯着手机导航，眼睛都没敢闭上。他说，“被骗了一次，所以害怕有第二次。”

晚上8点多，经过七八个小时的奔波，在距离金边国际机场大概6公里的地方，车子停了下来。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长城宾馆。

从外表看，长城宾馆只是一栋不起眼的5层建筑，外墙被漆成淡黄色，和接待游客的地方没什么两样。26间客房几乎住满了人，很多来到这里的人都说，“很温馨干净”。只是它的红色灯牌，浸泡在金边漫长的雨季里，看起来有点褪色了。陈旧的模样，像极了宾馆里的疲惫住客。

抵达宾馆的第一晚，小蝶迷迷糊糊地说，“能不能给我一个房间，我想睡觉。”她被安排到5层的客房，直接睡到第二天清晨。小迪住进四层，那一夜他辗转反侧，既有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也有逃离之后的害怕。

小蝶已经很久没拥有过这样安稳的睡眠了。长城宾馆的夜晚静谧，只是有时也会被女生的尖叫和摔打东西的声音惊扰，她后来慢慢习惯了——是一层那个精神失常的女孩，20来岁，被义工解救出来就成了这个样子。

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在长城宾馆的内部。经常在厨房帮忙的刘明栋，是小蝶的贵州老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她后来才知道，那是逃离时留下的伤。去年6月29日凌晨，趁着公司聚会喝酒，刘明栋和同伴从园区2楼跳下，结果屁股着地，下半身失去知觉。

她还认识了25岁的江西人小赖。去金边机场的路上，小赖被一辆黑色阿尔法截停，两个中国男人直接拿刀顶住他的腰，把他绑进园区。小赖曾被关小黑屋，连续三天不吃喝，被电击、鞭打。直到现在，腿上还留有伤痕。

小赖还算幸运。那个时候，长城宾馆的一层，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广西人，因为不愿意配合诈骗，从6楼跳下，手脚都断了，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大小便不能自理。

住在宾馆一层的大多是行动不便、精神失常需要照料的人。最久的住客是那个山东男孩。每天醒来，嘴里就叫嚷着，“老子要回国，谁也管不着。”小蝶不知道他的具体遭遇，唯一确认的是，人在园区被打得精神错乱。现在，情况虽有好转，也总是健忘，吃饭喊他拿碗，一转头给忘了。

每一个住在长城宾馆的人，都有一部沉重的海外流落史，他们身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从网投园区逃离。

在柬埔寨，网投园区实际上是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的窝点聚集地，其中西港的密度最高。2016年，西港成为继金边、波贝、木牌之后第四个开放线下赌博业的城市。当年，柬埔寨政府签发了163张赌场牌照，其中91家在西港。当地还有不计其数的非法博彩公司，专门做网络赌博。博彩产业影响下，西港逐渐变成枪杀、毒品、性剥削的犯罪聚集地。今年2月，一名中国男子被绑架，另一名中国男子则被当街枪杀。当地华文媒体上隔几天就会出现类似的消息。

在西港，白沙一期、二期、旧山顶、中国城都是规模较大的网投园区，里面有几十上百家网投公司，人数可能多达上万。那是名副其实的“罪恶之城”。2019年11月，一个19岁男孩从中国城高楼坠下，他的大腿上，用黑笔写着四个字：冤枉被害。今年2月，一名福建男子也在西港一网投园区坠楼身亡。

身陷其中的人竭力呼救。在深夜，他们偷偷给中柬义工队、当地华人公号发求助信，还有人在柬埔寨总理洪森的脸书上留言。幸运者如小蝶、小迪这些长城宾馆的寄居者，及时得到帮助，逃离魔窟。

在此之前，长城宾馆一直是中国游客、工人的落脚点。2019年，邢台人李杰决定在金边做宾馆生意，取名“长城”，因他来自河北，对长城有感情。但疫情很快来袭，生意萧条。2021年9月，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建议李杰收留这些从园区逃出来的中国人，因为疫情，他们滞留在柬埔寨。李杰答应了，他对外称没有收钱，水电租金，都是自己掏。

长城宾馆里的人更习惯叫他杰哥。杰哥40来岁，光头，戴一副黑框眼境。第一次在宾馆里见到杰哥，小蝶觉得他“有点凶”。后来有一次，她心情不好，杰哥拿着蜘蛛香在她面前假意叩拜，逗她笑。

不到半年，近百个逃离者在长城宾馆流转和栖息过。现在，长城宾馆还住着50多个人，他们来自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最大50多岁，80%是20-30岁的年轻人，不少人是偷渡而来，在柬埔寨没有合法居留权。

刚来的新人，往往很难卸下那股“警惕”。25岁的湖南人小唐到长城宾馆的第一天，“看有什么不对劲就跑”，白天房间窗帘也拉得死死的，担心被枪射死。

2021年3月，小唐被朋友骗到柬埔寨，在园区里被困8个月，“在这里，害中国人的都是中国人。”长城宾馆里有不少人都是被亲友骗来的，有亲外甥，也有上一秒还在一起吃夜宵的朋友。小唐说，这种心理创伤，就像上过战场，“永远无法恢复”。

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的人被送进来，也有旧的人离开。小唐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子。被送来时，他脸色苍白，浑身浮肿，大口喘着气说，“没想到能活着出来”。小唐的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后来他才知道，那就是新闻上报道的、被连续抽血6个月的“血奴”。

那栋楼坐落在西港的园区，一共八层，四楼和六楼是办公区，超市、食堂、理发店在五楼，此外几乎都是宿舍。小蝶住在顶楼，她根本数不清每层有多少间房。宿舍不小，能放六张上下铺，只有一扇窗户，被铁栏杆焊得死死的。一楼是通往外面世界的通道，小蝶只听说那是一个赌场，被关进来三个月，她还没机会下过楼。

大楼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铁网，小蝶几乎生活在无死角的监视中。主管房间就在旁边，房门总敞开着。出宿舍要报备，还会受到威胁，“10分钟后，我看不到你从这门口回来，你就死定了。”

工作区也都是眼线，主管拎着电棍四处走动，不知哪个时刻，棍子就落到自己身上了。公司就是一个不打隔断的大空间，密密麻麻摆着100多台电脑，到处是噼里啪啦的键盘声。电脑前的年轻人，从中午12点到凌晨4、5点，双眼紧盯屏幕，两只手也在拼命打字、做业绩。

这跟她之前想象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小蝶是贵州人，2021年3月，老家一个朋友请她到广西做打字员，每个月6000块。想都没多想，小蝶和好友小花、小花的堂姐就去了——她们都需要一份工作。小蝶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她想帮家里分担压力，小花姐妹从小就没有母亲，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话术都是相似的。客服、销售、游戏推广是最常见的“工作”，月薪在六千至上万。多位受骗者表示，受疫情影响，他们失业很久了。

这趟旅途的起点，就充满着意味不明的冒险。三个女孩从南宁坐车到边境，在深夜翻越一座山，途中，小花掉进沼泽，泥水差点漫过她的头。她们哭嚷着要回家，蛇头并没有给机会，一路恐吓硬拉，直到到达柬埔寨金边，手机卡直接被没收了。

残酷的生活刚刚开始。为了提升打字速度，在第一个园区，她们学了两个月，每天打字十几个小时，内容都是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就是诈骗，主管递过来联系方式，她们的任务就是聊天，再让对方加上一级的微信。小花说“根本不忍心”，她趁主管不注意，把对方拉黑删除，业绩太差，主管抓起电脑前的她，直接呼来一巴掌。

小蝶也经常挨打，她都麻木了，“也就是被扑了几巴掌”。跟后面的经历比起来，她和小花都觉得，“（第一个园区）其实还算好的”。

几个月后，她们被卖往西港。在那里，电棍变成常事。有一回，小蝶打电话让五楼的食堂送饭，主管以为她偷懒，抄起电棍往她身上打。小蝶形容那种疼，就像“小时候被火钳打”，她不敢哭，“就怕越哭他打得越厉害”。

最让她感到煎熬的是体罚。表现不好，就必须在所有人面前做难堪的事，“脸也不要了”。具体是什么惩罚，小蝶说，“很多事情也很难想起来了。”

在新的园区，她们认识了贵州老乡小迪。小迪曾见过，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后，关进一个笼子里，被打得半死，也不给吃喝。可怕的事情见多了，他说，“总感觉下一秒就是我了”，只能越来越顺从。湖南人小唐，见过从小黑屋里抬出来的人，被拔掉指甲，指尖还被插进牙签，浑身血淋淋。

园区里人人自危。刚来的时候，在大楼里的一间奶茶店，两个男孩还劝她们，“记得保护好自己。”没过几天，男孩就被关进小黑屋，当着她们的面，被主管用钢管砸头，理由是“随便和她们说话”。小蝶从此再也没见过这两人。

没人能帮得上。好友小花一点点枯萎，不再像以前那样活泼。小蝶只能一个人躲到楼梯间抹眼泪。园区二楼的药店是让她放松的地方。老板是北方人，开店是因为“这边比较赚钱”。他总是困惑，小蝶年纪那么小，为什么要到西港？“没办法，和朋友一起过来的。”小蝶不敢讲太多。药店老板劝她，“有机票赶紧回国，别再来这个地方了。”

但是，公司老板总威胁她们，“再干不好，就把你们卖去会所。”小蝶听说，会所里很恐怖，那是所有女孩都惧怕的一件事。后来，在长城宾馆，她才得知，那个总是尖叫、摔打东西的女生就是从园区被卖到会所，被迫从事性交易，因为不配合被殴打和强迫吸毒。

被压抑、恐惧、绝望的情绪包围，小蝶失眠了。她找药店老板买安眠药，老板每次只给一板，还再三嘱咐，“每次只吃一粒，千万别搞我。”2021年11月的一天，喝下一杯白酒，小蝶偷偷翻找出两个姐妹的安眠药，一口气吞了三板，她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反正也出不去了”。

她想起了陈宝荣。不久前，一个逃出去的同事主动在微信上联系小蝶，并提供了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的联系方式。按照陈宝荣的指示，小蝶和小花让老家人在国内报了警，陈宝荣还在安排下一步行动，但小蝶等不了了。

如今回忆逃亡经过，小蝶觉得自己顺利又幸运。但她不知道，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况。比如，医院门口的宪兵放行，是陈宝荣找人打点的，从医院到长城宾馆，沿路陈宝荣也请宪兵护送——在西港，甚至整个柬埔寨，抢人的事经常会发生。

在园区里，小花继续麻木地上班，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但老板并没有放过她，要她说出好友小蝶的下落。她和堂姐被换到一间更隐蔽的宿舍，动不动就被打、查手机，下班回宿舍的几步路，也要被人看着。

私下里，两个女孩还在微信上保持联系。小蝶安慰小花，陈宝荣一定会去救人，她嘱咐小花“记得要删聊天记录”。这句话被老板看到了，当天，小花的手机被没收，微信也被注销了。

小花曾想过很多次，能不能活着从园区的大门跑出去。她和小蝶谋划过出逃，查过地图后又放弃了，周围偏僻，尽是山和原始森林，也想过报警，转念又害怕，“被警察卖了怎么办？”很长一段时间，她只有绝望，连走路都不敢抬头，“活不活死不死的，无所谓了。”

因为涉嫌偷渡，小花和堂姐先在警察局蹲了一周，又被送往西港移民局。在陈宝荣进一步周旋下，小花姐妹被保释到金边移民局。

寻求省长、警察署、宪兵队的帮助，直接到园区要人，这是陈宝荣救人的主要方式。这个即将年过50岁的湖北人，皮肤黝黑，身材瘦小。他在柬埔寨的矿业行当里闯荡了20年，疫情期间，他深入疫区赠送物资，因此累积下不少人脉。

2020年6月，柬埔寨大使馆门口，三个从园区逃出来的年轻人，衣衫褴褛，浑身是伤，又在被人追打。陈宝荣救下了他们，这成为他救人的开端。直到现在，他自称救下超过300人。救的人多了，提防的心也多了一个。一个年轻男子被救出来后，转身又把自己卖进园区。为了避免卷进类似纠纷，陈宝荣会首先要求受害者家属在国内报警。现在，他主要解救三类人：未成年、被打伤者和被拐骗者。

就算有官方的帮助，救人也不都是顺利的。园区势力大，宪兵队进不去，受害者要想办法从园区出来，陈宝荣在外面派车接应。也可能会跟绑匪面对面。有一回深夜，接到求助电话，警察来不及赶到，陈宝荣带着侄子堵在门口，防止转移人质，“天那么黑，要真一枪给我打死，有什么办法？”

有时候，危险不仅来自绑匪和园区老板，还有当地错综复杂的关系。陈宝荣曾带着18个警察到西港救人，在那里待了五天，救出来30个人，自己却被软禁了9小时，直到警察署长出面解决。

救的人多了，得罪的人也多。这一年他搬了家，不跟家人一起外出，也不再坐一辆车，最紧急的时候，他甚至把妻儿送回乡下。小蝶问过陈宝荣，为什么要坚持救人？陈宝荣告诉她，“救了总比不救好，那么多人在里面，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2019年8月，柬埔寨金边国际机场，柬埔寨警方移交犯罪嫌疑人给重庆警方。

时隔两个月，在长城宾馆见到小花时，小蝶差点跳起来，赶过去将小花拥住。小花是被陈宝荣从移民局保释出来的——她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有抑郁倾向。但她的堂姐直到现在还被留在移民局。

小蝶和小花重新住进了同一个房间，因为疫情无法回国，长城宾馆变成一个中转站，收纳着这些不小心散落在柬埔寨的中国人。

她们在这里生活了不到一个月。杰哥太忙，她们不忍心，白天主动帮忙清理楼梯和楼道。瘸脚的刘明栋厨艺不错，会给大家做贵州肉末酱，闲下来就跟老家的两个小孩视频。小迪偶尔会帮杰哥买菜，或者到医院照顾几个行动不便的人。不过，大多数人都待在各自的房间，不敢也不愿意出门。

夜晚是长城宾馆最沉重的时刻。小蝶睡不着，会拿着手机到天台吹风。到柬埔寨之前，她的烦恼是要帮妈妈分担压力，也梦想去云南丽江和上海迪士尼乐园玩。现在，她不止失眠，睡着了也被恶梦缠住。

她说，心里总是堵得慌，却找不着缘故，很多时候，只想把自己锁起来，不吃饭也不睡觉。她想不明白，怎么就流落到了这里？回想吃安眠药的经历，小蝶觉得自己笨，但转念一想，“也是因为吃药才出来的。”

正在变好的是和妈妈的关系。妈妈知道了被骗的事情，没有像以前那样责骂她，反而安慰她，还问她需不需要钱。

小花也睡不着，她喜欢一个人听薛之谦的歌，平时也只跟几个老乡说话，她说，“不想交（朋友）了”。

有些夜晚，两个女孩干脆下楼散心。她们会看到杰哥孤独的背影，一个人坐在宾馆门口的台阶上。那一天，一个喝醉的男生跟人打架，直接上楼提了一把菜刀下来。不知该怎么安慰，小蝶和小花凑到身边逗他笑。

李杰确实有心事。宾馆里流动的人一多，难题也来了。他做过卫生值班表，时间久了，大家也不愿意遵守。吃饭也是个难题，有人口味不合，有的人盛多直接倒掉了，后面的人却没得吃。

秩序也是问题。一个男生和新来的女孩谈恋爱，晚上要到对方房间，被李杰制止了，男生一气之下离开长城宾馆。还有人不听劝，到外面瞎逛，结果感染了新冠。一个神智不清的大爷走失了，李杰登报寻找，找到了，大爷却当着满大街的人嚷嚷，“这是绑架。”

陈宝荣的夜晚也不好过。求助信息总是在深夜涌来，一条接一条。这一年他瘦了25斤，也开始吃抗抑郁的药，睡不着的时候，他总是躺在阳台的凉椅上，思考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据当地华人媒体《柬中时报》消息，2月25日，陈宝荣因为涉嫌编造“血奴”案被警方带走调查。长城宾馆的人义愤填膺，“难道救人还有错了吗？”

小蝶和小花已经离开了长城宾馆。小花着急挣钱，父亲坐牢，老家还有年迈的祖父母需要照顾，在陈宝荣的介绍下，两人到金边一家华人餐厅帮忙，每个月能拿300美金。她们小心翼翼，出门吃饭，也只敢找餐厅旁边的店，一心等着被安排回国。

小迪、小赖、小唐，更多的人选择留在长城宾馆，他们害怕出去后再次被绑架。至于行动不便的人，只能在这里栖身。几乎每个晚上，一层都会坐着那个精神失常、从会所救出来的女孩，一个人憨憨地笑，直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