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被封闭到五一劳动节了。
前几天，看到我采访过的夏台凤老师在朋友圈里发，“我们姐妹中可能来到上海之后都依赖家里的阿姨帮忙，可能也都忘了自己还有这么多的本事，拼团、抢菜、做饭、收拾屋子等等无所不能。来到上海18年，我已经忘了我会这些事，忘了我能把这些事情做好，然而一场疫情的磨练，似乎一切都自然地成了习惯。……从开始的紧张、担心、忧虑，到现在的淡定处之泰然。与其自怨自艾，还不如既来之则安之……”劳动果然抗焦虑。而且人生若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生离死别、风霜雨雪，可能眼前的这些困境，算是可以相对轻松地“向下兼容”的。
我最近在直播分享“苏东坡”的时候，一直在说一个理念，叫“切换”。用苏东坡自己的话说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一般的适用场景是出世与入世之间切换。我则将之泛化，认为“切换”可以用于各种场景间，比如：
1、理念世界与劳动世界的切换。苏东坡在黄州期间最难的时候，去亲自耕作一片军营废地，缓释了自己的失落与绝望。劳动的作用，是真正改变心灵的。其实，陆游也是啊，晚年还一直亲自打理他的菜园、药草园，还非常精通厨艺。此外，还有范成大，他居然写了60首四时田园杂兴等等，古代大家们都在田园劳作中获得某种释放（释然）和安放（安然）。
2、胡思焦虑与运动养生之间的切换。苏东坡在被贬黄州期间，不光是阅读、写作、练书画时间都大大加强，而且练瑜伽、养生诀、快走慢跑五公里也成了日常配置。如果假设他也被隔离了，那么他的一天是读写创作到三更半夜，子时练个养生诀，然后五更醒来，梳头几百下，换个卧榻继续睡个回笼觉，然后早起锻炼一个小时。现在为什么刘畊宏吸粉那么多也是有道理的，很多人在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运动“置顶”了。
3、苦闷和潇洒之间的切换、敏感与钝感之间的切换。苏东坡那么忧国忧民，敏感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苦闷于他无法理解与融入的某种氛围。特别是遭遇过生死劫、牢狱灾、被贬天涯海角等，他倒是也能启用“钝感力”（详见渡边纯一的定义）。比如，1079年的八月十八至十月十五，其实他是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的，但他还能在狱中可以呼呼大睡，就像没事发生一样；他刚抵达海南，和弟弟一起端起那碗“粗恶不可食”的面条，三口两口就下了肚，看看弟弟吃不下的样子，诙谐地问道：“莫非你还想细细品味吗？”痛苦和难有时候是不能细细咀嚼的。
总之，劳动吧，运动吧，钝感吧。而且，劳动是第一位的。
在黄州期间，苏东坡不但自己亲自耕种，还进行开支规划，把钱都挂在房梁上，每天取150钱，每月用4500钱。这是曾国藩都为之效仿的“房梁挂钱”。
曾国藩，对于劳动，比苏东坡更执着，他是劳动的呼唤者、倡导者、赞颂者，是劳动的代言人。
他带领全家人一起劳动！曾国藩系统地调动所有家人，别懒惰，要劳动，然后期盼所有人从劳动中受益。
曾国藩的一切全靠自己后天勤奋、努力、磨练，全靠劳动，不像苏东坡家是有家学和灵气渊源的。曾国藩往上追500年，都是农民。
清代学者王定安写了《曾国藩事略》，里面说，曾氏家族自明朝一直在湖南双峰县荷叶塘，500多年来都一直过着农家生活，几乎没有人读书求功名的。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每天早起，喂猪养鱼，忙忙碌碌，自给自足。后来因为劳动有了积累，在村里也是与人为善，逐渐得到乡里的信任，成了乡绅。而且他们家的男男女女都是超级勤奋忙碌的气质。
曾国藩的祖母也是一个手不停的人，经常在纺车旁，还要带着这个孙子。曾国藩的母亲，根本没时间带他，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强人”，手上总是忙着各种项目。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自己办了私塾，对自己的孩子和学生，也是非常用力地督促。曾国藩六岁入私塾跟父亲读书，父亲对其晨夕讲解，严格督促，经常早早被父亲叫醒背诵《诗》《书》。
总之，这是全在奋进场景、劳动状态中的一家人。这对曾国藩影响很大。
后来他甚至将治家总结为八件事——“早扫考宝”“书蔬鱼猪”。这八件事的每一件都跟勤奋、劳动、意志力和信念有关。
“早扫考宝”就是早起、打扫、祭祀、善待亲族邻里；
“书蔬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八字诀”放在今天的上海来品味，似乎也不落后。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早起晚睡，尽量做家务，焚香祈祷，跟邻里之间保持良好关系，读书写作，种葱买菜。养鱼和喂猪虽然做不到，但非常能够感受到这两个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在我们食物短缺的情况下，感觉每个人确实都在关心粮食、蔬菜和肉禽蛋鱼。
征战各地，在战争状态中的曾国藩，最关心的就是家乡里的那些农事和劳动，他认为“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他给欧阳夫人写信，总是担心天气变化和农事。你看，古代的男人都是顾事业、兼着顾家事的。
在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也提到劳动：“尔等亦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 断不可忽。”（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二十六日）
同年八月初三，曾国藩统军驻防周家口，写信回家说：“早间所食之盐姜已完，近日设法寄至周家口。吾家妇女须讲究作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好醋、倒笋之类，常常做些寄与我吃。”
同年九月十七日再度重申：“家中外须讲求莳蔬，内须讲求小菜。此足验人家之兴衰，不可忽也，此谕。”
这个曾国藩心心念念的小菜，大致是他要求家中妇女有空就做着囤着，或者寄给他吃的。
其实人应该活得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定物质的依赖。据说曾国藩能够赚到等值于现代5000万的钱，他想的却还是小菜。即便有巨大的储备，照样要过简单的生活，其实这是为了修炼不太容易被动摇的心境。没有那么多的偏好、习性和依赖，那么自然怎么样都能活下去。比如我不烟不酒不咖啡，没有什么非什么不可的事、物和情，所以，这个阶段没有囤货焦虑。保持最低耗能状态，大概就是曾国藩所喜欢的“咬得菜根，一切可得”的《菜根谭》所强调的。
当粗壮的链条变成了一两条丝线，你得学会自己找蛛丝马迹的能力。你本就不求更多，所以进路可能不多，但至少退路很多。你勤俭节约，从来不大手大脚消费，自然平时战时的生活品质也差不多，但战时可以保持那种不慌的心情。要勤俭节约，生活俭朴，其实简化的是自己的心境罢了。人都是跟自己的心过的。
曾国藩还认为劳动可以强身健体，“后辈体气远不如吾兄弟之强壮也。吾所以屡教家人崇俭习劳，盖艰苦则筋骨渐强，娇养则精力愈弱也。”他认为儿子若是生病就是因为娇生惯养，缺乏艰苦劳作的缘故。劳动可以磨练人的筋骨和体质。
劳动还可以锻炼心智。他认为但凡做一件事，就必须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件事情上，而且必须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做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
曾国藩写过一个概念叫“习劳则神钦”。所谓，习劳，就是练习、劳动和勤劳。“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人应当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和社会地位。人所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报酬如果是相一致的，那样就不会招来嫉妒与怨恨，家庭、家族就可以长期延续下去。这句话写于曾国藩60岁，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写的，劳动是曾国藩核心的治家术。
总之，在曾国藩眼中，劳动全能，劳动可以养生、劳动可以锻炼意志、劳动可以勤敬有恒、劳动可以严谨细致、劳动可以育人、劳动可以治家……
曾国藩应该算是最关心种菜、热衷研究种菜的一个圣贤。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二十四日，给澄弟的信中，曾国藩特别强调了竹木的种植：“黄金堂下手之竹，务须大删， 每二尺宽乃可留一根。柞树尤宜多芟，否则愈密愈不长也。”
1866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写道：“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虽多花几个钱，多请几个工，但用在此四事上总是无妨。押韵之‘书蔬鱼猪’，不押韵之‘竹’，千万留心一一培 养。 ……县城菜园之人，似尚须请来治菜畦，一切究竟在行些。”
种菜是一门专业。你看当时在城里的曾国藩理念就跟还在乡间的亲人们很不一样，他建议家人用重金去长沙聘请种菜在行之人。
逃离北上广，想想其实也喊了快十年了。现在又兴起了一个新词叫“润”学（run）。润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挣脱，从某种乏味的生活中抽离，为了明天而跑路。其实无论是去更大更广的世界看一看，还是寻回土地，菜和精神原乡，都需要更专业。看完一个故事的结尾，然后做出慎重专业的选择。最重要的，是永远记得，哪里都是劳动最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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