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就得上班，上班就得去办公室。在现代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这场疫情让大量上班族被关在了家里，各个企业纷纷被迫尝试远程办公和在家办公。结果发现，似乎远程办公的效率并不比去办公室差。于是乎，大家开始预测，远程办公才是工作的未来。但随着疫情的逐步消退，重返办公室又成了要求和趋势。这是为什么呢？
划重点：
办公室的存在是办公室工作的中心前提
办公室是让工作成为可能的结构，相当于生产力的母舰
办公室是一个构建和维持某种生活方式的地方
办公室规范了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由谁做、在什么条件下做
办公室从来都不是为了提高效率
我先是注意到了鞋子。我穿上了鞋子。 真正的鞋子，皮革的那种，有鞋带的。一年半之后，我终于回到了办公室，这意味着我放弃了支撑了我这么久的河豚拖鞋与无后跟凉鞋。我很快就记起来了，真正的鞋其实很糟糕。裤子也一样。去上班以及在上班也是一样糟糕。
那是 2021 年的夏天。从那以后，我再次适应了办公室：穿上制服；每天通勤；去倒咖啡；然后干活；接着回家。显然，这样的安排是有成本的。我失去了一些时间——穿鞋子、穿裤子，把自己从一栋建筑运送到另一栋建筑——这些时间我本来可以花在工作上的！我错过了在会议间隙做家务，或者为自己准备一顿健康且负担得起的午餐的机会。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兼行政人员，我的工作时间比大多数职业人士要更灵活，我不需要天天上班。但即便如此，我对生活的控制权还是比以前少了——这个事实很可能导致我的整体工作效率下降。事实上，你我的雇主有可能，甚至很可能，通过允许我们在家工作或采用混合模式来帮助他们的员工改善，并改善财务情况。远程办公、灵活就业对各方来说可能都是一场胜利。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时间和生产力做出理性评估从来都不是问题，我认为这永远都不会成为问题。但公司不会顾及任何人的福祉或效能如何，还是会让员工回来工作。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复工计划不会考虑员工及其处境或偏好。相反，这是对一种替代价值的肯定——一种跨越了每一个知识工作行业的价值。如果老板催促你回到自己的小隔间，那么这项政策与特定的公司关系不大，而是与整个办公室生活的关系更大：作为一个机构的办公室（the Office）。办公室必须存在下去！我们必须去办公室。
这一点应该显而易见，但不知何故事实并非如此：办公室的存在是办公室工作的中心前提，任何事情——甚至是一场疫情——都不会让它消失。
可到底什么是办公室？答案之一：组织劳动力但不执行劳动的机构。办公室是让工作成为可能的结构，相当于生产力的母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形成中；办公室是一个构建和维持某种生活方式的地方。
最开始的办公室是修道院，Gideon Haigh 在《办公室：努力工作的历史》（The Office: A Hardworking History）中辩称，修道士是第一批办公室人员。这些宗教专业人士坐在办公桌旁，埋头于卷轴与复制的抄本之中，从事着其他地方无法完成的熟练劳动。他们工作的实质其实是复制宗教的文字，这项工作帮助教会的遗产得以维持。从另一个意义来讲，他们的工作场所也有一样的功效，它为修道士提供了一种方式，让他们得以展示其毕生的奉献精神。
Haigh 观察到，在近代早期，办公室还有另一种含义：由地方官等官僚担任的职位，这个职位的特征是它的工作是在官方建筑里面进行的。这样一个公职人员的具体作用，反而不如“他的办公室构建、维系和传递了权力”这一事实重要。大概在同一时间，办公室也开始被用来指代行政工作的空间，比方说零售店的后勤办公室（back office）。为了维持一家律师事务所、裁缝店或小酒馆的运转，必须要完成诸如记账之类的文书工作。后来，到了 19 世纪，工厂会设立一间办公室，供资产阶级来监督无产阶级。
之后，办公室又扩张成办公楼，然后是办公大楼，办公园区。在此过程中，办公室将劳动力划分成新的类别：迂腐的教权主义、官僚管理、行政权力。作为知识工作的一种工厂，办公室规范了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由谁做、在什么条件下做等事情。工人的产出（比方说，账本）变成了他们的角色（比方说，会计师），后者反过来又被划分成不同的分工和职业，这是所有组织都共享的一套办公室生活逻辑。员工身着制服，一排排，一层层地，分布在自己的公司控制的城市与景观之上（无论是实际意义还是象征意义）。
办公室开始定义这些城市，以及现代生活本身。用国际风格建造的摩天大楼，那些钢筋水泥与玻璃的混合体，由于有空调而得以自足——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造：纽约、法兰克福、东京。在美国，被称为“睡房社区”（bedroom communities）的郊区大量涌现，因为里面住的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塑造了我们。”办公室曾两次塑造过知识工作者。作为一座建筑，它定义了知识员工的工作应该在哪里做、什么时候做以及怎么做。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从各种办公大楼涌现出来的文化，它为知识员工的生活创造了一个上层建筑。
在电话、计算机和智能手机让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工作（或“处在上班状态”）之前，办公室文化多多少少是有点封闭的。然而即便是现在，随着办公空间像毒气一样蔓延到我们的家中，我们还是要被拉回到母舰上。他们召唤我们回到那里，这既是出于职业抱负，也是因为老板的要求，因为作为一个地方的办公室体现了作为机构的办公室所代表的东西：舒适、组织、奖励、确定性、特权以及声望。办公室将这些价值观强加给员工，员工也接受了这些价值观——无论是出于自愿、迫于压力，还是因为似乎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
这场疫情本该会改变这一切。当 COVID-19 将所有人都送回到家中时，办公室似乎也处在危险之中。疫情下的生活并不容易，但至少你可以穿着拖鞋工作，或者在开 Zoom 视频会议的间隙挤出时间在 Peloton 上骑骑车。路上的汽车数量直线下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骤然下跌。新闻头条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员工尝到了自由灵活的甜头；雇主看到了削减成本的办法。Gideon Haigh 后来又出版了一本续作，书名叫做《办公室的安魂曲》（A Requiem for the Office）。在这本书中，他暗示这本书的主题那漫长而令人困扰的历史可能会终结。随着办公大楼和园区陷入空置，部分人猜测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商业房地产市场将彻底崩溃。疫情终将过去。但办公室生活可能再也回不到从前。
但很快就出现了令人不快的证据。随着疫苗的推出，出现了“重返工作岗位”或“重返办公室”的更新，这似乎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尽管这些口号听起来充满抱负，而且也考虑了公共卫生的情况，但这种语言应该被视作危险信号。“重返工作岗位”？大家不是一直在工作吗？但现在少了办公室生活，工作似乎就不完整了——而且需要接受审查。新冠病毒的变种将复工时间从一个季节推迟到下一个季节，知识工作者也许会将这些延迟误认为是进步。进步正在发生！没人愿意回去！
然后计划变成了现实。去年，大量白领“重返工作岗位”和办公室，至少是为了回来参加会议或务虚会——有时候在户外，常常要戴着口罩。今年，当佩戴口罩规定结束（指美国）且感染数据逐渐减少时，重新开放的办公室越来越多，虽然刚开始可能是每周一两天去办公室。办公室虽然人还不多，但并没有消失；对它的需求毋庸置疑。拒绝返回的员工肯定是去跟公司作斗争了。
也许他们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办公室通过让全体员工践行统一做法，为办公室上班族和公司提供了身份认同。这导致办公室采用灵活做法的难度要比员工想象的要高得多。正如 Haigh 所写那样，上班族的活动也“非常的多样化”。大部分时间内都是独立工作的程序员，或平面设计师，或会计师也许并不想重返工作岗位，但必须对这些活动进行协调的老板可能会发现大家都聚在办公室会更容易协调。从个人角色到文化角色，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办公室生活的习惯和仪式也在逐渐演变。比方说，周末这个概念是在大约一百年前发明的，这是宗教信仰与管理文化之间妥协的结果，同时受到了晚期工业主义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推动。同理，混合工作时间表安排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规范化。但是，规范化与灵活性是背道而驰的。
今年 5 月，1000 多名苹果现员工与前员工联名签署了一封致公司的公开信，称“工作必须呆在办公室是上个世纪的技术”。这封信举证了灵活办公的价值，以及它给劳动力带来的多样性。公开信还指出了通勤导致的时间和工作的浪费。员工们写道：“我们估计去上班耗费的平均时间约为工作日时间的 20%。”那些相对富裕的苹果员工并不孤单。疫情后员工往往把生产力当作避免重返办公室的理由，并表示他们觉得在家上班的效率并没有降低。生产力不应该才是重点吗？
其实未必。办公室从来都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建的。相反，办公室还起到了刹车的作用，减缓了公司实现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使命。Haigh 提醒他的读者，法国小说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在 19 世纪初曾经感叹，行政管理这个职业纯属浪费时间，毫无意义。巴尔扎克说它“既迟钝又傲慢，只是用来维持造纸业和邮票业”。两个世纪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 TPS 报告和 Workday 表格仍然存在，它们为了某人的利益而服务，尽管与盈亏未必有关系。许多令人厌烦的干扰必须被容忍，因为办公室需要。办公室政治的阴谋和角斗，高级办公室赋予的重要性或地位感，会议中的“法庭裁决”——这些低效与办公室生活并不对立，反而是它的核心。
即使在开发远程办公工具的技术领域，办公室也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疫情之前，大型科技公司就已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常见的工作环境加倍下注：都市高楼大厦、郊区办公园区。（不妨想想看，微软在华盛顿雷德蒙德的园区；谷歌和 Facebook 在硅谷的园区；苹果在库比蒂诺的太空总部；以及 Salesforce 在旧金山的大厦。）他们那豪华的办公设施——免费食品、健身房、医疗服务等——只是突出了这一点：科技行业对办公室生活最保守的诠释做出了巨大投入。
如果那些为远程办公设计和打造基础的公司仍然坚持办公室那老式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对其他人还能有什么期望？混合知识工作仍有可能成为常态，在家办公也许会作为一项福利提供。但要做到这一点，上班族必须组织起来，并斟酌办公室的目标和权力。办公室并不想要灵活，也不太关心效率。如果办公室做出让步，它就会变得次要，而如果不让步，则会夺走时间；混合工作不是一场革命。
如果办公室的样子似乎曾经不是这样的，那也只是一种幻想——一种因疫情带来的虚幻自由（和沉重负担）而产生的幻想。一旦品尝到了更大的自由，人们可能很容易就会得出结论，办公室工作发生了变化，或者肯定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你在疫情之前被束缚在办公室里的话，那现在你也一样被它束缚住——尽管在某些舒适的时刻，你可以让自己暂时忘记它。你在家里，但你仍然在办公室。因为你是上班族，办公室就是你的家。
译者：bo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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