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议会选举初步选举结果披露。
有人惊呼：一夜之间，欧洲大变天。这多少有点一惊一乍，但也可以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初选结果表明，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仍然保持领先地位；极右翼政党正在欧洲议会中快速崛起，绿党和马克龙所属的复兴欧洲党团则损失惨重。
据此，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保持了在欧洲议会中第一党团位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中的主导力量没有发生变化。第二，预计极右翼政党将赢得欧洲议会720个席位中的150席，极右翼是这次选举最大的赢家，这表明欧洲向右转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第三，中左翼遭遇到最大的失败，特别是复兴欧洲党团的选举结果最惨。
如果就国家而论，马克龙领导的法国复兴党和朔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受到的打击最大。
这届的欧洲议会选举，可能是最受关注的一届。包括我本人，也是第一次这么关心欧洲议会的选举。
其原因，也许在于如下三点。
第一，眼下正是后全球化时代大分解大重组的关键时刻，欧洲何去何从当然令人瞩目。第二，俄乌战争正处在胶着状态，特别是在不久后美国总统大选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欧洲的动向将会对这场战争的结果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第三，不断加重的欧洲向右转的趋势，将会产生什么样的进一步结果。
但在本文中，我想先探讨一个问题：欧洲右转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我将其称之为上左下右：在过去的几年中，尽管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与议会选举中右翼获得成功，甚至在意大利则是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意大利兄弟党赢得大选，但至少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最重要的欧洲国家，是中左翼执政。而一些极右翼政党，包括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和德国的选择党，虽然势力不断壮大，但一直没有赢得大选，没有获得执政地位。
换言之，所形成的基本格局是，政府偏左，社会偏右，或者说是上左下右。当然这么说也不是很确切，应当说是在社会中或大众层右的势力越来越壮大。
再换句话说，整个欧洲的右转是来自社会的推动。
那是什么原因推动了社会的右转呢？一说到这个问题，答案似乎就是不言自明的：失业率上升、收入不平等加剧和社会福利减少等。老百姓关心的不就是这些问题吗？他们对执政者的不满不就是这些问题吗？
但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了？是的，是有点不对劲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传统上，失业、收入、福利、不平等这些问题，都是左派的牌，都是左派大有用武之地的地方。凡是这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左派往往都是一呼百应。教科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左派注重公平，右派注重效率。
现在怎么弄反了呢？在右派后面的，都是这些问题的诉求者，而左派却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或者就像本文的题目说的，左派的王炸为何成了右派的筹码？
Chris Bickerton，印象中好像是剑桥的一位教授，这次我没仔细去查，他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是我们时代的最大讽刺。不平等的回潮成为西方民主的紧迫关切，但持有社会民主立场的政党却处于危机之中。这句话很令人回味，但与我想说的意思又不完全吻合。因此，我想把这句话改一下：
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巨大讽刺：在不平等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时候，肩扛公平大旗的左派却陷入危机之中。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法国学者皮凯蒂大家都知道，他的名著《21世纪资本论》，研究的就是不平等问题。这位老兄为了将其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政治实践，在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他决定力挺社会党候选人贝诺瓦·阿蒙。然而最终阿蒙得票只排第五，之前占据议会多数的社会党也在次月的立法机构选举中遭逢惨败，失掉大部分席位。
这是一次失败的实践。为什么会失败呢？也许，是他的理论思路出了问题，因为他所关心的平等或公平问题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现在能想到的，至少有这么两点：
第一，说到底，人们所关心的失业、收入、福利、不平等这些问题，实际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状况，即如何使得自己生活得好一点，舒服一点，惬意一点。但人们这些年对生活的种种负面感觉，并不能简单归之为贫富差距的扩大，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不景气。我们知道，这些年欧洲的经济一直徘徊在衰退的边缘。而左派对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在行。阿根廷选择了右派的米莱，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第二，在这些年左右翼的争辩中，移民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话题，有时甚至是第一位的话题。而这个问题又与全球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左派往往是全球化的拥抱者，而右派往往是全球化的拒斥者。移民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是，以哈冲突发生之后，欧洲各国普遍发生了由移民发起或参与的支持巴勒斯坦甚至哈马斯的抗议活动。而在过去这些年，与移民有关的暴力事件事件也时有所闻。这无疑是右翼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移民政治主张的身后土壤。
可以说，时代变了，政治的框架也在变。这是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种种变化必须有的眼光。
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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