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华随笔连载（75） - 微言网

唐仲华，女，湖南东安人，1945年5月生，中共党员，中师文化，小学高级教师，担任过两届县政协委员、县侨联委员和地（市）侨联代表，种过田，当过群师，曾先后32次被评为乡、县、（地）市先进工作者，被誉为“妈妈老师”和“常胜将军”。她自学成才，能歌善舞，生活经验丰富，在互联网上发表报道、小说、诗歌和散文多篇，很受读者欢迎。下面决定断续地转发她的多篇随笔，希望读者欢迎并给予批评指正。李浩然2011-09-02于长沙

1960年上期，15岁的我初中毕业了。因为多个原因，我没能被高一级学校录取，一种严重的失落和困惑，像一堵沉重的高墙无情地横在我的面前，何去何从？几天几夜，我都吃不香，睡不好，精神支柱几乎全面垮塌！

就在这个时候，大队领导突然通知我去小心田培训，然后,就去社塘民办高小代课。一个学期后，因为过苦日子，这所学校和其他民办学校一样，不解自散。学区领导大约觉得我还算个“人才”吧，就先后安排我去碗塘小学、模村小学为请水肿病假的老师代课。这里一个月，那里两个月。一个小学多个头，周三下午片组开小会，周日全学区开大会，每月工资20·5元还得买4元财政储蓄，特别是来回都要个人走山路，我实在不想再干了。

母亲知情后，就耐心劝导我，而且常常在来回的山路上接送我。她多次深情地说：“傻崽，我们家背景本就不好，你能教着这个书多不容易；再说，你能教着书，就能让所学的知识得到巩固。现在是代课，努力争取，说不定日后还能成‘正式’。”

说我一点不气恼不是事实。我一不是当年学习成绩不好，二也不是这些年工作不称职，不就是有个老子在台湾吗？什么“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简直就是在骗三岁小孩子！

记得，当时有个搞写作的从大城市写信给我，鼓动我外出闯世界，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是“身虽不能至”，而心却很“向往之”！

1962年冬，村小蒋伯庆老师试着来我家里，动员我在村里办夜校。我一听，很是反感，一口拒绝他：“日校我都不教了，还教夜校吗？”

母亲不但没生气，反而更加耐心地开导我：“傻女，俗话不说过：叫化叫得久，是有日子做大酒？只要你好好干，总有出头的那一天嘛……”

我知道母亲心里也很苦。她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好说歹说，不也是为着我吗？于是，就真办起了“红旗大队春鸭甸村业余高级小学班”。

我这人有个怪习惯：凡事不干则已，一干就特认真。不多久，这所夜校成了公社、区里和县的重点校。不但常有专干来听课，还常常举行公开课和召开现场会。1963和1964连续两年评我为东安县业余教育先进工作者和零陵地区优秀群师。

1965年，我嫁到了南冲边。从1966年到1972年我先后生了三个小孩。不但常在生产队里出集体工，还搞繁重家务，已经特别辛苦。母亲见村里文化那么落后，年轻人又想学习，就又劝我办业余高小班，而且要求我办得比以前的更全更好。为了这事，她还常来我家帮我种菜弄柴做家务。其后，她还下了大决心，说：“你要是不答应，妈就不走了。”

在母亲的再三敦促和鼓励下，我不得不又重操旧业，办起了另一个业余高小班。每周一三五晚上课，开了很实用的语文和数学，还加唱歌。一干就好几年。不但在社里、区里和县里有了名，还招零陵地区有关部门来这里开了一个大型的现场会。

1977年，“四人帮”被打倒了，大队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我被选上了。母亲听到消息，格外高兴，来我家里也更勤快。一天夜里，她深情地对我说：“苦崽，听我的话没错吧？——你终于能教日校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党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全国形势一天天好起来：读书重成绩，升学也论考了。在母亲的劝导下，我不再喂猪和养鸡养鸭，自留地也放下了，只一心一意教书，并且一边教还一边学，每期统考我教的班常常是学区第一名，在每次民办教师考试中也总名列前茅。还记得在一次在全学区八十名教师的语数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各两套试卷的考试中，我获得了第一名。到得1979年7月,石期市区里的暑假学习班业务考试，我又获得了全区同年级教师的第一名。在1981年民办教师划类考试中，我毫无疑义地被划为为数不多“第一类”。

母亲听到这个大喜讯，激动得泪水直流，不顾天寒地冻，直跑到我家来，无限深情地拍着我的肩背说：“我女终于苦出了头，该做场大酒了！”

就这样，在以后的学校工作中，我时刻牢记母亲的教导，总是严格要求自己，除了把学生教好，还通过自学取得了中师文凭，评上了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多次出席校、乡和县的优秀教师或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记过三等功，还被学区领导誉为“妈妈老师”和“常胜将军”，在退休的前三年连续评为优秀，直接被加工资一级。

我常常想：我的这些进步和荣誉，都与母亲的长期教育和劝导密不可分。我也常想：母亲要是知道这些，她的在天之灵也一定感到欣慰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