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编者按】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文化巨子，他的工作领域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宗教、社会政治等，因其卓越的工作成就，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代表。如何认识胡适，对于当代中国及中国知识人而言，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本文摘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的前言，原文以《走进胡适的文化世界——＜胡适年谱新编＞前言》为题，刊载于《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作者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著作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严复评传》《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等，编著有《胡适文集》（12册）等。经本文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将分章转发。以下为第一篇。
晚年的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研究历史人物，基础性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汇编全集或文集，一是编撰年谱或年谱长编。以此来评估胡适研究，这两项工作虽均已有人做过,但细细体察，都不尽如人意。本此认识，2018年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征集选题时，我提交了《胡适年谱新编》这一选题。不出意料，这年夏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公布选题时，《胡适年谱新编》名列其中，我们迅即组织课题组进行申报，同年10月获得批准立项。六年以来，我们每年召开三、四次课题组工作坊，讨论材料搜集与编撰遇到的问题，共同推进写作，经过课题组同人六年多的协力配合和辛勤工作，现在终于完稿。这是一项繁巨而细致的工作，我们虽倾尽全力，但其中的复杂和艰辛，恐难为外人所理解，也许人们通览这部近800万字的年谱后，会对这项工作的难度和苦衷，多少有些体悟！在这里，我想就进行这项工作时发掘材料的新斩获和认识胡适的新进展，与大家作一分享。
一、胡适：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巨子
二十世纪的帷幕早已落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潮来潮往，花开花落，有人说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世纪，有人说它是最短的世纪。如今时过境迁，我们重新回顾、省思这段历史，不禁感慨，真正屹立如山，经得起时代潮流冲洗的历史人物又有几人？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巨人，是少有的几个站立于时代潮流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诸多重大文化、教育、政治和外交事件，与同时代许多重要历史人物有过交集，对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学术研究，近三四十年备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站在历史的高度，今天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定位胡适?
1910年庚款留美第二批录取的70名学员合影，胡适(左起三排第一人)考了第五十五名。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14年胡适摄于美国绮色佳。图片来源同上。
（一）胡适是一个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工作领域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宗教、社会政治等，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富有影响力的成就。
胡适尝言：“哲学是我的职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娱乐。”可见其兴趣多有，涉猎之广。早在留美时期，胡适进入康乃尔大学，初选农科，1912年在农学院学了三个学期以后，胡适决定转入文理学院，学习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按照康大规定，只要修满一个“学科程序”就可毕业，到1915年夏，胡适修完了三个“学科程序”的学分：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从他所修课程可以看出，他具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背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这是他与传统士人或半吊子的半新半旧的过渡型学人不同之处。
如果将胡适与梁启超（1873—1929）对比，我们就可发现，梁启超的兴趣虽然也很广泛，但他毕竟是脱胎于科举考场的士大夫，与传统保持着脐带式的联系，胡适显然比梁氏更具现代学术训练的背景，所以精研梁启超的张朋园先生曾对我说，“胡适比梁启超略高一筹”。这是就学术背景、专业训练、知识视野的角度比较而言，这实际上是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学人超出上一代学人的地方。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顾颉刚全集》共八集、六十二册，洋洋三千万字，从字数和体量上看，它比《胡适全集》可能要大。但胡适与顾颉刚（1893—1980）比较，顾颉刚相对集中于文史，基本上缺乏社会科学的训练，胡适涉及的学科更广，可以说是一个更具有现代感的人文学者。胡适与钱穆（1895—1990）相比，钱氏毕竟是自学成材，也没有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看钱穆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可以了解他对现代学术的理解是比较隔膜的，他的著述更是偏于通论性的教材和传统性的考证，基本上不具西学的背景。从梁启超，到顾颉刚，再到钱穆，这三人都只有中文著述，没有外文著述，他们的学术背景和著述方式基本上都是本土学者。梁启超虽有域外经验，且与时俱进，注意吸收日本和欧美的文化，但受限其外语能力和教育背景，吸纳程度仍然有限。胡适除精通英语外，留学期间还学习过德语、法语，以后还自修过日语，在欧美世界居住、生活、学习、工作达二十六年之久，就其知识视野的世界眼光这一点来说，的确非梁启超、顾颉刚、钱穆这类本土型的学者所能比。他具有跨文化的国际视野，跨语际的文化实践，可以跳出本土文化的圈子比较中西文化，对各自的优长有相应的了解，这是他超出同侪的优越之处。
1920年7月9日毛泽东给胡适的明信片。图片来源同上。
1922年胡适摄于北京。图片来源同上。
（二）胡适是一个公共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大公报》、《自由中国》等著名期刊频繁发表了大量时评政论，这些政论刊物都是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最知名的知识分子公共论坛；而且涉身社会事务，与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深入接触，从胡适的私人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具有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来自各方人士的求助、请教、谋职、借款的信函像雪片似的飞来，令他目不暇接，难以招架，胡适绝非躲进书斋成一统的纯然的学者。他有应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也有谋求社会进步的悲悯情操。
胡适早在留学时代就关心政治，养成了阅报剪报的习惯，积极参加校园的各种活动。时值国内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胡适留意观察时事，在其留学日记中常有纪录。归国以后，胡适本不想涉足政治，他打算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建筑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所以他向《新青年》同人建议：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他的主张当然不会为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陈独秀、李大钊所认同，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表现了他与胡适不同的志趣。在国内政治越来越黑暗的情境里，胡适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也无法规避政治，他创刊《努力周报》，忍不住“谈政治”，自称：“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以后，胡适与政治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每遇重大政治事变，他都必须表态。因此，胡适也就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或者一个被政治化的人物。胡适以disinterested interesting说明自己对政治的态度, 唐德刚先生将之译为“不感兴趣的兴趣”，江勇振先生释其为“超然的兴趣”，还有人认为这应视为是一种与己无利害关系的兴趣，这都是对这一英文表述的不同译法和理解。如就胡适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政治确非他的职业兴趣，只是他的一种忍不住的关怀。
1920年代以后的胡适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越来越密切。1922年5月17日会见末代皇帝溥仪，1925年2月参加善后会议， 1926年7月赴欧洲参加英国庚款委员会， 这些都让他备尝涉足政治漩涡的风波。1928—1930年间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人权论战，更是让他尝受了“谈政治”的风险。1930年代的胡适置身喧嚣的政局，创刊《独立评论》不断发声，热衷于谈论时事政治，就时人所关注的民主与独裁论争、东西文化论争、中日关系问题发表意见，更是成为自由派舆论的代言人。抗战以后，胡适负使赴美为中国的抗战宣传，因他在美的极高声誉，又被委任驻美大使，他是战时中国的对外重要发言人。
胡适“谈政治”是为贯彻他的政治主张和理念。《努力周报》以“好政府主义”搏击北洋政府，《新月》以“人权”理念与国民党当局抗争，《独立评论》就“民主与独裁”问题展开激烈争辩，胡适借自创的政论刊物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政治观点上，他并不隐晦，他的阳光甚至给人“迂阔”之感。有时，在自己没有形成成熟的政治看法时，胡适选择保持沉默，或者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两极分化对立的时代，他不好走极端，这种“两头不靠岸”的选择常常使自己陷入左右不讨好的境地。如1925年关于所谓“赤化”问题的讨论，他就未置一言。1926年他与张慰慈、徐志摩对苏联政制的讨论，胡适甚至还替苏俄辩护。但对自己认定的主张和方向，他不会因为某种政治压力而隐瞒或沉默。胡适晚年撰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文，即是对其政治感受的写照。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解释中美友好万人签名簿。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三）胡适的个人命运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几乎活跃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代表人物，都与同时代的历史紧密相连。胡适自不例外。胡适的生命旅程，是二十世纪中国这个变革的大时代的缩影。
胡适幼时在家乡接受过九年的传统蒙学教育，阅读经史旧籍，1904年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10年远渡重洋赴美留学，接受系统的西式教育，他早年的求学历程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缩影。归国以后，他借助北大讲台，登高而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引领新思潮，他的命运与时代风云的变幻、社会历史的沉浮紧密联系在一起。
纵览胡适一生，他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成名早。1914年，他就被举为全美最有影响的大学生联谊会会员（Phi Beta Kappa），这个会员的含金量很高，全美只有10%的大学生可以加入。1917年年仅26岁登上北大讲台，成为北大最年青的文科一级教授。41岁获德国普鲁士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两院外籍院士。他的代表性著作，诸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文存》（三集）、《白话文学史》（卷上）等，都在四十岁以前已经完成并出版。如果我们将学者的成材归类为学术早熟型和大器晚成型两种类型，胡适显然属于学术早熟这一类的典型。二是思想观念较早定型，他一生持行实验主义、渐进主义、民主思想，虽有微调，但没有出现与时俱进的大的改变，这是他的可爱可敬之处。三是追求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的进步，对官场抱持戒意，更不期望做御用文人，他在学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与他对学术研究的专注和持守的理想分不开。
作为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现代型职业学者兼思想家、教育家，胡适一生也有令人遗憾或遭人物议之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白话文学史》（卷上），两著都只成书一半，没有完璧，留给时人“半卷先生”的讥讽。1950年1月5日胡适在看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英文版在美出版，曾发愿自己“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胡适在1940、50年代曾应邀在哈佛大学（1944年11月—1945年6月）、哥伦比亚大学（1945年9月—1946年1月）、加州大学（1956年9月—1957年1月）三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题做系列讲座，但终未按计划将讲稿在生前整理出书。1940年代以后，胡适花大力气做所谓《水经注》考证，为其老乡戴震翻案，这项工作是否值得，当时即遭学界质疑，胡适自己为此多次振振有词地自辩，甚至发表演讲说明。但当我们翻阅了一遍胡适留下的二百余万字的《水经注》考证手稿后，又不免为之扼腕长叹，如果胡适将这番精力用到中国思想史研究上去，其晚年学术成就也许可能再创辉煌，胡适的学术移位使其原有计划搁置，终究让后人可望而不可得，胡适最后四年的岁月完全为行政工作所消耗。胡适作为他所处时代中西文化交流、荟萃的典型标本和最高结晶，他的优长和局限、他的思想和附会，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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