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名房东，吉屋招租中。一对年近八十的夫妻想租你的房子，他们温和有礼，想是好沟通的房客，但老两口头发花白，步履蹒跚，且难免患有多种慢性病……你愿意租给他们吗？
现实的无奈（或曰惊悚）之处在于，你可能没有一套待租的房子，但总有老去的一天。
11月中旬以来，以帮家里老人租房的名义，凤凰网走访了位于北京海淀、西城、朝阳的数十家房产中介门店。其中约三成中介提到，“60/65岁以上就很难租房了，房东都怕（老人在家）出事，怕房子贬值”。另据媒体报道，“四十岁以上不能合租，六十岁以上不能独立承租”的年龄限制，正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租房市场蔓延。
如果将宏大的老龄化命题具象化，人老了、住在哪儿，是你我必将面对的问题之一。你可以不对这个空间抱有期待，也许是个房子就好，没有电梯、管道老化、跑着老鼠的“老破小”也行；你也可以对它有更多“改善性”的要求，有电梯、残障通道，做过适老化改造，附近有医院，交通便捷……无论如何，我们这个正在衰老的社会必须直视老有所依的第一个问题：
当你老了，眼眉低垂，你还能租到一间或一套房子吗？
住在哪儿，是79岁的王梅如今最发愁的事。
北京西城，一个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小区，红白相间的楼宇外墙已斑驳褪色。王梅和老伴在这里住了整整40年。前三十年里，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住所——邻居彼此熟悉，小区一公里内有两个地铁站和五个公交站，两公里内有两家三甲医院。
但王梅年过七十以后，房子的无数优势无法抵消一个劣势——“老破小”没有电梯，而她住在五层，于是每次最普通的出行都变成一场对意志的严峻考验。最怕的是上楼。王梅得紧紧抓着乃至扣住楼梯扶手，在无人打扫的栏杆上压下一排灰色的指印。跋涉至最后一层，她已经抬不动腿，双脚发软，只能借着惯性，一节一节台阶地把自己“甩”上去。终于到家，一阵风吹得后背凉飕飕，她才意识到衣服早就被汗打透。
渐渐地，一想到出门，王梅就“心里发怵”。她维系了近20年的退休生活——每天清早到家门口的早市买菜，午睡起来到小区附近的街心公园蹓跶蹓跶，跳跳广场舞，晚饭后下楼丢垃圾，再和邻居们聊聊天——开始被迫改变。近几年，因为爬不动楼，菜市场她逛得少了，只能让孩子们在周末帮着多买一些菜和肉囤在冰箱；广场舞更是很少跳了，偶尔去一次，王梅发现跳舞的人已经换了一批，一问发现不少老舞友都和她有类似的困扰。
她曾寄希望于加装电梯的落地，但最终败给了居委会的“无为而治”。转眼八十岁，看着自己和老伴的身体日渐虚弱，王梅决定在附近换租一套有电梯或者低楼层的房子。
但几家中介都以斩钉截铁的姿态向她否定了这一可能：您这个年纪很难租到房了。还有中介直言：“我们的房子只租给40岁以下的人。”王梅，这位1960年代的大学生、退休前的企业总工不禁长叹：人老了，没用了，连房子都租不到了。
王梅的经历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多家中介公司限制老年人合租或独立承租、限制老人同住，合租的年龄红线低至四十岁，六十岁以上更是租不到房。11月中旬以来，凤凰网走访了位于北京数十家房产中介门店，以帮家里老人租房的名义询问。其中约三成中介提到，“60/65岁以上就很难租房了”。
事关高龄老人租房的纠纷事件近年来也时有发生。数月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房东拒绝向租客交房的案件，其原因正是待入住人中有一位94岁、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2019年，济南一房东在得知租户和年近九十岁的父亲同住后勒令他们搬离，并擅自给房子断水断电，甚至在租户不在家时带人撬门、换锁。对于这两起案件，法院均判定房东违约，但这并不能改变老人租房难这一现实。
类似现象不只出现在中国。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调查，在这个全球老龄化水平（老龄化率达29.3%）最高的国家，66%的房东不愿意租房给老人。中国也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租房难或将成为一个普遍的老年困境。
社交平台上，一位90后女生讲述了自己为60多岁的父母租房频频碰壁的经历。评论区里，不少人表示家里老人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也有年轻网友忍不住吐槽自己遇到的五十多岁的合租室友，“天天外放抖音，不爱干净，还没有边界感”。一条轻轻的感叹淹没在八百多条评论中——“唉，人人都会老的啊”。
回到开篇房东视角的灵魂拷问。半年前，38岁的江苏人严佳就面临这样的抉择时刻。
那时她有一套一居室在出租，有天中介带着一对老人来看房。夫妇俩是退休中学老师，见面时穿着老式衬衫和长裤，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不疾不缓，严佳心生好感。但一问年纪，65和68，她犹豫了。再问两人的身体状况，得知坐在面前的叔叔有心脏病，阿姨有高血压。严佳的笑容僵住了。
“我们看到老年人就知道成不了。”在成都做过半年房产中介的付婷说。她接触过十多个前来咨询租房的六十岁以上老人，没有做成一单。遇到有意租房的老人，有的房东会仔细询问对方的身体状况，更多的人则是“一听到年纪直接就拒绝了”。
据付婷观察，房东不愿意租房给老人的原因约为四类。其中前三类是：觉得老年人事情多，不好沟通；担心老人记性不好，做饭忘关火，出门忘锁门；怕老人在屋里磕了、摔了，自己要担责任。
一位房东在网上记录了她拒绝一位带着七十岁母亲同住的租客的事。担忧之一便是，如果老人在家里摔倒了，认为是地板砖太滑导致，要求赔偿怎么办？在评论区，另一位网友写道，曾将房子租给一位七十岁、体弱多病、子女在国外的老人。入住后，老人整日微信联系他，什么钥匙丢了，不会网购天然气，该灭蚊虫蟑螂了……令他不堪其扰。
如此种种，都抵不过第四类担心——付婷说，房东最忌讳的还是老人在自己家里去世，几百上千万的房子变“凶宅”。凤凰网接触的一位中介说，他所在门店负责的片区就出过这样的事。七十多岁的老人因心脏病猝死在出租屋里，原本租五六千元的房子在那之后只能挂牌两千多。这件事传开后，那一片的房东纷纷找来，明确提出不租给60岁以上的人，有的房东还谨慎地在合同里特别附加一条，“如果租户在居住期间发生意外，一切后果自负，并必须承担由此给房东带来的卖房损失”。
严佳和老夫妇租客见面的当晚，种种可能的麻烦和后果也在她脑海里跑马式地过了几轮。翌日，她还是通过中介狠心拒绝了这对老夫妻。后来房子空置了两个月，直到今年七月底迎来了一位二十多岁的独居女生。
偶尔想起那对和她父母年龄相仿的老夫妇，严佳心里总有些不好受。只是她有着无奈但实际的理由：她家曾有一套位置和装潢都很好的房子，后来急用钱想卖，但就因为她姥爷住在那里时因为癌症去世，迟迟找不到买家，最后降价将近一半才卖掉。
“中国人都在意这种事，没办法，”严佳说，“租房给老人有额外的风险，没有额外的收益。很现实的问题。”
中国有句老话，“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让付婷唏嘘的是，对老人的种种歧视和忌讳是如此普遍、如此深，有时甚至来自老人的子女。
去年冬末的一天，一个中年男人推着一位坐轮椅的老人走进她工作的中介门店，称想要给母亲租房。老人八十多岁，看起来非常虚弱，穿着一身黑红色的棉衣棉裤，更衬得脸色暗淡。付婷问起租房的缘由，中年人支支吾吾，只说希望尽快租到房，钱不是问题。后来有经验的同事告诉她，可能是老人病重，活不了多久了，儿子不想母亲死在自己家里，就到外面租个房子。付婷听得咋舌。
毫无意外地，男人推着母亲失望离去。偶尔想起来那个暮气沉沉的奶奶，付婷感慨也焦虑：年轻的时候买不起房，老了以后连租房都租不到，难道只能一个人去住养老院？
也许这个假设还是太乐观了：如果连养老院也负担不起呢？
要不要租房给老人，不仅是道德困境，法律如何界定同样是难题。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告诉凤凰网，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禁止房东或租赁平台根据年龄选择承租对象。但这种年龄限制对特定年龄段人群构成歧视，侵犯了他们在租房市场中依法应享有的平等参与、平等选择的权利。
澎湃新闻的一篇评论提到，在这类问题上，司法判决坚决不能“和稀泥”——“否则，看似在一起司法判决当中照顾了所谓‘弱势群体’，实则是不合理地加重了房东的负担，结果会导致租赁的大门对更多的老年人关闭”。
那么，人到老年，为何租房？有这样需求的老人有多少？就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老年人中独居和仅与配偶居住的占59.7%；另有29.9%的老年人没有产权属于自己或者配偶的住房。也就是说，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里，近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可用来安度晚年的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家。
孙鹃娟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在和凤凰网的对话中，她勾勒出了租房老人的画像。
一类是流动老人。孙鹃娟将其分为“老漂”和“漂老”两种——
前者指那些为支持子女事业、照顾孙辈或治病养老而迁居到子女所在城市的老人。当他们逐渐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反观家乡的养老条件显得落后而无法满足需要，这些老人会想要留下，但出于不愿意跟子女长期住在一起或是住房空间不够等原因，他们就会考虑租房。
后者则指那些“在地变老”的人。他们在中青年时期来到大城市务工，但无力负担大城市的房价，到了一定年龄还在租房，不断搬家，“漂着漂着就老了”。
65后唐磊就是一名典型的“漂老”。1994年，他和妻子从老家安徽来到北京打工，经营着一个修鞋配钥匙的小摊，一漂三十年。北漂生活的圆心是出租屋。这些年里他搬过四次家，到现在仍住在一间10平米的开间。“我们白天都在外面，就是晚上回来睡一宿，差不多就行，条件好了也贵，不实际。”
孩子是唐磊节俭的重要原因。大儿子的孩子今年刚出生，小女儿还在读大学，未来家里需要用钱的地方数不清。当年一起来北京的老乡们，这些年在北京认识的老伙计们，一大半都已经回了老家，但唐磊还想再多漂几年，“能挣就多挣点，好留给孩子们”。快要60岁的他，目前还没有因为年龄被房东拒绝过。“真到了那一天，我也只能回老家，”唐磊顿了一下，又说，“在北京这么久，其实比在老家还熟悉了，真不愿意走啊。”
人口的迁移流动叠加老龄化之下，流动老人的数量正快速增长。《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老年流动人口数量从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同时期内，老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的占比也从4.9%增长至5.3%。这一群体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尤为突出。根据2018年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六个城市的老年流动人口平均占总流动人口的12.8%。
孙鹃娟认为，还有一类老人的租房需求与住宅、社区的老化相伴相生。《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35%的中国家庭住房建于2000年以前。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较早的城市，“人老房也老”的问题尤其凸显，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配套设施，都难以满足养老的需要。
以北京为例。根据《2023年北京老年居住需求洞察报告》，目前北京老旧楼房配备电梯比例不足25%，而一半的北京市老年群体居住在无电梯住房中，其中七成以上居住在中高楼层。王梅和老伴就是这样，日常生活被爬楼严重阻碍，没有电梯的五楼是他们住了四十年的家，也是如今的束缚。
“对于这些老人来说，租房不是为了追求多优越的居住环境，而是一种生活上的刚需。”孙鹃娟说。
养老观念的变化也催生了大量租房老人。孙鹃娟谈到，随着60后退休潮的到来，新一代老人的受教育水平、自我意识和经济独立能力都更高、更强，会追求更为独立的养老方式，而不一定只依靠子女。另外，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普遍更高，存在更多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挤在一两千万人的特大城市里，租房老人很少被看见，他们困在老化的住宅里，困在异地养老的难题里，想为晚年寻得一处更便利生活的住所，却被租房的年龄红线卡住。这样的老人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拒绝了老人的严佳就在歉疚之余隐隐后怕：
如果早些年她没有攒钱买下这处小房子，老年流离失所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甚至是未来的她自己？
还有很多时候，直面租房年龄歧视的不是老年人自己，而是他们的子女。当下，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然拿起了为父母养老的接力棒。
今年43岁的郑静生活在一个“双独家庭”——她和丈夫同龄，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成为沪漂，奋斗多年后终于在30岁时买下了一套上海的老破小，次年还生了女儿。生活的拐点来得突然。五年前，郑静父亲中风后半边瘫痪，余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她不忍有严重颈椎病的母亲一人承担照护的辛劳，计划着把父母接到上海。
但父母住在哪儿成了难题。住自己家？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没有无障碍通道，父亲住进来等同于坐牢。住养老院？她提起过一次，父亲用囫囵不清但高亢的声音激烈地表达不满，加上她也不信任养老机构的照护质量，这个选项就此作罢。郑静和丈夫一盘算，发现租房竟成为仅剩的一条路。
对于老人租房的不容易她之前有过预想，但没料到会是这样的“地狱难度”。在这场长达三个月的战役里，她加了十几个中介的微信，每天下班后除了给孩子做饭、陪孩子做作业，就是转遍上海看房。为了减少房东的顾虑，她提前联系好了保姆，后来还主动提出可以押一付六，即便周全到此种地步，仍然被大部分房东“一眼拒”。最后她终于找到一套楼道口有残疾人坡道的房子，虽然比预期中离她家要远，好歹父母有了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落脚之处。
生活还在继续。疫情之后，郑静这个“双独家庭”里四个老人的身体都每况愈下。每次聊起未来给双方父母养老的方案，郑静和丈夫都觉得乌云盖顶。
为期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在2015年正式宣告终结，但留下了超过2亿人的独生子女群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曾推算，像郑静这样的城镇“双独家庭”将在2030年达到34.2%的最高比例，“单独家庭”则更多，将持续保持在近50%左右的高位上。父亲生病后，郑静实打实地羡慕起姑姑家的两个表姐——姑姑住院的时候姐妹俩能轮流陪床，彼此安慰；家里有什么事两人都可以商量，有需要用钱的地方也可以一起分担。
郑静为父母奔走租房的艰难，是独生子女养老压力的冰山一角。对于更多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来说，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在《2023-2032：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困境真正来临》一文中，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风笑天分析认为：在2023-2032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主体（80%左右) 的年龄范围将处于75-84岁，这意味着他们将跨过75岁的“失能拐点”，进入生活自理能力明显下降、他人照料需求明显上升的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在下一个十年将面临的现实。
如何让有租房需求的老人们有一处容身之地，迈过老有所依的第一步？
老年公租房是措施之一。10月11日，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提出，指导各地在公租房保障中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予以优先配租。
已经迈入中度老龄化的北京，从2017年开始推出老年公租房，室内设置有无障碍设施和紧急求助按钮，还有管理员和独居高龄老人“一对一结对子”；杭州公租房为70岁以上老人提供了优先选房的福利；重庆在一些公租房社区里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社区食堂等；接近中度老龄化的广州，则在今年八月发布的公租房新政中明确提出，对于所有成员均年满60周岁的申请家庭，其家庭收入和财产标准将放宽至政府公布标准的130%。
不过，这类保障房意在解决部分困难人群最基本的居住需求问题，因此对老人的年龄、户籍、经济条件都有着严格限制，且在就医、便民等配套设施上仍相对薄弱。
身为亚洲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的做法或可作为参考。假如你是一个日本老人，面临租不到房的窘境，“附带服务型高龄者住宅”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这是日本政府从2011年起推出的一种专供高龄老人居住的市场化租赁型住宅。居住其间，你可以享受到看护人员的全天侯轮班值守，出门看病也有护理人员陪同。截至2023年1月，日本已有超过8000栋、总计28万户的附带服务型高龄者住宅，平均入住率达89%。
不过这种住宅的“入场券”，是缴纳几十万日元的保证金加上平均十几万日元的月费，在人均年收入四百多万日元的日本，这是一笔不低的费用。
回到中国。在孙鹃娟看来，要想真正解决老人租房难的问题，并非单单规范租房市场就可以实现，根本在于打消房东对于风险的顾虑，而这需要完善养老服务和保障体系，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这恰恰是最无奈之处：对每一个正在衰老的个体来说，最有限的恐怕就是时间。
在广州经营着一个家政团队的余霞，偶尔会想起一位未曾谋面的老人。去年年初，老人的孙女找到她，表示想要给九十多岁的奶奶雇一个住家阿姨，不过因为自己家里空间有限，打算在家附近给奶奶和阿姨租个房子住。余霞也帮忙询问了几个中介，但他们一听到老人的年纪就都拒绝了。老人的家人甚至提出，如果老人真的在出租屋里去世了，他们愿意赔付几个月的租金，但仍然找不到房子。
后来老人被送去了康养中心，这个家政订单自然也无疾而终。时间一长，余霞也就慢慢忘了这件事，直到今年年中，她刷到老人孙女发的朋友圈：奶奶去世了，我很想她。
在问题得到系统性地改善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同理心或许是为数不多的解法之一。在郑静连续碰壁近三个月后，最后租房给她父母的是一个五十多岁、一直独身的姐姐。熟识以后郑静曾问过对方为什么愿意接受老人做房客，她至今记得那个姐姐的回答——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我希望等我老了也能得到这样的帮助。”
应受访者要求，王梅、严佳、付婷、唐磊、郑静、余霞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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