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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的年轻人，开始考虑养老问题的时间，可能比上一代人早得多。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年轻人向往抱团养老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有评论称，如果说养儿防老是父母辈的终极理想，那么抱团养老就成了年轻人的定心良药。 然而，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今天就直接躺平一心等着日后“抱团养老”，那么落入陷阱的可能性，也许远大于梦想成真的可能性。 
年轻时独立久了，年老时还能抱团吗 初看上去，抱团养老确实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现在的年轻人，经常要面对催婚：“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没人照顾怎么办？” 在有了抱团养老这个说法之后，年轻人就可以这样回答了：“没关系！到时候可以抱团养老啊。我可以和朋友们住在一起，互相关照。” 这样，抱团养老似乎可以缓解年轻人的婚姻和育儿焦虑。其实，用“抱团养老”来回避催婚难题可能还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个概念似乎可以让年轻人暂时不用考虑“老了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 可以说，抱团养老这个概念，击中了年轻人的痛点。 年轻的时候，不用结婚、不用生儿育女，不用背上沉重的房贷……生活将变得更加独立、轻松和美好。然后等到年纪老了，也不用去养老院，找一个好地方，和志趣相投的朋友抱团养老，相互扶持、一同变老。 想想都太美好了！足以让一些年轻人瞬间忘掉烦恼，摆脱焦虑。 这种想法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许多人婚育意愿下降，对常规的家庭生活的向往减弱，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独居则变得有吸引力起来。年轻时，身体健康、收入也好，独居生活确实舒服，既轻松，又自由。 然而毫无疑问，独居的人在步入老年后会面临很多问题，有可能会陷入孤独与无人照料的窘境。身体健康还好一些，万一身体不好，生活自理马上就会成为问题，如果不幸失智、失能，那么甚至连呼叫求救都有可能力所不逮。 事实上，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转，即便不考虑个人主动选择独居这种情况，仅仅从统计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独居也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是老年女性。 
根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2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97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而在60周岁以后，女性总体人口就会超越男性，到85岁以后，男性存活率不到女性的70％，因此未来可能会出现大量老年独身女性。 然而，就年轻人而言，从年轻时享受独居生活，一下子跳到老年时的通过抱团来解决养老问题，中间实在有太多的缺环了。最简单的一个缺环是，待进入老年之后，真的开始实施抱团养老时，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 退一步说，就算有了足够的钱，从“独居”生活过渡到“抱团”生活，真的那么容易过渡吗？ 且不考虑柴米油盐吃住行、照料病人、管理公共事务等非常考验人的具体事务如何解决，光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心态的调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年轻时选择独居的人，通常比较独立和有个性，喜欢自由，也不太愿意将就他人（很多人不想结婚，就是不想将就，而是希望与自己“真的有感觉”的人在一起生活）。但既然多年来已经习惯于独立、自由和不将就，难道一到年老之后就能改变，能够与他人抱团、将就他人的生活习惯吗？ 也许，短期内将就是可以做到的，但要将就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多年轻人对抱团养老的热切向往，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现在之我”对“未来之我”的理想化想象，而养老问题最需要的恰恰是从“未来之我”的角度，来设想“现在之我”应该怎么做。 因此，我们需要先穿透表面，剖析抱团养老的本质。 
抱团养老的托底问题 其实，抱团养老不是一个新现象。 “抱团养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丹麦，之后推广到了瑞士和荷兰，然后在欧美各国和日本流行起来。 从概念上看，抱团养老是指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不依靠子女，离开传统家庭，也不入住养老院，而是搬到同一个地方搭伴居住，共同承担生活成本，彼此慰藉精神上的空虚。 因此在国外，抱团养老是介于在家中养老、与在养老院中养老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在中国，养老方式大体上分为家庭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等三种，而家庭养老这种方式占到了绝大多数；至于抱团养老，现在仍然处于初步的尝试阶段。 但这种分类其实掩盖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养老所需要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得更确切些，就抱团养老而言，参加抱团养老的那些人，是不是本来就已经参加了所在国家的养老保险计划、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的，或者本来就有其他退路的（比如说，自己为了养老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储蓄、又或者遇到特别巨大的困难时可以回到家庭，等等）。 欧美各国和日本的抱团养老的参与者，大体上都属于参加了所在国家的养老保险计划、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的人，这不是一个问题。 
例如，全世界今天最著名的抱团养老社区英国的新园（New Ground），向来被视为抱团养老理想的现实对应物和引路明灯。在对它的洋洋洒洒介绍中，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些不起眼的字句： “如果有谁不小心摔断了骨头，那么邻居会帮她就医、送餐，短期照料。但如果有谁失能或者失智，那么邻居不必独自挑起艰难而长久的护理任务，由社会局、家人与被护理者本人聘请的专业护工来进行照料。” 而当下，媒体报道的几乎所有抱团养老的案例，无论是否成功，都会提到“退休之后”，退休金多少，然后打算怎么去做。 这就意味着，抱团养老本质上要解决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在养老有了保障后，通过抱团养老这种方式，是不是能够更好地享受退休生活”。 因此，抱团养老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年轻时只管享受自由和轻松，年老时自然可以抱团养老。其实，要想在未来抱团养老，现在就得开始着手准备。 事实上，很多年轻人已经认识到了，抱团养老其实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情，甚至可能比年轻时参加社保、退休后领取养老金还要高。 因为抱团养老归根到底是无法解决失智、失能的老人的养老问题的，因此，抱团养老在很大程度上是必须以其他某种更能够托底的养老方式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抱团养老就无从落实。 除此之外，抱团养老至少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居住地，而要做到这一点，无非是两个途径。一是所有参与者共同努力建造一个新的居住地，具体方式包括大家在同一个小区买房、租地或买地建造一个住所，等等；二是由某个参与者提供住所供大家居住。 后者可能会带来一些后遗症（因为各参与者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是无论采取哪一个途径，都需要付出不菲的经济成本。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有真正的抱团养老计划的年轻人都是很有决心和斗志的，他们希望做到“在未来多少年里，拼命把能赚的钱赚到，然后一起退休”。 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抱团养老这个概念本身在给人带来慰藉的同时，也可能有点误导人，倘若把它当作躺平的借口，那么要小心落入它的陷阱。 幸运的是，抱团养老带来的这股热潮，确实揭示了老龄化时代的一个重要机会。 
老龄化时代的好生意 毫无疑问，抱团养老是一种新型养老方式，在中国，至少可以作为其他养老方式的补充，或许可以与社区养老服务结合起来推进。 抱团养老要想顺利，除了必须有明确的规则和约束，以划分每个参与者的利益和责任之外，还需要参与者的坚持和努力，以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在传统的养老方式各有弱项的情况下，对这种新型养老的探索方式无疑是值得鼓励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不考虑这些，而是再深入一层思考一下，抱团养老真正最适合的是哪个人群？ 《快乐老人报》曾报道杭州一位退休教师招募抱团养老成员的消息，其中包括了“人员要求”：“首先性格能够合得来，不要斤斤计较、搬弄是非。年龄要求70岁以下，不抽烟，没有传染性疾病，经济上独立，生活能自理。” 在一定意义上，在老龄化时代，这就是对可能颇具消费能力的群体、甚至从某个角度来看也许是最有“活力”的群体之一的画像：经济上独立的、生活上能自理的、70岁以下的老年人。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比日本迟了十五至二十年。日本的经验或许有借鉴意义。 在日本，随着经济高增长时代渐行渐远，越来越多年轻人进入了“低欲望”状态，而老年群体越来越壮大（社保支出在日本2024年的财政预算占到了34％）。 日本早就克服了老人就是那些没有消费能力、需要他人护理的人的刻板印象。老年人被进一步细分为：准老年人、新老年人、活力老年人和受护理老年人。 
准老年人是50岁至60岁，即快要退休的老年人；新老年人是60岁至65岁，刚退休的老年人； 活力老年人是65岁至75岁（或甚至更大的年龄）的老年人，身体健康，不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受护理老年人才是符合我们的刻板印象的那些衰老、无力的老年人。 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准老年人、新老年人和活力老年人，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最有消费力、最有时间、甚至可能成为最有活力（在医学进步之后）的群体之一。 事实上，退休之后，仍然愿意在抱团养老这种事情上继续折腾的那部分老年人，大概率也是最具活力的老年人群体。 为这个群体提供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可能会成为老龄化社会最大的机会之一。 抱团养老，不就是提高这个老年人群体的退休生活质量的一个途径吗？这种养老方式，不仅可以帮助老年人克服居家养老的孤独、摆脱养老院养老过于拘束和无聊的生活，而且能够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可以继续学习、社交、做事，甚至创新、创业。 因此，面对抱团养老热，年轻人不必停留在想象上，而是可以抓住它所揭示的机会做一番事业。年轻人或许还可以将自己当前的事业与未来的抱团养老计划衔接起来，那样的话就更好了。 作者｜ 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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