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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社会，获得体制内的工作是顺利迈向婚恋大门的‘通行证’，除却私人关系，社会组织或单位也会主动担任‘红娘’身份。”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赵丹在研究文章《体制分割与青年的婚恋行为和就业选择分析——以东北青年为例》中指出，无论形式如何，体制内与体制内的单身青年联姻成为一条不成文的社会规范，这条规范对东北单身青年择偶行为的形塑与约束，不仅体现于个体的婚恋行动中，而且表现在有组织的相亲活动中。 该文是黑龙江省社科规划2023年度一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已于近日刊发在2024年第6期的《中国青年研究》上。 赵丹介绍，其曾于2017年7月至2019年8月，在东北X市实地调研，针对现在或曾经于X市就业和生活过的个案（18人）进行访谈。该市在东北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典型的工业城市之一。 该文提到，体制对东北青年婚恋的影响力，或许超越了收入、学历、户籍、毕业院校、个人能力、样貌，甚至包括爱情在内等诸多常见因素。没有进入体制内的单身青年，尽管拥有收入来源、高学历、房子和车子等优越条件，也难获得与体制内单身青年发展一段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的机会。如果一对青年在偶然的情境下产生了情愫，若得知一方在体制内就职，另一方暂无体制内的职业，则有可能导致这段感情无果。甚至，处于体制内的一方还可能产生被对方“占便宜”或被“高攀”的顾虑。只有双方同在体制内或体制外，喜结良缘的可能性才会显著增加。总之，体制内的工作对东北适龄单身青年做出婚恋决策的影响很大。 “在东北社会，缺少职工身份，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婚恋机会均大幅降低。”赵丹在文章中直言。其中，一名受访者曾在某机关事业单位从事公益性岗位，其间受单位领导安排准备参加公务员体制内组织的一场联谊活动，但在报名环节就以失败告终。据她转述，举办单位的一名负责人在电话里给出的理由是“公益性岗位身份不是正式入编人员，不能参加这次活动；再说了，就算是去了，公益性岗位人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肯定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不出口......”回忆起这番“劝退”的言辞，这名受访者至今愤愤不平:“当时我就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和侮辱，公益性岗位怎么了，有啥见不得人的。” 赵丹还注意到，身在东北地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隔是东北青年从就业到婚恋绕不开的议题。体制内的工作或许在一些青年看来无足轻重，但是只要在面对婚恋问题时，就会被重新带回关于体制内外的审视和拷问。视体制内就业结果为最优的单向社会评价体系，助长了一些东北青年盲目“考编”的跟风行为。而且，这也打击了那些凭借技能优势、依靠劳动谋生的体制外东北青年。更重要的是，这种评价标准还加剧了一些东北青年不出门、不社交、不就业、不婚恋等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离开。当下已有不少东北青年选择逃离东北，向外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 文章分析，对于东北地区的大部分青年而言，先“立‘体制内’的业”，可为“成家”推波助澜。获得体制内的一席之地，或与同为体制内的单身青年联姻，不但是社会个体的理想，而且是重要他人乃至社会的共同期望。这种集体共识甚至成为一种具有潜在强制性的婚恋行为规范。一旦没能获得编制，东北青年的婚恋过程也将受阻，社会个体及其家庭都可能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体制内与体制内的单身青年缔结婚姻的潜在社会规范，既排斥了体制外的单身青年，又加剧了体制内单身女性的婚恋难度。 在赵丹看来，探讨青年的就业取向与婚恋行为，需要重视制度结构因素的作用力。处于体制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青年的失业率可能较高，青年的单身率或也随之水涨船高。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现象在东北社会贯穿始终，且仍在被强化。对于体制内的青年来说，梯度婚姻匹配的理论观点颇具解释力;但对于体制外的青年而言，难以通过教育、收入、职业或爱情等交换条件，与体制内的单身青年实现跨体制通婚，这阻碍了东北地区的社会开放进程。跨越体制障碍通婚在东北的难度较高，群体边界因体制分割而泾渭分明，社会融合度欠佳。值得警惕的是，关于体制外的就业歧视已蔓延和渗透至东北青年的婚恋场域，对于未能符合社会期待的任何就业形式，婚恋机会也将受到削弱。更重要的是，这也导致潜在社会人才资源的浪费和搁置，加剧当地青年的失业率和单身率。 该文最后呼吁，东北地区近来以发展冰雪经济带动了全国冰雪旅游热效应，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打卡，也增加了全国对东北区域发展的关注度，更提升了青年游子返乡创业就业、安家落户的意愿和动机。不过，若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问题依然严峻，就不得不重新回到东北青年关于就业与婚恋的老问题。应当鼓励东北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就业观，但前提应是基于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以及社会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与丰富化。只有突破体制内外二元对立的职业结构，社会对本地青年和返乡青年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才能逐渐增强，东北青年的就业选择与婚恋行为才能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与改善，从而形成一系列的良性循环，这也是更好地应对东北少子化、老龄化和人才流失等挑战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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