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幼童在上海合影 遥想37年前的清同治年间，大清帝国内乱不止，风雨飘遥，即将倾圮。有识之士开始提倡推行洋务，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与推行者。时容闳自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有意振兴国内经济和工商业发展。[33]同治四年（1865年），容闳为两江总督曾国藩于上海创设江南制造局，制造先进机器，并附设翻译科，翻译与西洋科学有关的书籍。继则容闳又商请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派首领，挑选一部分幼童赴美留学。同治十年（1871年）秋，在容闳多年倡议、奔波，曾国藩、鼎力相助下，选派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计划得到朝廷恩准。按曾国藩、李鸿章奏折和容闳所拟派遣留学生章程，暂定总额为120人，分四批出国，第年遣送一批，每批30人，连续派遣四年，每年大约在同一时期放洋。学生年龄最低不少于12岁，最大不超过15岁，在美国各大学学习15年毕业，“按年分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34]考生“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生检验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写读，曾入学校习英文者，则并须试验其英文，应考及格后，当先入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至于学生留学经费及出洋之服装等，皆由政府出资供给，每批学生放洋时，并派一汉文教习随同偕往。”与此同时，由曾国藩领衔签署的奏折中，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同时在附设章程中规定：归国留学生“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35]9 月 9 日，皇上圣旨批准办理。
1872年夏，上海留美预备学堂举行中、英文会考，首批进入学堂学习一年的30名幼童全部及格，获准放洋。容闳则于这年7月初先期赴美，为留美学生安排一切。这年的8月11日，詹天佑、梁敦彦、邝荣光、蔡绍基、容尚谦等30名“奉旨钦赐官学生，赏赐袍帽顶戴”，由监督陈兰彬及助手曾兰生、容增祥等带队，自上海码头出发，跨越太平洋，于9月12日到达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当天就住进了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九层楼高的摩天大厦“皇宫大饭堂”。稍后，幼童们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开始了留学生涯。少年们入乡随俗，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很快成为就读各学校优秀学生。 1873年初夏，第二批幼童赴美，领队是中文教习容元甫。抵美后，幼童按计划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据后来成为纽约中文报纸编辑的李恩富回忆：我很幸运地分配到春田（麻省）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拥抱我并吻我。她的动作使其他同学均大笑，更使我脸红。当然，我没说出我的尴尬，可能自襁褓以后，这是我首次被人亲吻。”[36]时与李恩富一起住在这位太太家的幼童留学生仅懂少许英文，与对方交流尚不适应。当第一个星期天来临时，太太要他们去“主日学校”，幼童们只听懂“学校”二字，便立刻拾起书包作好准备。待最后发现自己被领到教堂里就坐时，有两位幼童如遇大敌，立刻夺门而逃，跑回住处把自己关于房间不再动弹。——类似这样因语言沟通不畅而引发的误解甚至矛盾，在开始的一年内屡见不鲜。当幼童逐渐适应本地语言和生活习俗后，类似误入教堂的笑话便成为回忆中美好的往事。 
1874年夏，第三批幼童即将赴美，上海《申报》借此机会，于8月6日对第一批幼童留学生近况作了如下报道： 闻今年二月份月课，梁敦彦考取第一名，蔡绍基考取第二名，黄开甲考取第五名，凡在前列者已陆续升入大书院内学习，行见蒸蒸日上。不数年后，中西各学尽能通贯，此诚我国家作人之雅化也。其尤足喜者，各幼童在外洋，俱得起居安吉，并无水土不服之虞，曾将西国照相法，每人各照一相，邮递至出洋总局，则皆容颜丰腴，仪观雄伟，彬彬然尽有儒者风也。现在第三批幼童业已选定三十名，不日随祁司马前去，作十五年之壮游，经六万里之沧海。乐哉斯行也！ 如此大场面的壮游，延续到光绪元年，即1875年结束。至此，清政府在四年间共选派10岁到16岁幼童120名赴美留学——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批幼童原计划留学15年，由于政治文化的差异以及国内顽固派作梗，9年后便奉命撤回，留学计划中途夭折。 关于留美幼童中途归国事件颇为复杂，大而言之，与下列诸事有关。幼童多半介于12至16岁之间，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美国化”速度惊人，对自身印象更是敏感。刚入校就读时，清廷规定幼童必须以中国的老规矩，穿长袍、扎辫子，外貌颇像女生，引得美国同学哄笑与戏谑，也引来一场场打得鼻青脸肿的纠纷。如有一幼童着厚底布鞋，戴瓜皮帽，于乡间追逐邻居家一头逃跑的猪，引得全村人大笑不止，这位幼童发现后羞愧万分，以后与当地学生的纠纷甚至挥拳开打不可避免。当幼童渐渐长大并适应美国式生活，开始学穿西装、扎领带、登皮鞋，严俨一副美国本土学生打扮。此一改变，早年留学美国的容闳表示默许，而正监督陈兰彬却大为光火，给予严厉责罚，此为容、陈二人冲突之始。西风既开，一发不可收搭，有同学竟悍然剪去作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陈兰彬认为是大逆不道，甚至犯上作乱，立即下令手下人将剪辫者捉拿起来，遣送回国予以惩罚。容闳虽表同情，却抵不住陈兰彬看似义正词严的威势，只得目视泪眼汪汪的幼童被送上归国的轮船。自此之后，容闳对陈氏内心的愤恨更加强烈。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出资七万五千多美元授权容闳在康耐狄格州哈德市（Hartford）福城建造“幼童出洋肄业局”楼房一座，以备幼童留学计划长久地坚持下去。也就在这一年，陈兰彬奉调归国，另派一守旧派人物区谔良为“肄业局”委员。当区氏得知容闳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且又加入了美国籍，娶了美国妻，在美建立幸福家庭后，认为容氏本人就是离经叛道的反面典型和汉奸，“出洋局”乃孔教之耻辱，遂密报清廷，加速了北京守旧派对容闳的杯葛。 同治皇帝驾崩后的光绪元年（1875年），陈兰彬及容闳分别出任驻美、西、秘三国正副使臣（公使），按清廷官场的价值判别，此为一种荣升。但容闳希望能专心主持“肄业局”并致信李鸿章陈情。李的答复是，容既担任副使，同时保留对该局的职权。作为副使的容闳需长驻华府，出洋局大权随之旁落，对幼童管理、教育等事宜鞭长莫及。而更令容闳没有想到的是，光绪四年（1878年），陈兰彬第二次抵美就任大清国首任驻美公使，同时携来原侍讲衔翰林院编修吴子登，出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以正监督的身份主持该局事务。吴氏乃刚愎顽固之辈，一上任，其“叶公好龙”的本色立即显现，频频发布“谕告”、“规章”，再三强调幼童不可忘掉祖宗和“本国规矩”。第三批留美生唐绍仪见到吴氏未行跪拜礼，立即招来一顿板子，屁股被打肿，疗治数日才得恢复。每逢寒暑假，吴子登规定幼童必须集中到肄业局大楼研习中文，读四书五经，且致函各幼童所在学校，对“美国地理”“钢琴演奏”“英诗写作”等课目，“本局切盼中国各生之美籍教师们立刻予以停授”。 吴子登一面对幼童大加训斥体罚，并以遣送归国为要挟，一面向国内朝廷大员包括李鸿章发电致函告状，对幼童及容闳本人大肆攻击污蔑。李鸿章此时正受同僚及政治对立面权臣排挤，对容闳与吴子登、陈兰彬的纠葛，以惯用的“和稀泥”“捣浆糊”外交手腕给予劝勉，并告诫以大局为重，不要“负曾文正创办之初衷”云云。但吴子登与陈兰彬等人非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欲治容闳于死地。在致朝廷的奏折中，吴子登以“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等等事由加以诋毁，并请朝廷裁撤出洋肄业局，勒令幼童归国。同时危言耸听地密报：“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37]对于陈、吴二人的污蔑与状告，容闳与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写信向李鸿章辩解并陈述意见，谓：“吴子登本为反对党之一派，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于曾、丁二公所创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夫文正之创此留学事务所[出洋局前身]，其意固将为国家谋极大幸福也。吴子登苟非丧心病狂，亦何至欲破坏此有益于国之事？愚以为若吴子登其人者，只宜置之疯人院或废病院中，何足以任留学生监督？且举荐吴者实为陈兰彬，陈亦怯懦鄙夫，生平胆小如鼠，即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予之与陈共事，无论外交方面、教育方面，意见咸相左。予今试略举一事……。”[38]
梁浩如与唐绍仪 尽管李鸿章与容闳等为此谏阻，并由容闳出面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等致函清廷说情，终未能阻止吴、陈二人以及朝廷守旧势力、顽固派，包括曾国藩次子、外交官曾纪泽等人在内的联合夹击。1881年，清廷下令撤消出洋肄业局，召回留美幼童。容闳亦接到裁去副公使的谕召，循例归国销差。同年暑假，留美幼童离开哈特福德城，赴旧金山候船归国。时就读于耶鲁大学的22名幼童生，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刚顺利毕业。而容揆与谭耀勋二生则抗拒召回，留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当初120名赴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9名、执意不归及病故者26名外，其余94人均在各大、中、小学就读，分三批于这年夏秋被遣送回国。 归国幼童踏上祖国土地，国内守旧顽固势力并未因此而消解心中的怀疑与厌恶，反而给予幼童以极大的羞辱，其遭遇至为悲惨，一位幼童在回忆中说：“我们所得的待遇，直同被褫夺国籍的罪犯。上岸之后，即由兵士一队，押解入上海县城，安置一所破旧不堪，久无人迹的书院里。每人发一张床板一袭秽被。室内潮湿霉烂，臭气熏人，可达里许之外。大门小户，布满兵卫，既禁止我等外出，亦不许亲友入内探视……。我等手中不名一钱……直蛮荒野人之不若……。”[39] 面对留美幼童离奇曲折的命运，国内外舆论众说纷纭。清廷的清流派与朝野进步分子深表惋惜，一代大儒黄遵宪曾作诗哀叹道：“坐令远大图，坏以意气私。牵牛罚太重，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40] 尽管命运多舛，遭遇不济，但留美归国的幼童没有就此沉沦，在日后的岁月里破蚕而出，奋发向上，于山河破碎的中华大地勇力搏击，逐渐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个庞大而有力的精英群体，于诸项事业中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批人物中，有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一批）；有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人黄开甲（一批）、袁长坤（三批）、朱宝奎（三批）、周万鹏（三批）；有中国第一代海军将领容尚谦（一批）、蔡廷干（二批）；有中国早期最著名的煤矿——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一批）；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一批）；有世人熟悉的清朝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一批）；有在上海照顾梅贻琦等留学生订票、吃住与登船事宜的民国第一任电报总局局长唐元湛（二批）；有唐山路矿学堂总督、交通大学创始人、民国邮传部副大臣、外交总长梁如浩（三批）；有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三批），以及力尽波折，争取庚款退还大清王朝的驻美公使梁诚（四批）。[41]
蔡廷干
梁敦彦
当美国政府决定把多索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派遣留美学生之时，负责实际事务的清廷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草拟此一新的留学教育计划，提议于北京创设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在下一代中国学生出洋之前先教他们英文。这个决定，就来自他幼年留美曾经有过的痛苦的体验。遥想当年，“他本人和容闳带出去的其它孩童刚到新英格兰时，常因发音不准确或忘记端上来的食物叫什么而被耻笑，异常难为情：下一代的留美学生如果能先学一点英文便不至于如此。”后来梁敦彦提议创设的“这所新学校，日后演化为当今中国最具声望的清华大学。当年初创的时候，第一任校长是容闳当年带到美国去的另一孩童——唐国安。”[42] 事隔37年后的1909年11月底，“中国号”邮轮穿越浩瀚的太平洋，蒸汽火车横跨北美洲，抵达美国东部城市士皮令飞鲁（Springfield，春田）。唐国安站在车窗前向外辽望，前来迎接的正是当年与自己同期留美的幼童，曾抗拒遣送归国并坚持读完耶鲁大学、时为中国驻美使馆头等参赞容揆。[43] 大清帝国的少年学子再度连袂翩翩而来，恍如隔世的美国新闻界予以极大关注，记者们在争相报道唐国安与他率领的47名清国留学生的同时，亦没有忘记容闳这个闪光的名字，以及当年他亲率幼童赴美留学的光荣历史，还有他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的伟大贡献。[44] 尽管本次以庚款派遣留学生赴美，受到号称革命者如章太炎等辈，以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口诛笔伐：“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清政府“妄遣十百少年”留学美国，实“有百害而无一利”云云。[45]但毕竟大势所趋，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当此之时，已是81岁高龄的“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正在美国，他劝说族侄容揆出任留学生监督，借以延续自己当年的未竟之梦。 岁月流逝，世道轮回，从容揆、唐国安率领的一群黄皮肤、黑眼睛、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身上，老迈依杖、白发苍苍的容闳，独立于浩瀚无垠的旷野，又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以及那个阳光灿烂的秋天，率领幼童穿越新英格兰大地的欢乐场景。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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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2 15: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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