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第三次开放

微言网编辑部

我们经历了非常复杂的2020年，对2021年有了新的期望。2021年是十四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的“第一个百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会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我们今天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着这个新时代的机遇。中欧投资协定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协议，预示着中国的第三次开放。

近代中国的两次开放

近代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第一次开放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是英国的军舰和西方列强强迫打开了我们的国门。第一次开放是被迫的开放。正因如此，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危机。在之后漫长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各行各业的中国精英走上了拯救国家和生存的道路。最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成功的道路，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人们说，毛泽东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挨打”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开始了第二次开放。这是一次主动的开放。20世纪80年代，我们得出的教训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我们主动打开国门，请外国资本进来。正因为是主动开放，我们紧紧抓住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每一次机遇。

在过去的40多年中，我们取得了巨大建设成就，从一个邓小平先生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80年代初的300美元左右提高到今天的超过10,000美元。我们今天拥有4亿中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40年里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贫困。在过去的8年里，就促成了1亿多人口脱离贫困。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今天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些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所以，人们说，邓小平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挨饿”的问题。

第三次开放：单边开放

开放不仅不可怕，而且促成了我们制度的进步。20世纪90年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我们为了“接轨”，修改和修订了无数国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和世界接轨。尽管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我们产生了影响，但我们本身不仅没有发生危机，而且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根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当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我们的快速崛起，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认为我们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近年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带动着世界地缘政治的大变化。特朗普政府不仅自己和中国搞对立，而且宣称要组成“世界队”来对付“中国队”，做着和中国全面冷战的准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正处于第三次开放的前夜。第三次开放不仅仅是主动的开放，更会是在很多领域的单边开放。也就是说，即使美国的强硬派围堵我们，封锁我们，我们也要向美西方国家开放。今天的中国，有决心和能力这样去做。

如果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我们就不必避免和过于担心竞争。中美之间的竞争是看哪一个国家更开放，而不是竞争哪一个国家更封闭。从历史上看，哪个国家更开放，哪个国家就更能得到发展；一个国家如果变得封闭了，不管原来是多么强大，也会最终衰落。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开放状态下，世界市场才会存在，生产要素才会流动到那些开放的经济体。

2017年，当美国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宣布中国会继续推进全球化。之后，习近平主席多次重复和强调中国开放和推进全球化的决心。实际上，开放早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不会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就能力来说，我们也已经强大到实行单边开放的时候。经过40多年的磨炼，我们积累了足够的物质财富和经验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一个具有4亿中产市场的经济，其深化开放可以改变世界投资贸易的趋向。

根据美国华盛顿一家智库(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统计，尽管过去两年特朗普和中国搞贸易战，但仍然有6000亿美元进入中国市场。根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统计，今年头10个月也有2000亿美元进入中国市场。也就是说，不管美国行政当局或者任何一个西方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如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是不会放弃中国这一庞大市场的。

在实践层面，我们最近和东盟等国家签署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习近平主席表示，我们对CPTPP也持开放态度。12月30日晚上，我们又和欧盟签署了中欧投资协定，为长达7年的谈判画上一个句号。所有这些都指向着我们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国家。

第三次开放重在竞争规则制定权

不过，单边开放是为了国家的更加强大。第三次开放的目标是什么？我想不仅仅是传统上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技术升级和创新问题，更重要的是方方面面的话语权和规则问题。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挨骂的问题。只有掌握了规则制定权才会彻底改变被动挨骂的问题。

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是今天国际竞争的核心，更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抱怨就是中国没有遵守美西方确立起来的方方面面的规则。

在规则竞争方面，中国面临着几个重要的问题和挑战。

第一，对现存规则的改革。中国通过“接轨”而进入世界体系，世界体系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各种规则的。不过，这些规则是美西方主导下确立的，反映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并不想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革命家的角色，我们是改革者，提倡通过国际体系和规则的改革使得世界体系更加公正公平。

第二，如何把市场转化成为规则。西方主导世界规则和西方的市场分不开。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但我们仍然没有规则制定权。如何把我们市场的份额转化成为规则制定权？就互联网来说，即使欧洲国家没有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但也在利用其市场力量，积极制定互联网规则，欧盟已经出台了诸多互联网监管法律法规，和美国、中国竞争规则权。

中国尽管拥有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占了世界互联网很大的份额，但我们的规则制定权少而又少。我们需要思考这是为什么。

第三，主动创始和参与未来规则的制定。近年来，我们通过推进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在主动创始一些区域或者全球规则，例如“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等，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下一步，我们要考量如何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让更多的国家接受我们的规则。

作为大国，我们不能学习从前的西方，把自己制定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相反，我们在制定规则时需要充分考量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需要。

第四，如何竞争世界标准？在今天的世界，规则的背后就是标准、方方面面的标准。我们有强烈的意愿参与未来标准的制定。我们已经表示对TPP持开放的态度。RCEP和TPP是两个不同的事物：RCEP主要是传统投资贸易关税等，而TPP是标准。对标准的竞争更有利于我们本身技术的提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内循环的核心是统一国内的规则，外循环则是中国规则的国际化。

如何结合双循环来考量规则的竞争意义重大。我个人认为，内循环的核心是统一国内的规则。中国是一个大国，地方差异很大，各地各方面的规则没有统一起来。即使是在同一省内，各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也不同。没有统一的规则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而没有统一的市场，就很难把我们的贸易总量转化成为规则。

近代国家比传统国家更加强大，一个原因是前者具有统一的规则，而后者则没有统一的规则。欧盟之所以强大也正因为有一套统一的规则。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通过规则的统一化来促进我们的内部大循环。统一的规则对市场经济和法治都至关重要。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而规则的统一又是法治的前提条件。

外循环则是中国规则的国际化。如上所说，中国规则的国际化绝对不是意味着中国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需要中国至少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在和现存国际规则接轨的同时改革现存不合理的国际规则；第二，制定内部规则的时候充分考量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关切；第三，要有意识地把庞大的市场力量转化成为规则。

如果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来看下一阶段的开放，我们可以提高开放的格局。开放不再是传统的开放，而应当是更广、更深、更高层次的开放。通过连接内外循环，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实现中国规则的国际化。

我希望，第三次开放始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要从RCEP迈向TPP，从学习规则到规则制定者。到2050年，我们必将成为人们喜欢的世界最强国。

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官方微信平台“IPP评论”

作者：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