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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让我永远不能忘记，他是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这是出于公心，但也有点“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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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1978年说起。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因父亲邱会作受到株连，在广东的部队度过了几年不自由的生活，1978年夏天叫我转业离开军队。按国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我可以回北京。但是上级通知，不准备那样安排我，并解释说，只是因为名额太少，但我可以回爱人的家。我爱人家在江苏无锡。
我想回北京，我的家人亲友多在那儿，是家乡，但我预感到期望是徒劳的。这些年来组织上对我的“安排”，事先都有周密的考虑，凡是有利的事，不会落到我的头上，而伤害我的事，都被说成是组织的“关怀”。这让我想起了这些年来我的经历：
1971 年10月初，我被抓起来，押到广州去办“学习班”，接受审问和批判。陪同外宾到访广州的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此事，说“要一视同仁，不要搞株连”，我才回到部队并“恢复工作”，在外表上看起来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之外，多了两条：一是按月有情况报告由保卫部门上送，二是没有让我离开过部队，也不许外边的人来找。
1974年全国“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广州军区掀起了抓“林彪死党”的风暴，军区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被揪，我也受到无辜的指责被关押了十个月。后来中央进行了纠偏，不允许打击面太宽，我才被释放了出来。
1975年我利用假期到河北农村看孤身一人被搞到乡下的才十六岁的妹妹，1978年到陕西大荔县看了正在那里监督劳动的近六十岁的老母亲，这些本是人之常情，可是反映到了部队，都受到严厉批评并警告“下不为例”。
我想这次如果能回到江苏无锡，可以让我爱人与她的家人团圆。她受我的株连被部队处理复员，不许回原籍无锡，而是被“安排”到了苏北江都县，这次她可以按家属的身份随我转回家。想到这些，我被迫答应了不回北京，唯一要求是，先回一次北京。因为我在部队除了军人日常生活的用品之外，作为家的用物，我一无所有。今后我不再过军旅生活，要到地方安一个家，总得到家里拿一些个人用品吧，如被子、床单等都要布票，别人结婚都是家里凑起来的，而我没有。
部队批准了我的要求，因为其他转业干部也都批了假，有条件的可以与地方通融、安排的好一点，有的就是回去休息一下、作点搬家的准备。
1971 年“九一三”时我家被抄了封了，于是我向上面写了报告。久等之后得到批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的。我到自己家里拿几件衣服被子，居然要中央批准，感到疑惑，后来才知道，汪东兴主管中央专案，办案人怕我从家里把什么东西拿出去，有碍于他们继续侦察破案，并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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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北京遇到了麻烦，全家的东西早就被总后专案组查封了。他们不肯给，说是虽然上面批了，但什么东西可以拿，什么不可以拿；是一次性全部给我，还是分批分期地给，他们要具体请示，这明明是刁难。
我把情况写信告诉了部队，久不见回复，打电话回去问，原来中越边境形势紧张，部队出发了。好不容易找到留守的一位副团长，答复我说，既然是中央批了，总后正在办理，你听他们的安排，安心等吧。
就在同时，他通知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事，我被安置到苏北的江都县农村一所中学里，这既违反了转业干部可以回爱人家落户的政策，也与我营级职别的安排不符。
我未婚妻1974年从军医大学毕业，被当成“有问题的人”在结业典礼那天宣布清理离队，押送到南京交江苏省革委会处理。因为她除了与我有恋爱关系之外，并无 “现行”，就按复员战士处理，本应回原籍无锡，但她父母受到批判后已从无锡下放到苏北东台县农村劳动，于是把她先临时放到南京一个单位的医务室工作。当她转正时，说了两条出路可选，一是断绝和我的恋爱关系，按大学毕业生转正为医生，留在南京。不然就到苏北农村基层，当工人编制的护士。他们说这是组织的爱护，并不违反政策。我未婚妻拒绝了“好的出路”要和我结婚，结果被分到了扬州地区县里的农村公社卫生院。天下毕竟是好人多，地区的人事部门接到这个棘手的事后，对我爱人非常同情，但又不能违反不许进城市的戒令，把她安排在离扬州仅十七公里远的江都县，而身份上，县人事局长以大学生当护士没有先例为由，安排她到县医院当了医生。
我没有想到，因我株连到爱人，不许她回城，然后再以让我转业到爱人家为名，放逐我到农村。当初我想转业回北京不成，退了一步，他们却进了一步，根据“政策”绕过来绕过去，陌生的苏北农村终被他们曲解成了我必须去的爱人的“原籍”。
当初，在转业干部会议上、在文件报纸上都说能安排照顾的要尽量地好一点。那么多农村来的干部被分进了大城市，而我来自北京，却要分到农村，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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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等候多时，个人东西迟迟取不出来，转业又不能回爱人原籍城市，我原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新的生活会来临，却没有想到株连远没有结束，我很沮丧。就在这时，我遇到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高我几届的同学安黎和叶小楠，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见到同学，非常高兴。安黎的父亲、原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刚从放逐地安徽回来，暂住在前门饭店，她们请我在那聚聚。言谈之中，我才知道她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难，其间，安黎和同时受到株连的北京大学学生胡德平结了婚。
她们听到了我的遭遇，非常感慨。安黎建议我给德平的父亲胡耀邦写封信，要求落实政策。胡耀邦刚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任了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主任，没有想到事情居然这么巧。
第二天傍晚，我到了北京东四的胡家住处。德平和安黎把我领到他们住的西厢房，德平是第一次见到我，但非常热情，问了我个人情况后看了我写的申诉信。我没有提任其他问题，只希望能按规定转业回北京或是到爱人家。他一边听一边说，到现在了还有此种整人的事，要把信送过去请他父亲看，叫我跟他过去当面说说。我跟随德平出了门口，我突然感到很自卑，我毕竟是一个被打倒的人的儿子，说我就不去了，回屋等吧。德平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他父亲和我父亲熟悉，不会有嫌弃的意思，但我还是返回屋了。安黎对我抱怨，你完全可以当面和德平爸爸讲讲嘛。我不吭气，等了一会儿，德平回来了，说他父亲一听就表示不应当这样，信他会批。
果然，胡耀邦于1978年9月27日对我的信作了批示：“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既把本人同父母区别开来，也把不同表现的本人加以区别。邱承光如分配北京不适合，我意可以分配去无锡，请你们考虑。”[注：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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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知消息后立即想告诉我的爱人，而且我还没有见过刚出生满月的女儿，想到江苏去看看他们并等进一步的消息。再说家里的东西也给了一些，我不想把它们拿回部队再从那儿转运回家，不如先直接运到江苏。我爱人听说了很高兴，因为这么高的主管领导有批示，落实起来应当没有问题。
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我想的那么简单。
11月16日，江苏省向国务院送上了报告，汇报了安置我的过程，认为是可以的，称“程光同志的工作，是否需要调整到无锡，请指示。”对于胡耀邦这么明确的批示居然会“反问”，其实就是不想办。他们也把这一想法通报了广州军区。
12月2日，广州军区向总政、国务院汇报了和江苏的协商情况，称“据说江苏省经国务院军转办写了报告，对邱承光的工作单位就不再变动了，我们意见程光暂缓报到，待国务院军转办明确后再定。”
12月4日，国务院军转办指示江苏。“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和本人的要求，程光同志可调整到无锡市工作，请你们再考虑一下，并将意见电话告我们。”
12月8日，江苏省回复国务院军转办：“……我们又研究了下，并报告省委领导，对程光同志的安置是可以的，不同意再作调整。”
为什么江苏省会持如此强硬态度？之后我了解到，原来是江苏认为，当初军队把这个“包袱”压给了江苏，事先没有商量，令他们为难，现在胡耀邦的批示让他们承担了“违反政策”的责任，再次叫他们为难，而军队倒成了好人，反而要江苏改正错误落实政策。他们不吃这个哑巴亏，要想重新安排，那就叫人离开江苏。
12月13日，国务院军转办向中央综合报告了以上的情况后说：“我们曾向江苏省建议将程光同志调整到无锡市安排，江苏省军转办多次研究并请示省委，认为对程光同志的安置是是可以的，不同意再做调整。据此，仍请军队动员程光同志去江都县工作。”在这个请示中，用了很多篇幅说明江苏这么作，是为了当事人好，是“关怀爱护”。
毕竟，我只是个人，他们代表组织，掌握着向上汇报的话语权。
12月19日，胡耀邦对上报的建议报告批示，“要向本人作工作，如实地把组织上的考虑告诉他，使他能理解这么办是组织上为他着想的。”[注：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
我急忙回北京赶到国务院军转办，他们说，江苏认为那样安排是对我最大的照顾。这话让我震惊，命运让我一生中接触了不少受过冤屈的人，他们都说，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诬陷时，办案人对他们总有一句话，“这是组织对你的爱护。”
我把情况告诉了德平和安黎，他们非常吃惊，叫我再写信申诉。
1月16日，胡耀邦再次批示，“到底安排到哪，由国务院军转办定，但是不许搞远隔离政策。”[注：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他的意思很明确，无论怎么安排，一定不许对我搞株连。
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批示了别人的申诉，都是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而对我，没有想到就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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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上级写信反应情况，被当成是蔑视基层组织“坏人告状”。我被立即叫回了部队接受批判，理由是任何人都得服从组织，否则就是违反纪律。显然这是对着我个人来的，很多转业干部对安排不满意，就写信或到相关部门通融，一些有关系的或是理由充分的，进行变动的不少。
我刚回到部队就被监视了起来，不许乱走乱动，准备听从处理，首先是在全团干部大会批判，让其他人看一看，不服从组织分配会是什么下场。
对我是什么组织处分？我想很可能是批评教育一下，予以警告。我没有违反任何一条纪律，难道我向领导干部写了信就是有罪？我没有想到，一场风暴开始了，给我定的“罪名”叫我大吃一惊，说是我不到越南参战，拒不上战场，这是要上军事法庭，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我被羁押在了招待所的一间小房子里，有如一个等待宣判的囚犯。之前，在我们这一批转业干部办理手续之际爆发了中越边境战事，我和所有转业干部一起向上写了决心书，要打好这一战再离队，但很快向我们传达了上级通知，本次已批准的转业干部一律不去越南参战。对我加上这个罪名，是要“一棍子打死”我。很快，这条罪状被军里的纪检部门否定，说没有依据。于是他们又抓我不请假久不归队，可是发现我的请假有人证明。他们又说我六个月没有交党费，自动脱党。我拿出了我回到部队领取工资后交纳党费的收据，他们强调那是补交的，强行退回了我交的党费。
部队里召开大会小会对我批判，我一遍又一遍地检讨也过不了关，一定要逼我承认自己是故意违反军纪犯法。这哪里还让我说话？只有认罪伏法逼人走上一条死路了。我深夜里偷偷跑到营房附近的水库边，想一死了之。我借着月光再看看相片中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和她们诀别。就在这一刹间，我突然想到，我撒手而去，妻子怨恨我，我只能下辈子当牛做马来报答她了，但是女儿长大以后，别人问起她，父亲是谁？她要整日遭受别人的冷眼，该多么可怜！谁也不能代替她亲生父亲的责任，为了幼小的生灵不受儿时丧父的委屈，我纵然受到千般折磨也要活下去！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先找了团里的领导，他们面有难色不吭气。我找到了师政委，办公室不叫我进，我就在他家门口，从白天等到晚上，久等之后他接待客人回来了。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放过我吧，我还有不满周岁的女儿。”他酒气冲天地骂了一句，“你比你的父亲还坏！”
我为了找条生路，只好再写信申诉，从师纪检委一直写到军，写到军区，还大胆地写给了中央军委。我发出信的三天后，师、军、军区的纪检部门陆续回复了，均称“你的申诉我们收到了，已交给你所在的部队党委处理。”此时我才发现，党的那么多检察机构没有自己的作为，只是为党委的行为作背书。
最后的时刻来了，部队召开了大会，说让我再当众作一次深刻检讨，就可以放过我，至少是可以结束这个折磨人的日子。好心的同志暗示我，只要做出“痛改前非”的样子，有正义感的同志们也好帮帮我，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为了她们，要逆来顺受。
我在大会上那样作了，流下了眼泪，但不是要痛改前非，而是对这些年来我受到的种种迫害而感到无比悲愤。
团长是我办转业手续后新上任的，和我没有什么恩怨，他在会上总结说，“个人是斗不过组织的，组织只有对的，永远没有错的。”他宣布了上级要求把我清除出党的决心。原来是先引诱你作了“反面教员”，之后再置你于死地。
然而，那些和我相处的政治处的同事战友们，却不这样看，会后他们反应强烈，没有他们在支部大会上表决，不可能开除我出党。但他们无力阻止，因为师党委根据党章的“上级可以直接处分下级党组织的党员”的规定，直接做出决定把我清除出党，立即离开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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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处分下达了，团里通知，已经把我的工资和供给关系结算了，已转到了地方，这等于是强逼我立即离队。就在这个我走投无路的时刻，我爱人来信了，说在农村就在农村吧，以前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我们只要人有口气，就克服困难活下去。
我打好了行装要走的时候，部队突然叫我暂缓。第二天，两名军区来的干部找我谈了话，问我对转业安排上有什么意见？我害怕再次挨整，只求能放我一条生路。当天晚上，一个战友偷偷找来，说军区来的人和以前不一样，不是只听领导谈我的“罪行”，而是找了批准我离队去北京办事的原来的团政委（他已调离了），看了同意我在京继续办事的副团长（已转业离队）留下的证明，还找了退了我党费的我的党小组长。
几天之后，军区来人又找我了，说，你向军委领导申诉的事实和对你处分决定的依据有很大的出入，你先安心学习，听候组织上的安排。你的事情中央军委领导知道了，很关心。
我急忙写信给北京我的同学耿志远，几天后他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看到了我的申诉信，叫秘书向国务院军转办了解情况后，认为还是要按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办，并于7月2日作了批示，“请洪达、希庚同志按落实政策不牵连子女的精神解决。”[注：耿飚批示件，存中央军委办公厅。肖洪达，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李希庚，时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耿志远还说，他父亲的习秘书也曾受过株连，很理解你的处境，他会尽力催办的。我还得知，我的朋友陈小津、宋扬之找了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请他对耀邦同志的批示的事过问一下。
半个多月之后，我接到江苏省委和军区发来让我到无锡市报到的通知时，真是百感交集。但部队有些人还是不服气，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临行前给了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抢先寄给了江苏。有了它，地方部门就不再按同级别干部安排，让我到了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工厂里。虽然事后军区复查我的案子时，发现了这个补加的处分，责成撤销。但部队并没有通知我和我所在的工厂，让我在两年的留党察看期内，只能在生产车间打杂。三年之后，我所在的单位才接到那个迟来的纠正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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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往事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再翻阅胡耀邦等领导对我的批示抄件时，还十分动情。在胡耀邦参与中央工作的六年里，可谓日理万机，却在百忙当中批示申诉冤情的部分群众来信两千多封，这其中就有我的两次申诉。
我要感谢胡耀邦，他不仅是关怀过我，更是关怀过无数的受冤屈的人。他不仅平反了冤假错案，而且阻止了新的冤假错案的发生。在当年“公审”之前的特殊气氛下，对我们这样受牵连的子女，有的人是想怎么整就怎么整，谁敢为之说话，但胡耀邦的批示让我们从无辜的株连中得到比较妥当的安置。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在受迫害的深渊中挣扎，深感纠正文革错误长期而又艰巨。历史常延续着原有的惯性，专案制度陋习更是如此！胡耀邦拨乱反正，常遇到阻挠，有些乱，他拨不动，纠不正，反而遭到忌恨。胡耀邦以平反冤假错案开始，最后自己倒陷入了困境。。。一些批判胡耀邦的人在文革中受过冤屈，此时却重新拾起他们曾经痛恨的文革手段，对待的正是解救他们摆脱冤案的有恩之人。
敬爱的胡耀邦去世二十年了，过早地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我一直怀念他。当我在写这段记忆，去寻找他的相关史料时，发现他的影像记录、文字文稿，都从公开发行的党的历史资料文献中很难找到，他的传记和对他的回忆至今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也很少。然而，当年他离开我们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自发地走上北京街头，排成数十里“人街”为他送行，之前这样的情境，只有“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才有过。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各新闻媒体和电影制片厂能把胡耀邦总书记的影像和当年人们送别他的历史瞬间还给人民，让敬爱他仰慕他的老百姓再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和那悲壮的一幕。
我要一生感谢胡耀邦，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尽管我认为他还没有出现在党史、国史应有的位置上，但他在人民心中那崇高的地位，谁也无法抹去。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 
发表于 2017-7-2 14: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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